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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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2— 54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2— 543 页。
④同上书，第543 页。
在文学译著上，瞿秋白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和朋友
们翻译的作品，事先都经过认真研究。他自己译的，总要仔细校订，反复修
改，力求符合原意。朋友们译的作品，他有时帮助修改，有时请译者自己慎
重校订。沈颖译了普希金的小说《驿站监察吏》，给瞿秋白看。瞿秋白很欣
赏这篇小说，劝沈颖慎重修改后再发表。沈颖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记下了这
件事。
朋友们之间在文学观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瞿秋白关
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沈颖不完全同意。他说瞿秋白是研究哲学的，对文学的
意见不一定对。沈颖不懂得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支配
于文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任何哲学观点的文学家是不存在的。郑振
铎热烈主张“文学为人生”。它比“为艺术而艺术”是一大进步，但他所为
的人生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圈。瞿秋白和郑振铎有过多次争论，提出了“文
学为谁的人生”以及从什么立场和思想出发来为人生服务的问题。他说：我
们的人生很浮浅，劳动平民才有丰富的人生，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才是真正
的痛苦。大家应该去了解劳动平民的人生，了解他们的痛苦和要求，使文学
为劳动平民服务。
四改造社会的呼声
北京社会实进会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
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千
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爱国反帝斗争。两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并
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
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变革，中国需要步入新时代。他说：
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样医
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
藏不住了。
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
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
的反动，《新青年》
《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
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第25— 2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
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梦；在帝国主义的残
酷掠夺和压迫下，这个幻梦注定要破灭。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实现政
治清明、经济繁荣和文化勃兴，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中国封建军
阀的统治，而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必须寻求新的指导思
想，即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的指导；那么，这个新的人生观和新的信仰究
竟趋向于什么呢？瞿秋白说：
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
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
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
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
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②
②同上书，第26 页。
伟大的五四运动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
活泼的局面，出现了学术文化领域的群星灿烂、万木向荣的空前盛况。当时，
形形色色的社团、学会、报刊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各种各样的思潮、流
派、学说竞相登台，交锋论战。在极短暂的时间内，从政治、经济、思想，
到哲学、文学、教育；从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到改造中国和世界问题的
大辩论，争鸣范围之广泛，讨论内容之丰富，斗争之尖锐，影响之深远，都
是中外思想史上所罕见的。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思潮的
大量涌入中国思想界。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主主义到当时西方帝国主
义鼓吹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从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
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到日本的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
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流派都涌上了中国的政治
思想舞台。
五四时代的青年，站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
人，对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吸收
着，大胆地议论着，但他们还缺乏足够的果敢把某一派学说当作自己唯一的
旗帜，即便已经对某一家学说有所偏爱，总又企望尽可能地对各家兼收并蓄，
要从各式各样的新思潮中提取他们认为最合适最理想的材料，构制出新社会
的蓝图。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样，为了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
为了使千百万象他母亲那样的好人免遭母亲那样的厄运，为了使一切人都幸
福康乐，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
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
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
胧的。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参与编辑的《新社会》旬刊（1919 年11 月1
日—1920 年5 月1 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新社会》旬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出面创
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座落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路西。这是一座素净典雅
的两层楼房。青年会每年夏季总要召集几百名学生到京郊的西山去举办夏令
会，“研究宗教，商榷人生问题”。
①民国二年（1913 年）举办夏令会时，有几名学生感到社会腐败，学
生应当做社会服务工作，为此首先应该组织起一个团体。由西山回到北京，
他们便在学生界组织了一个北京社会实进会，当时参加的会员约二百多人。
同年11 月开成立大会，正式制定会章，筹募经费。民国三年（1914 年）夏，
经北京当局批准立案，就在米市大街租定了几间房屋，充作会所，举办演说
会、儿童游戏场等。此后，该会会址屡经迁移，会员人数逐渐增多。
民国八年（1919 年）设董事会，聘请董事十三人，内中有四五个美国
人，其余多数是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并在社会上有些名望的人。会员以中等以
上学校的学生居多，内中也有教职员和毕业生。经会员选举产生的正副会长、
会计、书启、各部正副部长，组成职员会。1919 年夏秋，青年会准备用社
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给青年阅读的杂志，邀请了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
耿匡（济之）等人做编辑。他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办一个周刊，八开本十六
页，定名《新社会》。这时，职员会长是北京大学的梁栋材，瞿世英任书启，
耿匡、郑振铎分任编辑部正副部长，瞿秋白在编辑部工作。学务部有会员三
十二人，每周开演讲会一次，请附近的劳动群众听讲，并有露天演讲团，四
出演讲；调查部有会员八十人，分段调查北京贫民的生活状况，并办学务部
调查年长失学者的数目；游艺部有会员九十人，除指导儿童游戏外，还准备
组织新剧团；编辑部有会员四十三人，编辑出版《新社会》旬刊，并准备编
辑通俗丛书、通俗周刊；交际部有会员二十六人，主要从事募捐工作②。
社会实进会“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为宗
旨。”③这是因为参加该会的青年学生们“眼看着社会上种种腐败龌龊的现
象，想尽着各人的责任，起来补救一番，完全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
慕虚名，也不靠着‘他力’。随时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的事业。”④实进会
既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组织，其宗旨就不免带有基督教慈善救济事业的某
些色彩。但是《新社会》旬刊在瞿秋白等人主持下，远远突破了实进会的“社
会服务”、“改良风俗”的宗旨。
①《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 号，1919 年11 月
1 日。
②④《社会实进会现在的职员与各部工作的现状》。《新社会》第6 号，
1919 年12 月21 日。
③《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 号，1919 年11 月
1 日。
《新社会》旬刊
《新社会》编辑部成员，是在五四运动中集结起来的几个青年。他们
是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瞿秋白的远房叔叔）。
编辑部设在青年会，由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负责撰稿和编辑，
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
发行所设在南方匠营，由青年会的一位学习干事孔某担任经理。①①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1919 年11 月1 日，《新社会》创刊，《发刊词》说：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
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
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
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
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这显然是对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压迫
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恩格斯曾经说
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
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
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②。
《新社会》的编者们，当时似乎还不了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
资产阶级本质，而把它当作和社会主义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概念并赋予了
新的内容。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卷本第3 卷，第56 页。
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和延伸，既说明了当时知识
界的思想混乱，也反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新面貌。曾经身历其境
的瞿秋白对于当时思想界的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生动的论述：
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
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
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
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
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
趋向就不象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
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莫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
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
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
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
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
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
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
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莫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
——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
掉模糊影响的弊病。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第29— 3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
这种“模糊影响的弊病”，在《新社会》旬刊中找得到明显的表现。同
一个《发刊词》，当它按触到对于旧社会“怎样改造”、“改造的手段”时，
就立刻退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轨道上去了。《发刊词》写道：
“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