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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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害，并且成为愈演愈厉的“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的先导，而他自己则成为比他更“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实行残
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本来，他的绅士阶级的积习在革命斗争中可以得
到彻底改造，达到新的境界。但是，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几乎始终是在城
市里渡过的；他没有从事过工农运动，也没有指挥过军事斗争，他的直接的
革命实践活动太少了。他长期从事上层领导工作，把他自身需要改造的那些
积习，需要解决的那些矛盾，需要扫除的那些弱点，统统掩盖了，保存下来。
他不仅始终拖着一个重病的身躯，而且始终拖着一个沉重的思想的包袱，蹒
跚而行。于是，当他被敌人俘获，身居囚室，回首往事，他的没有得到彻底
改造的绅士意识便强烈地表现出来。
《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过多的灰暗、伤感、颓唐、
消沉的情调。
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毫无疑义这是应当严肃批评的。但是，我们
不能把这看作是“叛变”，或是“晚节不终”。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
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认：“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
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份”；承认他“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承认自己“一点
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总
之，他老实地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无顾忌，没
有欺骗别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和盘托出，留待身后的人们去
品评是非功过。请问，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行为，算是怎样的“叛变”呢？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了“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这些话主要是由上述“历
史的误会”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闷情绪造成的。是不健康的。同时，
也应该看到这些话还包含着瞿秋白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及他在王明
一伙打击下所产生的苦闷心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多次说到他要“休
息”，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1931 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把持党中
央领导权以后。他说：“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
脑神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
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又说：“一
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
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
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他说：“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者了。”“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还说：“我当时觉得，不
管宇宙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
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对这些话，有人认为是对革命
的“动摇”是“否定自己”。从字面上看，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但要注意历
史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王明一伙把持的党中央，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动辄给反对者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置人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
他欲辩不能，只好沉默，不再思索，中央怎么说，他也就怎么说；但并非真
的没有疑问与思索，只是在敌人面前不愿说出，所以只说“心中空无所有”，
对中央路线“懒得过问”等等。这些话，止好反映了那时党内民主被扼杀，
党内生活窒息以及瞿秋白身受打击所产生的思想苦闷的状况，而不能证明他
对革命“动摇”，更说不上“叛变投降”了。
总之，《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
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乞求免死的念头。相反，《多余的话》
中多处可以看见的倒是热爱党、热爱战友，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勇
于承担责任和严于解剖自己，这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也是它的基调。
还应当指出，瞿秋白在狱中尖锐地批判过胡适，批评过三民主义①，
痛斥过蒋介石及其主子②，并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级军官进行过革命思想的宣
传③。瞿秋白对狱医陈炎冰④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的土
地革命、农村割据主张是正确的。他在赠给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下了这
样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白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只有躯
壳而无灵魂；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是一个不死的灵魂，与永恒的宇宙同
在。①据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宋希濂的回忆材料。
②③见陈农菲：《不倒的红旗》，一九六二年版。
④陈炎冰，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脱党，解放后重新入党。
象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对敌人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
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敌人正是从瞿秋白狱
中革命言行和《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才将他处死的。
1935 年8 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
所加的编者按语中说：“瞿（秋白）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
悔祸之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
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以前不畏刑讯，讴歌苏区；在写《多余的话》以后
拒绝劝降，从容就义。这一系列的行动说明，《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狱中
全部斗争实践中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一个环节。在《多余的话》中，瞿
秋白专门写了《告别》一章，一再向同志们亲切地告别；一再说他写的是“最
后的话”，这都只能说明他决心舍生赴死，而没有“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消
极动摇，叛变投敌”的意图。《多余的话》的基本内容是自我解剖，这个行
动说明他并非绝望地“消极等死”。他最后英勇牺牲同他就义前夕总结自己
一生，这两者之间没有无法解释的根本矛盾，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善于思索，追求真理这一特点和优点，瞿秋白一直保持到他被捕就义；
临终之际，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更加强烈突出了。《多余的话》和《未
成稿目录》，是他在这时高度思索的结晶。《未成稿目录》，是他准备写的文
学札记和自传性作品的题目。除了总名为《痕迹》的三十篇自传性作品外，
还有十篇《读者言》，包括对《阿Q 正传》、《水浒》、《野叟曝言》等今古文
学作品的研究札记。①他如果不牺牲得那么早，以他的天赋，勤奋和多思，
他写出的作品，应该而且必然比他生前所写要多得多。这四十个题目，也许
在有些人看来，它未免是“多余”的。我却以为，这一纸目录，凝结着多么
美好的向往，多么执著的追求呵！在临危的严峻《读者言》．1．“王凤姐”。
2．张飞与李逵。3．安公子。4．野叟曝言主义。5．“阿Q”。6．“阿Q”以后。
7．酒瓶问题。
8．。。 “不成话”。9．古汉文。10．翻译。《痕迹》：1．环溪。2．大红名
片。3．父亲的画。4．娘娘。5．宁姐（以上〈家乡〉）。6．黄先生。7．出
卖真理（以上〈北平〉）。
8．。。 “饿乡”。9．郭质生（以上〈第一次赴俄。〉）。10．丁玲和他。11．“生
命的伴侣”。12．独伊。13．误会（以上〈上海〉）。14．兰布袍子。15．庐
山（以上〈武汉〉）。
16．忆太雷（以上〈一九二七年年底〉）。18．“老爷”。19．忆景白。20．面
包问题。
21．夜工（以上〈第二次赴俄〉）。22．油乾火尽时。23．“做戏”。（以
上〈退养时期〉）。24．那松林的“河岸”。25．真君潭（雪峰）。26．只管唱，
不管认。27．淡淡的象（以上〈苏区〉）。28．逃！29．饿的研究。30．不懂
的（以上〈上杭〉）。31．得其放心矣（〈汀州〉）。按：原抄件无17。
时刻，生命的存在不是以年以月计，而是以日以时计，他却抱定宗旨，
排除俗念，开列了那么长长的准备著述的目录。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
精神难道可以被理解为“多余”的吗？①《未成稿目录》民二十四年夏汀
州狱中。
击破劝降阴谋
瞿秋白从被俘到5 月底，三个月过去，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
都没有从他口中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
强意志，这一点，敌人是看到了。但是，这样一位声望卓著，中外闻名，受
到人民爱戴的人物，万一愿意改变宗旨，对于巩固国民党独夫民贼的统治，
将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他们估计瞿秋白无论如何坚强，到了这身陷囹圄，
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会软化屈膝的。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以后，军统特务机
关即奉蒋介石之命，电令军统在闽西的部属协助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瞿秋
白。
随后，又从南京派员到长汀，诱迫瞿秋白投降，都被拒绝。于是，南
京伪中央党部的人员又到长汀作说客了。
5 月22 日，在瞿秋白《多余的话》竣稿的同一天，南京伪中央党部给
驻闽绥靖公署发了一道密电：
派陈建中同志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
刚刚过了三天，又有一道密电由南京拍到福州：
加派王傲夫同志偕同陈建中同志与瞿等谈话。
陈建中，当年二十四、五岁，中等个，瘦长脸，说一口陕西话。他原
是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1933 年被捕立即叛变。他与另一个叛徒、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杜蘅（杜甘棠）在西安“表演”①两个月，中
共在西安及陕西的党团地下组织，多被破坏。中统特务机关以陈建中“表现
突出”，于1934 年初将其调往南京，派他到伪宪兵司令部对被捕中共人员进
行“说服”（即策反）工作，又在中统南京“实验区”协同匪特对我党地下
机关进行“侦破”工作。不久，即正式调任中统局行动科干事，专门负责“指
导”对西北苏区的“特情工作和检查工作”，并在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
班”中讲授《说服工作》②。但是，陈建中毕竟是新近“转变”的中共叛徒，
匹马单枪对付瞿秋白，论才学、阅历、身份都嫌大大不足。所以，陈立夫随
后又增派了中统的另一个骨干分子王傲夫。①“表演”，指叛徒在敌人指挥
下，充当坐探、引线等，对我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活动。敌特机关据此考察
其是否死心塌地叛党投敌，为虎作伥。
②陈建中于1949 年全国解放前夕逃往台湾，曾任伪中央党部第六组主
任，主管对我“心战和策反”活动。1953 年在朝鲜劫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大
批战俘去台湾，就是陈建中的“杰作”。1975 年升任蒋帮伪“国民大会”秘
书长。
王傲夫，又名王书生，王杰夫。此人是吉林人，年约三十五、六岁。
北平燕大毕业后曾经研究过一段宗教哲学。在商震军中以清洗进步人士深得
陈立夫的青睐，先后充当中统训练科副科长、科长，并负责领导“中共自首
人员招待所”和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作过中共一些大叛徒的劝降
工作①。王杰夫出马，陈建中就成了他的助手。①王杰夫后来任伪中统局
设计委员、训练委员会主任、总督察、纪律审查委员会主席。解放前夕任国
民党大连市党部主任委员。
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对王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
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并布置王杰夫通过瞿秋白查明我党在上海、香
港地下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
王杰夫赴闽的头衔是“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王、陈途
经福州、厦门时，又拉上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和厦门市党部
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同行，于6 月13 日或14 日抵达长汀。
在与瞿秋白谈话前，王杰夫等人商定了一个劝降的方案，据朱培璜后
来交待：一是用亲属和朋友的情感打动瞿秋白；二是以中共中央干部中的叛
徒投降敌人以后所受到的所谓优待、重用的例子（如顾顺章）来对他进行“攻
心”。王杰夫傲慢地对这一群特务说：“我们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