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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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痛苦的现实。没有办法，我就只好把阿尔玛送回伯明翰她父母家，一个人留在布拉格堡。这一分别会格外叫人难过，因为我受训之后一走就是一年，而且阿尔玛这时已经怀孕。
在布拉格堡的头一天，碰见了我在德国盖尔恩豪森时的老朋友乔·施瓦尔，他当时在“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任职。乔和他的妻子帕特邀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饭。尽管我和阿尔玛心情沮丧，但能让阿尔玛认识一下施瓦尔夫妇还是一件美事。
施瓦尔一家有3个孩子，都不到4岁，住在一座三居室的两层小公寓楼里，热热闹闹。晚餐时我和乔津津有味地谈论米勒、“红脸”巴雷特等老战友的故事，阿尔玛和帕特也谈得来，他们的大孩子、二孩子在起居室里玩小汽车玩具，老三站在扶圈椅子里，以羡慕的目光瞅着他的两个小哥哥。
谈话自然转到了我们眼下如何安顿。我解释说只好把阿尔玛送回伯明翰。“噢，不行！”帕特说。她不让我们那么办，说我们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乔连声表示赞成，说：“你们当然可以留下。”可是他们一家5口人，已经够挤的了。阿尔玛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们不能添麻烦。”帕特坚持她的意见，说她自有安排，让老大和老二腾出他们的卧室，搬到老三房间睡帆布床，让阿尔玛和我睡在老大和老二的小木床上。他们盛情挽留，阿尔玛和我也不愿过早分别，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搬过来了。
施瓦尔夫妇的好心却给他们带来不痛快。周围邻居埋怨他们不该让黑人住进白人的家庭甚至共用一个卫生间，冲着帕特讲难听的话。帕特来自费城南部，心肠很好但性格刚强，把邻居的闲话都顶了回去。这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当时我们这一对新婚夫妻在绝望之中得到施瓦尔夫妇的善心搭救，这是阿尔玛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布拉格堡非正规作战中心的5周训练期间，我研究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史，研究了共产党人的战略战术，还努力学了几句越南话。我们回顾了美国卷入越南的经过，50年代，当法国人跟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交战8年而吃败仗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曾拒绝干预。越南分成南北两半，北方在胡志明领导下；南方建立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约定于1956年举行选举。南越总统吴庭艳取消了南方的选举，在共产党人的进攻之下，向肯尼迪总统求救，呼吁美国帮他抵抗“国际共产主义势力”。肯尼迪决定美国支持吴庭艳政权，派去了反暴乱顾问，这些人在当时很出风头。到1961年底，美国派去的顾问已达3205人。等我们这批人到达后，总人数将增加到1，1000多人。我们感到当时正是紧急关头，特别是1962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当时学校里纷纷传说，我们这批学员将立即调赴前线，到一个比越南近得多的地方跟共产党人作战。一天晚上我回家，发现施瓦尔已经走了，他所在的特种部队紧急战备，开往弗罗里达州的一个中间站集结待命。那几天，人们紧张得几乎心脏停止跳动。后来，两个超级大国从战争边缘退了下来，我们也按期结束了顾问训练班。
那一个秋季，施瓦尔和鲍威尔两家喜事临门：乔和我都提前几个月晋升为上尉。
12月初训练班结业，我为派驻越南而兴奋，准备告别刚结婚4个月的妻子和她正在怀着的孩子。我曾奋力在西德守卫自由的边疆。现在我要奔赴另一边疆，在地球的另一面投入同一场斗争。在1962年，这一切曾显得十分简单明了。
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告别了施瓦尔一家，回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等我去越南后，阿尔玛就留在娘家。这一城市位于“老南方”的心脏，对于黑人来说，它呈现出“老南方”所含有的种种威胁。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华莱士提出的“永远隔离”成了白人的战斗口号。伯明翰变成了种族之战的战场。民权运动高涨，以静坐和游行示威的方式，把抗议的矛头指向该市警察局长E·T·“公牛”·康纳。康纳则坚决要把黑人镇压下去，把煽动分子（包括黑人和白人）赶出去。尽管这时去那里不是一个好时候，也不是一个好地方，但让阿尔玛留在那里，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她的父母、姨妈姨父刚刚在伯明翰城郊一个安全的街区建了一幢新房，两家合用。有一间空房留给阿尔玛和将要出生的孩子。附近有一座天主教医院。阿尔玛产期住院很方便。万一伯明翰的种族定时炸弹爆炸了，阿尔玛的父亲，那个强硬的约翰逊老先生，在家里已贮存了不少枪支，都是他几年来从帕克中学的学生手里没收下来的。
我还记得在岳丈家的最后几天的复杂心情。阿尔玛和她妈妈从外面砍回一棵树，我们装饰圣诞树，提前过节，因为我的调令规定我必须在12月23日出发。假如上级让我过了圣诞节再走，我想那也不会影响冷战的局势，然而命令就是命令，无价钱可讲。大家提前交换了礼品，当我们打开我岳母的礼品时，我心中顿时感受到现实的严峻：那是一对小录音机，让我和阿尔玛天各一方时用来互通音讯。圣诞节前两天，我们互道再见，我自己一个人上机场，因为我不希望让别人看见我的感情流露。
在那最后几个星期，我对阿尔玛有了更深的了解。她是一个年轻女子，很快要当母亲了，而丈夫要长期出差，去一个遥远而危险的地方，她却能坚强镇定地对待这一别离。在认识我之前，阿尔玛从来没有想象过她会成为一个军人妻子。而到我出发时，我已知道她会是我这个军人的最完美的终生伴侣。
我从伯明翰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于1962年圣诞节上午飞抵西贡。
我的美国之路第四章 “获胜须得50万部队”
第四章 “获胜须得50万部队”
当兵打仗是怎么回事儿，我头脑中的概念全是从40年代的新闻片、50年代的故事片和60年代初的电视纪录片中得来的，而且战争总是以黑白两色呈现在眼前。越南之行，全然不像我原先所想象的那样。飞越太平洋时，我乘坐的不是拥挤不堪的部队运输机，而是世界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包机；到达越南后，我也不是冲出步兵登陆艇的艏舌门，涉过齐腰深的水登上海滩，而是住进了西贡已改作单身军官宿舍的雷克斯饭店。我走进的不是一个黑白两色的世界，而是一个亚热带都市色彩斑斓的世界。
据说，艾尔文·伯林在洛杉矶的棕榈树间度假时遇上一次热浪袭击，他突发奇想，写下了“白色的圣诞节”这支曲子。在这个潮湿闷热的圣诞日住进雷克斯，我同样有那种怪诞的感觉。当天晚上，与其他几位孤独的新来者在饭店的屋顶餐厅用罢晚餐，我俯瞰着图多街。这是一条颇有几分巴黎风貌的美丽林荫大道，身着白色制服的交通警察指挥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南越特有的三轮人力出租车。身穿丝绸长衣裤的时髦女士进进出出于精美的商店。夜风微微吹拂，耳边飘来自动唱机演奏的《月亮河》。可是，这支歌的歌词丝毫未能减轻我的孤独感。
第二天上午，查尔斯·M·蒂姆斯少将把我们召集到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司令部会议室作动员讲话，以振士气。我们为什么抛妻离子？为什么绕过半个地球到这里打仗？为的是阻止马克思主义蔓延，为的是帮助南越人民拯救自己的祖国不被共产主义接管。这是我们为家、为国、为世界各地爱好自由的人们所能做的最崇高的事业。我重又热血沸腾起来。当日下午，我们被拉到新山一机场美军管辖的一侧，领取野战装备、丛林作战服、丛林作战靴和钢盔，这些东西足以说明我们将奔赴何方。
在西贡进一步熟悉几天情况后，我将被派往南越驻扎在其北部地区的部队，担任第一师第三步兵团二营的顾问。该营编制400人，驻扎在越老边境热带丛林中一处叫阿寿的地方。此时正值雨季，去阿寿谈何容易。要不胆战心惊地坐30分钟飞机，就得步行几个星期才能到那里。天气恶劣使得飞机连日停飞，我越等越心焦。1月17日，我终于在广治上了一架海军陆战队的H—34直升机，机上载有南越军的补充兵员，一袋袋的大米和活鸡、活猪。我们在浓密的丛林上空时而猛冲，时而颠簸，穿过雷雨云层，最后重重地落在丛林中新开辟出来的一个简易机场上。飞行员大声叫喊着，让士兵们趁越共还没有朝我们开枪赶紧卸货。
我跳到地面上，环顾四周，觉得好像发生了时光倒流似的。一座用土石和木料建筑起来的要塞在炎热的阳光下熠熠闪光，要塞周围布满了火力掩体。倘无那绿色，阿寿倒颇合法国外籍军团的一个特点：姿态优美却胆小如鼠。我站在那儿自问，古罗马军团的军人想必在高卢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我到底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阿寿谷地沿越老边境附近南越北部狭窄地带蜿蜒而下，包括胡志明小道一段关键地带。这是我们的敌人——“越共”的主要补给干线。阿寿是通向老挝的4大堡垒基地之一，从那里可封锁人员和物资运往南方。谷地西侧为崎岖的山峦，东侧与一片茂盛的丛林相接。在那被三层树冠掩蔽着的某个地方，就有敌人在活动。
南越士兵快步走到直升机边开始卸货。一名美军士兵走过来，向我敬个礼，自我介绍说是威勒德·辛克上士。辛克领我穿过有刺铁丝网的大门进到围墙内。一名越南军官敬礼后伸出手，用勉强过得去的英语说：“武公孝上尉，二营营长。”武上尉是我的搭档，我就是给他当顾问。他身材矮小，30出头，宽脸膛，脸上总是带着动人的微笑。要不是一身戎装，我肯定会把他当成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而不是职业军人。
我们3人朝一座用竹子和茅草盖成的茅屋走去，这便是我的新居。里面有一张床，也是用竹子做的，摆在土地上，房内别无它物。一只硕大的老鼠嗖地一下从床下窜出来。“这是阿寿的希尔顿饭店。”辛克说。我把背包扔到床上，对武上尉说我想出去到周围看看。
在阿寿背后有一座山俯视着我们。我用手指了指，武上尉咧嘴一笑说：“老挝。”敌人几乎可以从山坡上滚石头下来砸我们，我问基地为什么要建在这么易攻难守的地方。
“很重要的前哨。”武上尉肯定地回答说。
“它的任务是什么？”
“很重要的前哨。”武上尉又说。
“可干吗要建在这里呢？”
“前哨建在这里是为了保护机场。”他指着海军陆战队飞机飞离的方向说。
“这里为什么建机场？”我问道。
“机场建在这里是为了给前哨提供补给品。”
在布拉格堡受训时，我就知道我们在这里的正式角色是什么了。我们是要建立一种“存在”，这个词听起来很深奥。说得通俗些，我们是要牵制越共，不让他们穿越阿寿山谷，到人口稠密的沿海省份去煽动叛乱。但武上尉的话道出了现实。阿寿基地在这里的确是为了保护机场，而机场在这里确实是为了给前哨营地提供补给品。
我即使花上近20年的时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弄明白我们在越南的经历，也未必能把越南问题解释得比武上尉在1963年1月那天所作的循环论证式推理更合乎逻辑。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所以……
我在越军部队中的第一个感觉是我犹如鹤立鸡群，是敌人优先选择的好靶子。越南人矮小纤瘦，尽管大多数已20多岁了，但面部光洁，看起来像孩子。他们似乎未受过任何训练，但都很用心听话。由于大都是应征入伍的，他们的感情藏而不露，表面上全都毕恭毕敬，至于心里想什么，我却不得而知。
在阿寿基地，我惊奇地发现越南山民一家家的住在这儿。他们是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游牧民族。此地少有越南人居住，只有这些山地部落和其他几个土著民族。我原以为素不喜受约束的山民会住在山里，而不是住在军营旁。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干什么，不过后来很快就搞明白了。
几周后，武上尉走进我的茅草屋，带来了我翘首以待的消息。我们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