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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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卡普·温伯格告知总统，他打算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珍妮·温伯格的骨质疏松症和其他疾病加剧了。部长干这项令人劳累不堪的工作已经长达7年。今年，在国会抵制温伯格关于增加预算的要求时，白宫却没有支持他，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总统本人对他依然没有二心，但是他同南希·里根的关系一直不大好，现在更加恶化了。这对本届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讲究实际的第一夫人认为温伯格对苏联那种始终不变的敌对态度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在温伯格和舒尔茨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和中，她越来越站在舒尔茨一边，这使温伯格很痛心。他是一个够格的演员，知道自己该在何时退场，于是他要求总统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
物色新部长没用多少时间。温伯格的能干的副手和亲密的知己威尔·塔夫脱是一个候选人。但是这项使命又一次落到弗兰克·卡卢奇的肩上。他在每一个国家安全部门中的表现都很出色，这使他成了最恰当的人选。塔夫脱则留任原职，当卡卢奇的副部长。
由于卡卢奇要去国防部，我觉得这是我争取重返陆军的一个机会。但是一天早上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华德·贝克在路上堵住我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后，这个机会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我们向总统提议让你来当国家安全顾问，”他说，“你愿意干吗？”
“霍华德，”我回答说，“在波因德克斯特下台之后，你不能再安排一位现役军官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头了。你会因此受到攻击的。”
“总统想任命谁就任命谁，”贝克说，“我现在问的是你愿不愿意干？”
拒绝总统的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事到如今，我再回陆军的希望反正也已经完全破灭了。我就说：“要是让我干，我会接受的。”
10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在白宫情况室开会。弗兰克和总统走进来，坐到我们中间。弗兰克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成了，他对你很满意。”总统本人从未对我谈起这项工作，从未提过任何希望，从未做过任何指示，事实上，他并没有亲自把这项职务交给我，也不曾就我担任这项工作对我表示祝贺。在白宫干了10个月之后，对此我也不觉得惊讶了。里根就是这么个人，他能信任我，我已经感到荣幸了。
1987年11月5日，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略带一丝秋天凉意的日子。我们排成一列走进玫瑰园。总统代表国民感谢卡普·温伯格使国家重新变得强大。他指出卡卢奇有足够的资格接替温伯格的职务。接着，他又宣布，科林·L·鲍威尔中将接替卡卢奇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阿尔玛和两个女儿都在场，但是令我热泪盈眶的是我儿子的出席。他从病床上爬起来，穿上套装，架着拐杖站在那里。这是他出事以来的第一次。
过去10个月来，我在担任副手期间，已经担负了大量的责任，所以我完全有信心做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把手的工作。我是里根任命的第六位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位被某些人称为政府中的“百慕大三角”。我决心做里根的最后一任国家安全顾问。我承认在感到骄傲的同时，还感受到一种压力，因为我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非洲裔美国人，必须努力工作证明自己是称职的。正如专栏作家卡尔·罗恩所说：“要想理解提升鲍威尔担任这项极其艰巨、要求极高的工作这件事的意义，人们必须记住，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以前，还有这样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在外交领域，黑人只能担任驻利比里亚大使和驻加那利群岛公使。”
在我被正式任命之前，还出了点麻烦。的确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反对让一名现役军官来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批评的人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海军上将，里根的首任国务卿、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把手的亚历山大·黑格以及以前在福特总统当政时期也当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本人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次采访时也说过，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应当由一位文职政界人士来担任。艾奥瓦州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哈金还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现役军人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法案若被通过，那对我可真是件头痛的事。
国家安全顾问一职本来无需参议院确认。但是，作为一名三星将军，不管出任任何职务都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才能保住我的军衔。假如我降为二星将军，那对我的任命就不必由参议院确认了。但是，我并不想为了在文职岗位上得到提升而甘愿降低军衔。这样一来，我的前途问题暂时悬而未决。
我的美国之路第十四章 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第十四章 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1987年12月18日，参议员萨姆·纳恩的秘书打电话来，要我明日下午一定要收看有线电视网C频道关于国会及其他事务的报导。当他所说的时间到来时，我的心情是又好奇又不安。自从发生伊朗—孔特拉丑闻之后，纳恩这位权力很大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极力反对让军官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到这时，我已经从那个副手的小隔间搬进了弗兰克·卡卢奇新近腾出来的那间地处白宫西翼一角的非常气派的办公室。希望在C频道上看到的事，并不是要我搬出这间办公室的消息。
第二天下午，我打开办公室的电视机，电视正在播纳恩的讲话。他一本正经地拖着长腔，慷慨陈词：“每一名军官都知道他的下一次晋升仰赖国防部长和五角大楼的那些高级将军，”纳恩说，“……担任这个职务的任何军官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对总统负责与自己的军人前途之间所固有的矛盾。任命一个军官担任这个高级的、敏感的职务还会引起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权的严重疑虑。”说到这里，纳恩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来一次例外呢？”提出这个问题后，他接着自己做了回答：“……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况。”他指出，里根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左右了，而且“我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局面”。我们需要连续性。因此，他愿意支持对这个特定的被提名人的确认。
“这位先生会不会让步呢？”电视镜头转向共和党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中的少数派高级成员约翰·沃纳。沃纳也说，让一名军人出任这个高级政治职务是一个坏主意，但是他以赞扬的口吻说：“这位优秀军官已经为国家和他本人争得了殊荣。”
纳恩提议批准对我的任命，接着参议院确认了对我的任命。没过几分钟，纳恩和沃纳就像恶作剧的小学生一样在电话中笑着问我是否喜欢刚才的表演。我当然喜欢。不仅把我作为一个例外是对我的褒奖，而且参议院还允许我在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务的同时保留我的三星军衔。
虽然我觉得自己能够担当这一重任，但是我这个军人的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却依然令我感慨万端。10年前，我穿着跳伞靴，咚咚地走在老行政办公楼的走廊里，去对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Z·布热津斯基说，我觉得我不够资格、也不愿意与他的工作沾边。而现在，我却担任了他和他之前的亨利·基辛格担任过的职务。我不再是什么人的助手或第二号人物了。我将直接同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这些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物一道工作。我将扮演法官、交通警察、训导员、仲裁人、消防员、牧师、心理医生，有时还有打手的角色。我不仅将对别人的观点加以组织然后报告给总统，人们现在还希望我拿出自己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判断来。我已经成了没有内阁官员头衔却有内阁官员地位的“要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有关纽约市新任文物建筑保护局局长吉恩·诺曼的报道。他就是在凯利大街上与我一道玩棍球的那个吉恩。自从30多年以前他参加海军陆战队以来，我只见过他一面。我邀请吉恩和他夫人朱厄妮塔——也是我们在凯利大街时的同学——到白宫食堂来与阿尔玛和我共进午餐。我们谈起了最近重新露面的另一个老伙伴托尼·格兰特。他现在是一位律师兼纽约怀特普兰斯公司的顾问。就在我们不停地笑啊、闹啊的时候，心中悄悄地涌起了一个想法：这一切当真发生在香蕉凯利那个小地方的一帮孩子身上了吗？
在餐厅里，吉恩注意到一件一直使我感到不安的事。白宫餐厅的服务员几乎全部是菲律宾人。这个餐厅是由海军包办的。我在五角大楼的服务员中实行了种族融合，但是以我的新职务，我对打破这里的垄断是无能为力的。白宫的引导员中也有同样的情形。他们全都是黑人，就连在正式宴会上做引导员的也都是黑人。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好像是到了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种植园，而不是在20世纪的白宫。这类工作实际上是父子相传的。它们受到珍视。引导员们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满意自己的处境。不，多谢了，他们不需要某位自命不凡的黑人将军为了实现种族融合而破坏他们的好事。
虽然对我的任命还没有得到正式批准，但是从11月18日弗兰克·卡卢奇到国防部上任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代理顾问的职责了。我上台刚两天，就在罗斯福大厅向一批奈特—里德报系的报纸主编介绍了尼加拉瓜局势。听众中有一位名叫雷金纳德·斯图尔特的黑人主编，他一直没有发问。到最后，他举起手问道：“作为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位黑人，你认为是否可能有人对你的工作进行暗中破坏或者绕过你的领导？”我好不容易掩饰住了我的惊诧，这位黑人兄弟是在问我是不是一个摆设！我一口气列举了下述一些事实：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工作了10个月，我处理过从军备控制到百慕大税收条约等所有问题，我直接同总统及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打交道。我既不能被破坏也不能被绕过。恐怕我的恼怒已经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两周后，我参加华盛顿的黑人智囊团体——政治研究联合中心举办的一个招待会时看见了斯图尔特。我走过去对他说：“喂！那天你为什么对我来了那么一下子？”
他顽皮地朝我笑了笑说：“这是那天在场的每个白人都在想但却不敢提出来的问题，所以我就替他们问了。”
12月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到华盛顿来，同里根总统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并签署销毁中程核力量的条约。中程核导弹的射程约为3000英里，介乎战术核武器与瞄准华盛顿、莫斯科、纽约和列宁格勒等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之间。中程核导弹是在欧洲发生战争时西方盟国和苏联人会互相发射的那种导弹。11月间，我和舒尔茨国务卿一起到日内瓦去商谈条约事宜，并为12月的首脑会晤作准备。舒尔茨是团长，在美国驻日内瓦使馆同苏联人举行会谈时也主要由他谈。我边听边观察围坐在谈判桌旁的人，从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看起。此人相貌英俊，一头白发，他的表情和柔声细气的讲话很像一位圣公会牧师。
我的眼睛不停地回到一个年纪稍长、又瘦又小、神情刚毅的军人身上。他就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还是苏军总参谋长，因而是苏联全体武装部队的统帅。在我打量这位苏联英雄的时候，我不停地倒拨脑子中的齿轮，仅仅一年之前，我还在指挥着第五军，而这个军的惟一使命就是打退阿赫罗梅耶夫的军队，特别是第八近卫集团军。而现在我是国家安全顾问，正忙着谈判一些应当使美国第五军和苏联第八近卫集团军变得无用的协议。
那天晚上，美国方面在美国大使官邸举行烛光晚餐，招待苏联代表团。趁谈话一度中断时，我俯过身去对阿赫罗梅耶夫说：“元帅，您想必是仍在服役的最后几位二次大战时的军人之一了。”此时距二次大战胜利日已经42年了。元帅点点头。“我是最后的马希坎人。”他说。我笑了，对他如此熟悉詹姆斯·库珀①感到惊讶。“是的，我这一代苏联人都读过库珀、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的作品，你们的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读过。”
①詹姆斯·库珀，18—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著有《最后的马希坎人》等小说。——译者注。
我问阿赫罗梅耶夫在战争年代都做过些什么工作。他说他17岁离开农庄参加红军。在德军包围列宁格勒期间，他的部队驻扎在离列宁格勒大约35英里的地方。那次包围持续了890天，单是被炸死和饿死的平民就有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