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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屠夫看世界-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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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公不作美,飘着濛濛细雨。去人事局找人,恐怕不好找,白白浪费时间不说,再淋个透心凉,不划算。反正有政协主席的颜面,事情已成定局,煮熟的鸭子,谅也飞不到哪儿去,也不急于一时半刻的。如此想着,便产生了惰性,呆在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星期一起了个大早,胡乱填饱了肚子,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到人事局时,还未上班,便耐心等待。八点半左右,工作人员陆续来了,打扫完卫生,慢条斯理地点燃香烟,泡杯香茗,悠悠地坐下。我这才唯唯诺诺地走近前,说明了原委。听完叙述,办事人员犹豫了片刻: 
  “这里有点情况需要沟通,这样吧,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 
  我起了个大早,赶了几十里路,等待了半天,就听到了这几句废话,心里有气,又不便发作。“也许具体办事人员真有苦衷,这岂是你一个才走上社会的毛头小伙子所能理解的。”心里如此想,便心平气和了许多,又回家耐心等待。   
  五 回乡征程(3)   
  如此反复多次,一天天地又过去了两个礼拜,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蹊跷,就又找政协主席。 
  “没事儿,都说好了的事,你先走,回头我再给你问问。”政协主席以为有老领导的威望,底气十足,满怀信心。 
  三四天后,我再去人事局时,话已经变了味。工作人员开始给我推荐别的单位,比如长安报社,县一中,二中等等,说我到了那里更能发挥专业特长。我反复强调自己是学文字的,与文学关系不大,教育系统目前不打算考虑。因为如果当老师,市内条件比县里好得多;至于报社是县级小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刚复刊不久,不足十人上班,恐怕不得长久(果然,在2003年全国清理整顿期刊杂志工作中停办了)。 
  后来辗转得知,在我即将被安排的节骨眼上,某科技副县长横空出击,将其亲戚安插了进去——政协主席毕竟年龄大了,退居了二线,再要出山,绝无可能,当今世道,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比得上副县长正值当年,前途无可限量!不懂这些,能在国家机关、要害部门混?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人事局方面始终守口如瓶,而挤掉我的人恰好是我中学的同学,毕业于西安某三类学院,分到城建局后,工作安稳,收入不菲,数次在同学之中炫耀有权倾一时好亲戚撑腰云云,让人不敢小瞧于她。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需要人,但是没有编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弄清指标、编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进计经委时,没有编制,可是半年之后,又陆续进来两人,人家说是带指标的,顺理成章地进入机关。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干部,国家照顾,带指标还能说得过去,而另一位却与我一样,是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最初的分配不满意,拒绝上班,在家里呆了半年,后来忽然有了指标。我至死也弄不明白,国家的政策非为我一人量身定做,应该一视同仁,怎么执行起来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这其中必有猫腻。 
  县人事局的意见,要么无法安排,退回市里,要么服从分配,去县计经委,由计经委再分配。我觉得从西安市回到长安县,又折腾了二十多天没有结果,再被退回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于是无可奈何,选择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实践证明,这是我人生选择的又一次重大失误。若干年后,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为生计所迫,拿起屠刀,街头卖肉,还真让某些人齿冷了。 
  几经改制,计经委变成了大杂烩,既有机关建制,又有事业编制,还有企业人员。当时流传,机关是金饭碗,事业是银饭碗,企业是泥饭碗。而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到了这份上,如出槽的肥猪,提起来一吊子,放下去一摊子,只有任人宰割了。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人员,为以后的下岗、下海埋下了伏笔。 
  计经委所属企业,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在“土法上马,大办工业”的思想指导下,盲目兴办的工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没有规模,缺乏竞争力。计经委党委办公室李副主任曾经讲过一则笑话,从一个侧面恰切地反映了当初建厂时的情况。 
  长安钢厂在筹建之处,资金缺口较大,不能形成流水线,好几道工序必须交叉作业,这样既浪费资源,又费工耗时。技术人员以为不妥,要求县上追加资金,完善工序。此事汇报到时任工业建设总指挥的张常委面前,张常委大手一挥: 
  “苞谷地里套豆子不照样高产?就这么办。” 
  可谓“活学活用”,许多县办工厂就是在“苞谷地里套豆子”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不足。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相对匮乏;企业勉强能够维持;一旦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很难立足。 
  可惜的是,我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轻气盛的我,雄心勃勃,抱着成就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未学会“游泳”的情况下,过早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以后道路的坎坷多舛。 
  单纯从名称上看,计经委似乎牛皮哄烘,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既抓经济,又管计划。其实,在全县几十个部门中,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大杂烩。它分南北两院,北院负责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行政事业编制;南院名义上管理经济,事实上权限只能管理不足二十户县办企业,而且大部分亏损,资不抵债,有行政、事业、还有企业编制。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计划那块日渐衰微,经济这边更是朝不保夕。记得有一年,单位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临近春节,每人借了三百元过年。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儿时看电影,能从人名或者相貌上分清敌我;我去计经委时也是觉得名字挺唬人的,未做深入了解,以致追悔莫及。近几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改名,不可否认,一些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原来的名称的确名不副实了。可更多的则是在高等院校放低门槛,大规模扩招之后,招生、学生就业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改名以增加生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民办高校原名“××培训学院”,招生很难;几乎难以为继;请教高人之后;更名为“××大学”,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一夜之间;门庭若市;不得不在报纸上刊出“名额已满;请勿再报”的启事,实则换汤不换药,锅里依然下的是那几粒米。   
  五 回乡征程(4)   
  无独有偶,一些不法厂商,挂着羊头卖狗肉,冒用、混用知名品牌、商标,大发不义之财。一次买“喜之郎”果肉果冻,回家却发现是“喜三郎”,其包装与“喜之郎”一模一样,连笔的“三”与“之”可以乱真。别人扔过来一支香烟,以为是“中华”,受宠若惊,好几元钱一支,是卖十多斤肉的利润,可想它该是如何香醇。抽着,味道却很一般,自以为“中华”也不过如此,但仔细一瞧,原来是“中萃”,繁体的“萃”和“华”十分接近,连我这个学语言文字的,若不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有时还真难区分。洒家嗜酒,常喝几元一瓶的烧刀子、二锅头、老白干。央视黄金时段广告“五粮液”,其包装深印脑际。一次过年回家,看商店柜台赫然摆放着“丘粮液”,与“五粮液”神似,便买了一瓶,回家孝敬老父,老父以为儿子出门摔了个大跟头,拾了一块金砖,发了大财。父子对饮,辣辣的,呛呛的,末了,父亲说: 
  “我看这几百元一瓶的国宴酒也上头,与跟头酒差不多。”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李鬼的板斧虽是冒牌货,但与李逵的家什酷似,有他黑爷爷的威名,行人焉有不惧之理?!   
  六 工作历练(1)   
  我是1989年9月13日赶到计经委报到的。 
  缘何不迟不早,选择了这个时间上班,这其中另有隐情,如今,事过境迁,说出来也不怕贻笑大方。按规定,15日之前报到,可领全月工资;15日之后则只能领半个月薪金。我家穷,确实在乎这半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区区三四十元,也就是官们、款爷的一两包烟钱,但却能够我家一个月的日常开销。倘14日去,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拖到15日,岂不有冒领半个月工资之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背后遭人指指点点,非谦谦君子所为。 
  我人被留在计经委机关,关系却下放到其下属企业——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有个专用词汇称作“借调”,顾名思义;先“借”后“调”;事实上则是只“借”不“调”。领导许诺;关系下放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有指标;马上调入机关;并且给财务科写有手令:享受机关干部的全部待遇。事后看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领导的官不大;仅是个乡科级;可事稠、健忘,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说过的话;承诺的事顷刻就不记得了。如果追着领导的屁股;反复提醒;万一将领导惹恼了;一句“我说过吗?”当时落个大红脸。况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几年之后;领导另谋高就;新官上任;来个新人不理陈事;你一个破借调人员如何硬气得了! 
  这是命,冥冥之中由上苍主宰。可能是屠夫转世,杀孽太重,也可能是祖上风水欠佳,冲撞了哪位神灵,降下这等罪责。 
  我报到的当天,就被安排到“党员评议试点工作组”;到距离县城十里之遥的杜曲镇长安造纸厂参加党员评议工作。 
  记得读过一则幽默,喜剧大师卓别林老前辈,惊闻法国举办“看谁更像卓别林”大赛;急赶去报名参加;结果荣获第二名;就是说有人比卓别林还卓别林。 
  我的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并非党员,至今也不是。让一个民主人士去参加党内的活动,并对先锋队员们品头论足岂不成了笑话。但小地方的人们行事就是如此怪异,即使现在,党员学习开会也非把我拉着不可,不去不行,还要签到。用领导们的话说: 
  “难道你不想向组织靠拢。” 
  也有这种可能,我到单位报到后,虽然单身,容易凑合,但总不能睡在撂天地里,解决住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计经委没有条件。把矛盾先转移给企业,给单位一个缓冲的余地,免得措手不及,使领导颜面无光。果然,五十多天后,“民主评议”结束;我回到了单位;被安排到了老家属院的门房;做起了兼职门卫。 
  长安造纸厂是计经委的龙头企业,有职工五百余名,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安装上马了长网纸机,主要生产70克、90克凸版纸、课本纸和胶版纸,产销两旺。其时,某县长从外地带来了一位厂长,听说是造纸方面的行家里手,想安排到该厂。当时造纸厂的王厂长虽然是供销人员出身,可在造纸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一时难以更换。当然,如何过渡,这是领导们考虑的事,咱们为百姓的只能或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地摇旗呐喊。在机关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点,要口紧,该知道的,迟早都会知道,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打听,不能克格勃似的,四处活动,传递小道消息,惹人烦。反正“民主评议党员”结束不久;王厂长就被免职了;至于与“评议”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妄下结论。总之;造纸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伍了;后来又改制、承包给个体经营户经营;再后来就彻底关门停产了。 
  当时,计经委主任是部队上的一名转业干部,对开会情有独钟。所以,计经委会多,不断地掀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张思德,学赖宁……的高潮。大家的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他依然在那儿慷慨陈词,喋喋不休。工作热情有余,章法不足,兴之所至,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同志们背后称之为“二杆子”。我作为一名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想见工作如何忙乱。 
  这位领导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在此之前,计经委作为县上国民经济最主要的管理部门,其主任理所当然地升任为常务副县长,而他却例外,先被调到县政法委任书记,年龄大了,退到了人大当副主任,又与主要领导意见不和,提了不少意见,涉及部门、人员众多,打击面过大,有的意见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状子递到北京,在县委门前张贴小字报,破坏安定团结,被揪住把柄,告以“诽谤罪”“文革作风”,关进了班房。临近退休;丢掉了公职;后半生没了着落。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碰见他;已憔悴得不敢相认。 
  记得有一次,轮我安全值周,主任带班。睡到半夜,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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