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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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人生没有未卜先知，倘能预测以后要从事杀猪卖肉的行当，求学之际，就该选择“中国屠夫学院”，苦心钻研开膛破肚、剔骨、剥皮的技艺，这样以后开店会更专业。即使不幸考上了北大，也不必每日“帮、旁、并、明、非、敷、奉、微”的瞎捣鼓，节约出时间，多与学三食堂的大师傅们亲近亲近，先取得感性认识，免得后来走了不少弯路，折了老本。
引镇中学有一位老师是鸣犊镇嘴头村人，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过几年俄语。大众场合，对党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修理地球多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他改行当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该老师讲课声音洪亮，地方口音浓重，同学们戏称“口头英语”，简称“口语”，讲起英语，假洋鬼子略知一二，真洋鬼子可听不明白。高考时我英语成绩之所以不错，是占了不要求听力的便宜。到了大学，这种哑巴英语很不合时宜，老师讲课，几乎不知所云，一度曾经灰心，所以选修日语，希望听、说、读、写从头学起。
有一位青海民族学院的进修研究生，叫程凯，日语很流利，现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他身患残疾，行动不便，北大对进修生又不解决住宿问题，这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我被其精神所感召，常常上课、自习帮其占座位，又通过同学关系在数学系帮他找到一张床位，而在日语学习上，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
我还认识一位日本人，叫菅健，来自东京大学，很有优越感。他研究中国文化，在学习上我们取长补短，我辅导他汉语，他教我学日语，顺便了解日本的风土民情。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尽管信仰不同，却非常投缘。一次，我鼓足勇气，问了他一些我在肚子里憋了许久的问题：
“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小日本鬼精鬼精，笑而不答。
“你到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学会了睡午觉。”
“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
“在日本赚钱，来中国生活。”
……
我愕然。
那时大学门槛高，尤其像北大这样浪得虚名的学校，每年在几百万毕业生中挑人，竞争之激烈绝不亚于诸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名校，学生们自幼就将脑袋削尖，过独木桥似的想尽法子往里边挤，即使万分之一跨进校门，也有许多条条框框约束着，丝毫也不敢懈怠。
如今高等院校大规模地扩招了，百分之六十的升学率，连我的母校——引镇中学，每年都要给高等院校输送一二百名人才。再看看扩招后的大学，只要父母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到高等院校转悠一圈，取得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好看而不实用。尤其一些民办院校，生源已非常艰难，更不会由于分数的原因而将怀揣大把人民币的莘莘学子拒之门外，几年下来，倒是成就了不少鸳鸯，满目的江郎。
四 求学生涯（7）
当然，我说这些，并没有诋毁民办院校的意思，应该说它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说的是，那时，大学竞争之激烈，百分之三的升学率，大部分学生在学校食堂—教室—宿舍三点一线式地忙碌着，生活圈子狭窄，学习、学习、再学习，枯燥而乏味，远没有如今的学生网吧、游戏、谈恋爱，活得洒脱自在，丰富多彩。
宿舍是我们的乐园。我们每个人都有绰号，我来自陕西，他们叫我“老陕”，也是“臭大”，广东的哑巴是“傻二”，北京的京片子叫“瘪三”，尖嘴猴腮的湖南人是“猴四”，大连的老白鸡是“麻五”，江西井冈山的白面书生叫“狗六”。每个人各有特点，傻二傻头傻脑，却傻人有傻福，而今已有两个儿子，是广东某县的实力派官员了。他最早背叛了南方，不吃米饭，喜食馒头、面条，满口潮州普通话，说话像吵架，打太极拳老师评价“有力”，吃饭便要死皇帝（吃饭叫“驾崩”），每日必品功夫茶，而且嘴皮子工夫日益见长，大家很惧怕噪音污染，希望他早日不会说话，所以叫他“哑巴”。他则偷偷地去掉了“口”字旁，据说在闽南话中“亚”“阿”同音，无形之中让这傻小子占了便宜；北京半壁店的小瘪三，说话总把舌尖翘起，故意混淆普通话与北京话的界限，然后嘲笑我们的普通话少盐寡醋；每天都要照无数遍镜子，拨弄几下吉他，唱一些忧郁的歌的猴四，对于别人都长胡子，甚至连女同学都有“络腮胡子”的绰号，而自己颌下却童山濯濯非常恼火；脸上时隐时现几粒麻点的麻五老白鸡酷似警匪片中的老大，当听心仪的女孩说他声音很有磁性的时候，经常在楼道里一展歌喉，唱一些跑了调、走了味的歌；以清词丽句著称的狗六，自喻为情种，到处拈花惹草，刚送走桂林大学的痴心女，却又迷住了北京四中一个很清纯的小姑娘，害得人家三天两头找上门来，自己却东躲西藏，免得落下拐带幼女之嫌。一代神人，“佛学大师”王伟正，大学四年，五载参禅，终未看破红尘，大彻大悟，不得不从最北端的哈尔滨，跑到最南端的广州，做起了城市的美容师；书贩子胡足青，我们班五大三粗的那个，在学校举办的拳击擂台赛上，一记勾拳，将对手打翻在地，老哑巴一伙唯恐天下不乱，台下拼命鼓噪“打死他，打死他！”他终于心慈手软，动了恻隐之心，如农夫与蛇，反被对手赶下了擂台。想不到他却早已把书香换作了铜臭，几个春秋下来，置了房，购了车，成为暴发户，大款一族。
倒霉的当属老白鸡，他刀子嘴豆腐心，嘴硬屁股松。他住下床靠门，晚上熄了灯，大家讲故事解闷，老白鸡捣乱，偏要唱一些乌七八糟的歌，扰乱我们的思绪，老哑巴一声呐喊，哥儿几个一拥而上，抓胳膊撴腿撕耳朵，把老白鸡抬将起来，一收一放，狠蹾屁股，直整得老白鸡哭爹喊娘，打躬告饶。
2003年11月，我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做客新闻会客厅，其间假公济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学校青石构筑的南大墙已然推倒，代之以充满孔方兄气息的商铺、门店，高大雄伟的理科教学楼群拔地而起，可昔日的老师，大部分已退休，尚有少数或定居海外，或远走他乡，早已是物是人非。短短十余年的光阴，变化尚且如此，那么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呢？世事变幻，果真难以预料。
在京同学，相约于北大勺园，《人民日报》的老崔，常年在北京，可工作繁忙，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学校了，开着一百多万的宝马，却找不着进校的路径，七绕八拐的，保安看汽车高档，才没有拒之门外。中国国际旅行社的老王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老陕，你真行，我也要向你看齐，准备下海了。”我说我差点儿被海水呛死，准备抓根救命稻草上岸了，如今“道不同，不与为谋”。据悉，他供职旅行社多年，客户、业务都很熟悉，这时下海，正是时机。留校任教的龙清涛、刘颂浩历经家庭变故，仍能处之若泰，一丝不苟地教书育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谢留文，温文尔雅，学者风范呈现无遗。
相比之下，自由撰稿人老白鸡已不敢相认，一顶帽子遮掩着已然脱光的头颅，昔日的风采未留下任何痕迹，坎坷的生活阅历已使至今仍孑然一身的他愈加世故、老到，也更显现出世态的炎凉。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匪气加才气，桀骜不驯的老白鸡！他曾给我写过一篇文章，发在互联网上，摘抄如下：
兄弟，我在这里
提交者：白色的鸟于北京时间2003—07—2723：43：57
我从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一张照片上重新见到你，也从没有想到十四年后你是这样的处境。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的一家户外大排档上吃饭，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即将开始的足球比赛，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一个朋友有些猎奇一样地提到了你的名字，然后说在网上看到了你在西安街头小店肉案上操刀卖肉的照片。我不相信地让他再核对一遍你的名字，每一个字的写法，以及新闻里有关你的一切。最后，我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你，我同宿舍的兄弟。
那天晚上我家乡的球队来北京比赛，我和家乡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了赛后的球员球迷联欢会，那些拥有一张灿烂的脸的孩子们忘情地追逐着他们心目中的球员，表情嚣张而肆无忌惮，我在他们身上隐约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整个热闹的晚上我都心不在焉地想着当年的我们，想着当年的你。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过这样放纵的表情。回到在北京的临时寓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拨号上网。我在电脑屏幕上又看到了你的照片，别人对我描述的那张。我的心脏在收缩，你的样子除了比在学校时更加苍老以外，其余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是你的手里拿着一把砍肉的刀。你的旁边，有一个女人在忙碌着，旁边的文字介绍说那是你的妻子．你和她一起租下了一间只有二十平方米的小屋，前店后家，日复一日地将一块块猪肉卖给附近的家庭主妇。文字还特别介绍说：因为你的信誉好，你的顾客很多是回头客。
四 求学生涯（8）
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觉得照片里的你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终于知道了你现在的具体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韦区镇汽车站以南：“眼镜肉店”。我恨不得马上跨过我们之间相距的十四年的时间鸿沟，在你身边大声地喊一句：兄弟，我在这里。
算来离开学校已经十四年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十七岁的我兴冲冲地拎着行李，只身一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时的样子。我办好了入学手续，推开北大三十二楼四零八宿舍，屋子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你孤独地在那里抽着烟，相貌与表情与我想像中的同学大相径庭，我险些将你当成是送同学上学的农村亲戚。我们两个人都是下铺，你靠窗边我靠门，有的时候是四足相对，有的时候是两头相抵。我从兜里掏出烟，扔给你一根，你像我在电影中见过的那些陕北农民一样，盘起腿坐到床上，将我扔给你的烟夹到耳朵上，冲我憨厚地笑了笑，面孔黝黑而牙齿焦黄。从此，我们和另外的四个兄弟一起，在这座当时号称是“才子楼”的灰色建筑物里住了三年，你还记得那时的时光吗？
所有关于西安的印象都是从你开始的，你告诉我你来自西安附近的长安县，一个闪动着历史青铜味道的地方。你叫陆步轩，相对我们这些被自然命名为什么“学军”、“爱国”之类的人，透露出一番不同，希求登堂入室的愿望一目了然。而你身上浓厚的旱烟味道和熏得焦黄的牙齿，是你那时的标记，像那时宿舍另一个同学铿锵短促的潮州味道的普通话，像我在走廊里经常响起的走调的歌声。
你是我们宿舍里岁数最大的一个，但是宿舍的事情你很少参与，你在自己身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宿舍里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抽烟，你抽的是那种用白纸卷起来的烟丝。我试着抽过，很呛，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慢慢了解了你的一些过去：你在第一年已经考上了西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当时你将通知书撕了，回炉苦读了一年，终于圆了自己未名湖的梦。你的家庭情况永远是心中的一个坚硬的核，谁也无法敲开它，同学了四年，我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刚入学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你和我两个人在未名湖边上散步，湖面已经冻得严严实实了，零星的几个人偶尔会从我们身边掠过，我在和你谈我写的诗歌，你耐心地听着，像一个宽厚的兄长，并不时纠正我的偏激。你顺带告诉我自己对于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热爱，表情宛若一个恋爱中的少女，我很少见过你脸上有过这样的表情，那些奇异的光芒，让我从此对你刮目相看。
日子就是这样朝前走着的，还记得吗？当我们怀抱作家诗人的梦想踏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给了我们当头的一声断喝：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和诗人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群情激愤地回到宿舍谩骂理想的流失。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迅速组建了诗歌、小说、评论等的小团体，我们给那些教授古代汉语和音韵学的老先生们起了各种绰号，并且理所当然地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自然地逃掉上午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