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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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文SERVECE一词，既有服兵役，也有做礼拜的意思，小孩把他母亲讲的服兵役理解为做礼拜了，故这样提问。——译者注。
我们过的舒适生活即将结束。我去越南的命令已到。那天我下课后回家时，看到当时已5岁的迈克骑着三轮脚踏车用两个轮歪着车身在做转弯动作。琳达在跟好朋友卡特的一对双胞胎玩。我喊叫着孩子们，飞快地把他们抱起来。这次分别将会比上次难得多。另外，战争已不再是我1962年渴望去经历的那种冒险了。如今我既是丈夫，又做了父亲。
我把这种念头撇开。托尼说得对。我们是职业军人，而越南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我开车把家属从利文沃思送往伯明翰。我不在家这段时间，阿尔玛和孩子们将住在那里。阿尔玛的姐姐芭芭拉离婚了。她们两姐妹及孩子们，共4个表兄妹，将一起租住在一所房里，离阿尔玛双亲居住的塔伦特镇约一英里半。我喜欢这个地方，它似乎让人放心。我也喜欢姐妹俩合付房租这一点，这样比较节省些。
我出发前几天，阿尔玛有个想法。我们当时住在新南方。过去4年来，公共膳宿设施一直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伯明翰最雅致的饭店“议会大厦”以其出色的餐厅引以为自豪。阿尔玛说：“咱俩去那里吃顿饭，我为你饯行。”那天晚上，我穿上第一次赴越南时买回来的最考究的香港西装。阿尔玛像往日一样时髦漂亮。我们进入餐厅时，看不到有别的黑人主顾。进入昔日的禁区，我们不是没有一丝胆怯的。但是，如果不去享受我们久已被剥夺的日常生活甘果，那些静坐、进军、法庭和议会斗争、殉难、消除种族隔离等等，所有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餐厅领班的引导下来到一张餐桌，受到殷勤的服务。
快吃完饭时，我递给阿尔玛一个信封。
“这是什么？”她问道。
“把它放好，以防万一。”
“什么万一？”
“万一发生什么事。”
信封里装的是万一我从越南回不来时该做的事。阿尔玛不是那种逃避现实的人。我有不少朋友——“潘兴步枪会”的伙伴、在盖尔恩豪森和德文斯堡时的好友、步兵高级训练班时的同学——都已经死于越南战争。我们在本宁堡认识许多陆军军人遗属。我们简单谈了我的愿望，例如，我想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然后我们又回到比较愉快的话题上来。
重返越南战场令我难以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美国国内的情绪。人们认为战争造成的损失似乎只是军人及其家庭的事，只是那些不幸卷入这场混乱战争的人的事。人们不像在其它战争中那样，把牺牲看作是为了共同目标全国应分担的事。作为职业军官，我愿履行自己的职责。可对于国内其他人来说，我们是在孤军奋战。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敌人坚信自己的事业，不管代价有多高都愿意付出，而我们国家却不是这样。后来，我们的政府又花了5年时间才把我们撤出来。
为了赶上午8时30分从伯明翰起飞的航班，我们不得不在天明前趁孩子们还熟睡时就起床。这次，我让阿尔玛开车送我到机场，但我只想让她把我送到停车场为止。我们在车里道了别。1968年7月21日，我又踏上了去越南的征途。
我的美国之路第六章 重赴越南
第六章 重赴越南
1962年所见过的西贡如今像是被巨人践踏过一般。过去满是人力三轮车的街道，而今挤满了吉普车、指挥车和军用卡车。以前美国存在不事声张的地方，而今到处都是美国兵。安静的夜总会已代之于嘈杂的酒吧，里面云集着以美军士兵为服务对象的酒吧女郎。这个迷人的，具有殖民地特点的首都四周环绕着美军兵营、指挥所、仓库、机场、医院，甚至还有军事监狱。如今的西贡已不再是东方的巴黎，倒更像一座美国大兵营。我迫不及待地想到内地去。
1968年7月27日，我到达德普，被分配到重建的二战时期的老部队第二十三步兵师，又称美喀师，担任第十一步兵旅一团三营的副营长。美喀师的师部驻在北部沿海平原上的朱莱，由此向南，坐直升机向内地飞行大约半小时就到德普。
大多数军队都是战争机器和官僚猛兽的结合物，而我们这只猛兽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作为副营长，我的任务是负责全营处于战备状态所需的一切后勤保障。因而我的职责包括往前线调集弹药、保障直升机有充足的燃料、将邮件发往部队等诸如此类一应事务。我的新上司，营长汉克·洛德中校，是一位好斗之士。我一到营里，他就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准备应付年度大检查。这项任务更适于和平时期在德文斯堡进行，而不适于战争时期在越南搞。不过，陆军对这项检查很重视。H·洛德想让我把检查准备工作中行政上的麻烦事都抓起来，他好抽出身来集中精力打仗。因此，当他在战场上领兵打仗时，我却留在德普，想方设法备齐消毒日程表、部队预防注射纪录表及其它没完没了的官样文章，准备接受检查。
我的处境有点令我想起半岛战役中的威灵顿公爵。传说威灵顿曾致函在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我们已清点了马鞍、马笼头、帐篷、帐篷杆以及陛下的政府认为我应负责的各类庞杂物品……不幸的是，有一个步兵营尚余总数为1先令9便士的现金琐账查无下落。另外，配发给某骑兵团的莓子酱罐数一直处于可怕的混乱之中……这使我不由地产生了现在的意图，即要求对给予我的命令作出澄清……1、是为了伦敦那些会计与内勤人员的方便在西班牙训练一支穿军装的英国职员队伍；2、还是，或者是为了想办法将拿破仑的军队逐出西班牙呢？”在越南准备应付年度检查时，以及在我后来的军队工作中，每当任务的目标被淹没在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之中时，我都会想起威灵顿的莓子酱罐。
德普虽远离越共主力部队，却不是世外桃源。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营房边上放着一个“康纳克斯”集装箱，就是用于运输重型装备或家具的那种。听说这个巨大的货运箱是我们的土造太平间，是用来盛越共死尸的，一直要放到我们想出处理办法为止。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营房里的气味，整天在55加仑容积的大桶里烧粪便，搞得整个营区散发着茅坑厕所的那种臭味，臭得几乎要把人熏晕过去。烧粪便这活和洗衣服、帮厨及其它粗活一样，也是由我们雇的越南人干的。雇工们忠诚与否据称是由当地村长们调查过的。可是，天晓得在德普基地里乱跑的人中有多少在夜间替越共做事呢，包括村长们在内。
我们经常遭伏击，有时还挨上几发迫击炮弹和火箭炮弹的轰击。从德普出去的路每天早晨都得先经扫雷才能通行，因为越共夜间可能埋设地雷。虽然五角大楼高技术专家们正构想设计超尖端扫雷器械，我们部队采用的却是最实在的土办法。士兵们把一辆载重5吨的自卸卡车装满土，驾驶员挂上倒挡，顺着路倒着行进。倘若碰上地雷，车轮可能会被炸飞，车尾也有可能被炸坏，但汽车通常却能再修复。用这种办法排除路上的地雷，偶尔我们也损失一两辆汽车，但很少伤及驾驶员。
除了要整顿德普的营区之外，我还得出去，确保战地部队同样做好年检准备。有好几个火力支援基地和着陆区——龙、里兹、雪佛——分布在我们负责的区域内。8月初，我乘一架直升机去龙着陆区检查。我听说那儿的伙食设施不合标准，结果却发现伙食差在龙着陆区的问题当中是最微不足道的。我并没有指望能看到像美国本土那样的整洁卫生。尽管如此，所看到的一切让我大为震惊。走出直升机时，我差点儿被着陆场地随处堆放的锈弹药绊倒。卫生等于零，武器肮脏不堪，设备无人管理，人员的军容举止邋邋遢遢。自从美国顾问首次大批进入越南以来已有7年，东京湾决议之后进行大规模集结至今也过去了4年，战争结束仍然遥遥无期，纪律和士气显而易见越来越糟糕。我下达命令要求龙着陆区必须恢复良好状态，并告诉军官们我会返回来检查命令执行情况，随后便前往下一个地点。
这些兵其实都是好兵。与我国历史上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曾经战斗、流血、牺牲的美国青年人属于同一类人。他们的勇敢精神和战斗技术并不差，可是，仗打到这会儿他们缺乏鼓舞和目的感。在国内，政府想在尽可能少给国家添麻烦的情况下进行这场战争，没有征召后备役，没有征集支持战争的税收。家境好的子弟利用上大学可缓服兵役这一条来逃避服兵役。总司令L·B·约翰逊本人在任期结束时也将卷铺盖回家。接受援助的南越盟军开小差的每年多达10万人。那位飞行员政治家阮高其，尽管在我第二次去越南时已降为副总统，但34岁就由空军司令当上了南越总理。他娶了一个年轻的民航小姐，俩人坐着他的专机在全国到处兜风。她也穿着和他一样的丝绸飞行装，拖着一条长长的纱巾。阮高其说过：“我只崇拜一个英雄，那就是希特勒……不过，这里目前形势十分严峻，一个英雄是不够的。我们在越南需要有四五个希特勒。”1968年，每周200、400，甚至于500名美国人为之而亡的就是这么一种人当权的政府。尽管这些美国人与在福日山或诺曼底牺牲的人结局相同，但却缺乏目的的崇高性。
在战场上冒着敌人的炮火艰苦跋涉在草丛之中的士兵们是没有时间去相互敌视的。可是在德普这样的基地，种族分裂却日益严重，这完全和60年代开始困扰美国的种族分化相同。德普基地内有几十名等候被送往战场上去的新兵和在越南服役期将满等着回国的人。对这两组人而言，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任务与共同的危险那种把人团结在一起的力量，代之而起的是种族摩擦。年轻黑人，尤其是应征入伍的士兵，认为这场战争若不是白人的事，就更不是他们黑人的事。这也难怪。他们回国后所得到的比白人更少。这一代黑人更容易被H·R·布朗的激情而不是被已故的马丁·路德·金的理智所打动。不过，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越来越憎恨当局为了达到危险而不明确的目的把他们困在这里。他们的头号目标是坚持下来活着回家。我住在一个大帐篷里，天天晚上都要挪动行军床的位置。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挫败打我主意的越共间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能排除本营内部有人想袭击当官的。
在德普，生活的钟摆不可思议，可以从重复出现的老一套一下子摆到十分棘手的事情上去。一天下午，我正派人把可口可乐和啤酒用直升机运往各火力支援基地（这是副营长每天不敢疏忽的大事），洛德中校突然发来电报说，他在里兹火力基地遇上一场恶战，需要增援。我叫来一架“轻装直升机”，即只保留UH—1型直升机骨架的直升机。机上没有座位，只有空舱和架在舱门上的两挺机枪。我让人装上5．56毫米步枪子弹和7．62毫米机枪子弹，贴着树梢出发了。将近黄昏时分，我们降落在里兹，之后赶紧卸下弹药。洛德面色阴沉，叫我把9名阵亡人员运回去。因为直升机在地面上易遭袭击，所以未及询问详情。这9名“在敌对行动中阵亡”人员（陆军以此术语取代了原用语“作战行动中阵亡”）被人用雨披裹起来装进直升机里。因起飞时光线昏暗，我重重地摔在舱板上，与9位阵亡的美国青年人摔了个脸对脸。他们不久前还健康结实地活着，如今却像木头一样被摞在一起。黑暗中，我们降落在后送医院，即陆军流动外科医院。帐篷里忙碌不堪，伤员不断从四面八方运进来。
打仗的人都逐渐处于一种保护性的麻木状态，这样他们才好继续干下去。那天夜里，我看到这块防御盾牌发生了裂痕。我们运来的尸体被从轻装直升机上抬进野战医院，确认死亡。医务人员将各个雨披打开，快捷地检查着，检查到最后一具尸体时，我听到护士发出一声惊呼：“啊，天哪，是……”最后一个是他们单位的一名年轻军医，前天刚自告奋勇到火线上去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哭起来。我转身离开，让他们去料理后事。
接下去还是搞数字统计，迎接年检。最后实际检查时，我们是由一位观察仔细但很公道的军官检查的，他是美喀师的监察主任C·温中校。我们营在全师得分最高。但我肯定，这一成绩对师部比对数着日子等服役期满的士兵更有意义。
1968年10月31日，约翰逊总统下令暂停对北越的轰
炸。对我们这些在地面作战的人来说，这种地缘政治把戏离我们像太阳黑子一样遥远。尽管国内全国上下为这场战争辩论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