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5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埃运担纳纤径晕业墓ぷ鞑宦猓Φ钡泵娑晕冶救私玻挥Φ北澈笳摇５饷挥杏谩Ｎ虏窦绦种评陈陈蚣绦鸸治遥颐挥斜唤庵啊Ｈ欢ü庑┏逋唬业故谴釉己病だ陈拇实渲醒У搅硕砸痪淅匣暗男陆猓骸叭κ谷烁埽蔷缘娜υ蛉肥凳橇嗟摹！�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阿尔玛的母亲也于1972年故去。当我们跨入1984年的时候，阿尔玛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也不久于人世了。我的岳父约翰逊于1984年2月5日死在阿尔玛的怀抱之中，享年81岁。我们结婚之初，他对我这个女婿并不信任：是个当兵的，更糟糕的是，还是个西印度群岛人。到他去世前，我们的感情已相当不错，我能够与这位一本正经的老师亲热地开开玩笑，有时候还在一起喝上两杯，并且打趣地问他，我工具箱中的东西没有长腿怎么会跑到他的箱子里去。
处理岳父的遗产的责任由我承担起来了。我在伯明翰住宅四处翻找了一通，把他在抽屉、壁橱和地下室内收藏的各种枪支尽数收到一起。我把这些武器装到我的汽车的背箱内，拉回了华盛顿。负责国防部文件分发中心的吉姆·布鲁克斯是个枪支收藏家，他想看看我带回来的东西。吉姆对一枝0．38口径的史密斯—韦森手枪、两枝马格南手枪以及我自己的一枝很老的日本陆军步枪很感兴趣。他买下了那几枝手枪，最后只剩下那枝步枪了。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到停车场去，让他看看放在我的车背箱中的那件东西。吉姆仔细看了一下，说容他再考虑考虑，就离开了。就在我把枪放回背箱时，一辆巡逻车开了过来，从车上走下国防部的一名警官。
“这是你的车吗？”他问。
“是。”我回答。
“请打开背箱。”
我开始解释收藏枪支的事。
“请打开背箱。”那警察说。
我打开背箱，他看到的是一件即使在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时也已过时的武器。
“请跟我来。”他拿起我的武器后，这样对我说。
“听我说，我是鲍威尔少将，”我说，“我是温伯格部长的军事助理。”
“请跟我来，长官。”他想把我锁进带隔栅的后座，我不干。我像电影中那样对他说，我可以不作声地跟他走，但是要坐在前座上。
我们走进设在五角大楼地下室的警察局。一位巡佐坐在办公桌后面，已做好审讯人并向他们宣读“米兰达权利”的准备。我可没想到会有这一幕。突然，一位警察中尉出现了。
“将军，您在这儿做什么？”他问。
“我想他们要逮捕我。”我说。
“这事交给我吧。”他对那位巡警说。然后他转向我说：
“您可以回办公室了。我会让人把您的枪送还给您的。”
我回去后，我的秘书南希·休斯向我解释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来，五角大楼4层（那是空军的地盘）上有位警惕性很高的秘书看到底下的停车场上有两个人在摆弄一支步枪。恐怖分子！她立即打电话报警。聪明机智的南希听到风声，立即通知了一个叫库克“医官”的人。
国防部是由国防部长掌管的，但是这栋大楼却是由戴维·O·库克“医官”说了算。名义上，“医官”是负责行政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可实际上，他是首席大管家。楼上有人不好好干活，需要教训一下？去找“医官”。你是助理部长，想要一个本该有的专用洗手间？“医官”可以办到。你在有名气的滨河大门口的停车场找不到车位？找“医官”试试看。需要解救一位即将被警察逮捕的少将吗？“医官”可替你效劳。“医官”的权力大着哪，他是五角大楼的教父。像凯斯特这样精明的人，在“医官”面前也得甘拜下风。“医官”当过海军上校，对军队中的官僚机构了如指掌，他还当过律师，自有律师那样的心计和头脑。没有库克“医官”，五角大楼早上连大门也开不了，因为别人不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在“医官”和南希两人的安排下，我获释了，而且无需交保证金和保释金，也不必再受难堪。
我母亲去世前受了好多罪。5年前，她发生过一次心力衰竭。恢复健康后又患了癌症，不得不切除乳房。后来心脏病第二次发作。到最后，就像我父亲去世前那样，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纽约去。尽管她总是在受罪，可她的精神却从未颓唐过。当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她发出了牙买加人惯常的那种吸吮的声音，接着来了一个翻译不出来的“啾！”“啾，科林哪，你就把我放到外边，在我身上盖些常青藤，以后就甭管了。”我感谢上帝赐给我艾达·贝尔。此时她已经在我妈妈家寄宿了25年。我父亲患绝症期间，贝尔小姐帮过他。现在她在为我母亲做着同样的事情。我欠艾达·贝尔的情，今生今世也还不完。
莫德·鲍威尔于1984年6月3日去世。此前一周，我知道她快不行了，就开车带着全家回了一趟纽约，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探望她了。我的妻子和3个孩子对我母亲那种亲近之情，使我深受感动。孩子们全都称她“宝贝”，他们之所以挑选这个让人开心的称呼是因为她总是这样称呼他们。
父亲对我长大成人具有楷模性的影响，母亲对我的影响同样重要。我从她身上学到了终生受用的好习惯：勤奋工作，严于自律。她在失去工作能力之前从未停止做事。然而，虽然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她那全心全意的母爱却并未因此而稍减。我永远无法理解，她每天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做那么辛苦的工作，何以能做到使我姐姐和我从未有得不到母亲的百般照顾之感。父母是无法选择的，我有这样的父母，真是再幸运不过了。
葬礼在南布朗克斯区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那是我们家以前常去的教堂，现在已经被现代派接管了。以前对我是那么有意义的一切，那些画像，那些诗，那些礼拜仪式，现在全都变了。教堂现在采用新的礼拜形式，而且圣玛格丽特教堂这位年轻的现任牧师把现代风格发挥到了极点，他居然把上帝变成了一个没有性别的普通人。我知道我怀念往昔那些程式是感情使然，而不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但是，发现自己据以成长的信仰基石原来是可以移动的，却使我不能坦然。我母亲得到的是一次不分性别、低调而毫不隆重的安葬仪式。我不记得我听到牧师何时提到“上帝”一词。我低声自语：“别担心，妈妈。我们以后重新为你举行一次更庄重的仪式，因为你是不想这样离去的。”
卡普·温伯格是个狂热的亲英派。他的言谈举止，他的外貌，他那种永不道歉、永不解释的贵族派头，确有某种英国味儿，只有口音不像。正因为如此，部长在被邀请参加著名的牛津大学学生联合会辩论时，他抗拒不了这一诱惑。学生们请他去同牛津的一位名叫E·P·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对垒，题目是《从道义上说，美国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差别》。美国驻伦敦使馆的官员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恳请部长不要去。牛津大学的学生左得很，擅长口头攻击，而且谁的账也不买。使馆官员说，这样的辩论是不可能赢的；倘若输了，欧洲新闻界会做出一些令人难堪的报道。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是部长的坚定盟友和个人朋友，她也劝他三思。反对部长应战的人说，堂堂美国国防部长去干这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事情是不得体的。但他们的理由只是更加坚定了温伯格的决心。
我们于1984年2月27日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次日
凌晨抵达伦敦。温伯格还要忙一些别的事情。我注意到，飞行途中他只草草地浏览了一遍他的辩论讲稿。那天晚上，我陪他参观了牛津联合会的各个大厅，从历届首相的挂像旁走过。这些首相自己的辩论才能也是在这里锻炼出来的。我坐到为我准备的位置上，看着我的上司走上讲台，手里拿着2号铅笔阐述他的反方立场。这间座无虚席的大厅内的学生们就像古罗马剧场内等着看一名基督徒被扔给狮子的好戏的罗马人一样。汤普森教授是个大名鼎鼎的辩论能手。
在部里忙乱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长官原先当过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书籍评论家，还曾是一位酬劳颇丰的律师。他那天的发言十分精彩。“我请你们只想想一件事，”他在发言快结束时说。“今晚你离开这里，午夜不会有人来敲你的门。”他是以微弱比数获胜的。温伯格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从未见他像今晚这样兴奋。虽说在我们眼中他的胜利是明白无疑的，但我们还是预先采取了一点保险措施。牛津辩论的胜者是通过分别计数从正方出口和反方出口离场的人数来确定的。我们事先告诉我们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及秘书，一定要从反方的出口出去。
我知道，尽管温伯格外表很镇静，但是贝鲁特机场上的海军陆战队兵营被炸这一不幸事件使他深感痛心。我是在他交给我一份奇特的文件草稿时认识到此事使他所受创痛之深的。他要我看看这份东西，然后交给政府的国家安全班子传阅。温伯格把他当律师的智慧都用在对美国何时应该、何时不该向国外派出军队的分析上了。他上了诸如“隔离部队”、“军事存在”这类花哨字眼的当。原来这些字眼意味着使美国军队在没有明确使命的情况下处于危险境地。他反对以最糟糕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军队。他提出了决定美国出兵海外的六项原则。
温伯格的对头舒尔茨拒不考虑他的建议。我看到，这两个人不断发生口角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已经存在好几个月了。国务卿常常准备派出美国军事力量，甚至派到像黎巴嫩这样没人争的地方。如果你无需时不时地敲打某人以显示你的实力，那又何必在那里保持一支军事力量呢？他的对立面，即那个要对前去流血牺牲的军队负责任的那个人——温伯格，则主张只在至关重要的地区投入力量。
温伯格不仅要在政府内部推销他的指导原则，而且想在那年夏天作公开宣传。我们已开始考虑设立演讲台的可能性了，可是白宫负责竞选事务的工作人员禁止在总统选举结束前发表任何这类有争议的演讲。里根连任后，温伯格于11月28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讲话。我跟他去了，听他说明他建议“我们权衡在国外使用美国作战部队时”需要考虑的几条标准。（1）只有在我们或我们的盟国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才用兵；（2）如果用兵，一定得拥有取胜所需要的一切资源；（3）用兵要有很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4）做好在目标改变时改变用兵决定的准备，因为战争很少是一成不变的；（5）只承担那种能得到美国人民和国会支持的义务；
（6）用兵只能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一招。
简言之，要看国家利益是否受到威胁。如果是，那就用兵，而且一定要取胜。否则就别插手。
克劳塞维茨若听到他的建议，肯定会为他鼓掌。后来，在就派兵参战问题向总统提建议成了我的职责的时候，温伯格的上述标准成了我的实际指导原则。然而，在他发表这一讲话的当时，我很担心温伯格公开宣布的标准过于明确，很容易被潜在的敌人钻空子。
1985年5月，我接到邀请，要我在威廉—玛丽学院举行的后备军官训练团授衔仪式上讲话。从我站在纽约市立学院的阿罗诺维茨礼堂接受我自己的少尉军衔至今，已经是27年过去了。我今天为之授衔的学员之一是迈克尔·鲍威尔。当仪式进行到该我主持宣誓时，我命令学员们转身面向在场的父母和亲友。这一招是我从神枪手埃默森的退休阅兵式上偷学来的。轮到迈克上台时，他不仅得到了军衔，而且还得到了父子间紧紧的拥抱。这是个标志着子继父业的令人激动的时刻。在场的人中，坐在阿尔玛身旁的还有迈克的两个妹妹琳达和安妮玛丽。琳达是该学院二年级学生，安妮玛丽则即将入读该校。我开心地想，当年因拥有奴隶而深感不安的托马斯·杰斐逊一定会对鲍威尔家的孩子进入他毕业的这所学校接受一流教育表示赞赏。
刚被授予少尉军衔的迈克被分配到装甲部队，他想开一辆新车到诺克斯堡去接受该军种的基础训练。我试图说服他再等一等。因为他最终要到德国去，我认为最好到那里去买一辆欧洲车。迈克不依。他已经开够了捡我的那辆“富豪”了，特别是在经历了那次拖车事件之后。一天夜里，由他把方向盘，我用绳子在前面拖，就这样把这辆趴窝的“富豪”拖了90英里，从里士满一直拖到家。拖着车走真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迈克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