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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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公不作美，飘着濛濛细雨。去人事局找人，恐怕不好找，白白浪费时间不说，再淋个透心凉，不划算。反正有政协主席的颜面，事情已成定局，煮熟的鸭子，谅也飞不到哪儿去，也不急于一时半刻的。如此想着，便产生了惰性，呆在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星期一起了个大早，胡乱填饱了肚子，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到人事局时，还未上班，便耐心等待。八点半左右，工作人员陆续来了，打扫完卫生，慢条斯理地点燃香烟，泡杯香茗，悠悠地坐下。我这才唯唯诺诺地走近前，说明了原委。听完叙述，办事人员犹豫了片刻：
“这里有点情况需要沟通，这样吧，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
我起了个大早，赶了几十里路，等待了半天，就听到了这几句废话，心里有气，又不便发作。“也许具体办事人员真有苦衷，这岂是你一个才走上社会的毛头小伙子所能理解的。”心里如此想，便心平气和了许多，又回家耐心等待。
五 回乡征程（3）
如此反复多次，一天天地又过去了两个礼拜，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蹊跷，就又找政协主席。
“没事儿，都说好了的事，你先走，回头我再给你问问。”政协主席以为有老领导的威望，底气十足，满怀信心。
三四天后，我再去人事局时，话已经变了味。工作人员开始给我推荐别的单位，比如长安报社，县一中，二中等等，说我到了那里更能发挥专业特长。我反复强调自己是学文字的，与文学关系不大，教育系统目前不打算考虑。因为如果当老师，市内条件比县里好得多；至于报社是县级小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刚复刊不久，不足十人上班，恐怕不得长久（果然，在2003年全国清理整顿期刊杂志工作中停办了）。
后来辗转得知，在我即将被安排的节骨眼上，某科技副县长横空出击，将其亲戚安插了进去——政协主席毕竟年龄大了，退居了二线，再要出山，绝无可能，当今世道，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比得上副县长正值当年，前途无可限量！不懂这些，能在国家机关、要害部门混？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人事局方面始终守口如瓶，而挤掉我的人恰好是我中学的同学，毕业于西安某三类学院，分到城建局后，工作安稳，收入不菲，数次在同学之中炫耀有权倾一时好亲戚撑腰云云，让人不敢小瞧于她。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需要人，但是没有编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弄清指标、编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进计经委时，没有编制，可是半年之后，又陆续进来两人，人家说是带指标的，顺理成章地进入机关。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干部，国家照顾，带指标还能说得过去，而另一位却与我一样，是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最初的分配不满意，拒绝上班，在家里呆了半年，后来忽然有了指标。我至死也弄不明白，国家的政策非为我一人量身定做，应该一视同仁，怎么执行起来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这其中必有猫腻。
县人事局的意见，要么无法安排，退回市里，要么服从分配，去县计经委，由计经委再分配。我觉得从西安市回到长安县，又折腾了二十多天没有结果，再被退回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于是无可奈何，选择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实践证明，这是我人生选择的又一次重大失误。若干年后，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为生计所迫，拿起屠刀，街头卖肉，还真让某些人齿冷了。
几经改制，计经委变成了大杂烩，既有机关建制，又有事业编制，还有企业人员。当时流传，机关是金饭碗，事业是银饭碗，企业是泥饭碗。而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到了这份上，如出槽的肥猪，提起来一吊子，放下去一摊子，只有任人宰割了。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人员，为以后的下岗、下海埋下了伏笔。
计经委所属企业，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在“土法上马，大办工业”的思想指导下，盲目兴办的工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没有规模，缺乏竞争力。计经委党委办公室李副主任曾经讲过一则笑话，从一个侧面恰切地反映了当初建厂时的情况。
长安钢厂在筹建之处，资金缺口较大，不能形成流水线，好几道工序必须交叉作业，这样既浪费资源，又费工耗时。技术人员以为不妥，要求县上追加资金，完善工序。此事汇报到时任工业建设总指挥的张常委面前，张常委大手一挥：
“苞谷地里套豆子不照样高产？就这么办。”
可谓“活学活用”，许多县办工厂就是在“苞谷地里套豆子”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不足。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相对匮乏；企业勉强能够维持；一旦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很难立足。
可惜的是，我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轻气盛的我，雄心勃勃，抱着成就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未学会“游泳”的情况下，过早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以后道路的坎坷多舛。
单纯从名称上看，计经委似乎牛皮哄烘，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既抓经济，又管计划。其实，在全县几十个部门中，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大杂烩。它分南北两院，北院负责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行政事业编制；南院名义上管理经济，事实上权限只能管理不足二十户县办企业，而且大部分亏损，资不抵债，有行政、事业、还有企业编制。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计划那块日渐衰微，经济这边更是朝不保夕。记得有一年，单位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临近春节，每人借了三百元过年。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儿时看电影，能从人名或者相貌上分清敌我；我去计经委时也是觉得名字挺唬人的，未做深入了解，以致追悔莫及。近几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改名，不可否认，一些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原来的名称的确名不副实了。可更多的则是在高等院校放低门槛，大规模扩招之后，招生、学生就业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改名以增加生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民办高校原名“××培训学院”，招生很难；几乎难以为继；请教高人之后；更名为“××大学”，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一夜之间；门庭若市；不得不在报纸上刊出“名额已满；请勿再报”的启事，实则换汤不换药，锅里依然下的是那几粒米。
五 回乡征程（4）
无独有偶，一些不法厂商，挂着羊头卖狗肉，冒用、混用知名品牌、商标，大发不义之财。一次买“喜之郎”果肉果冻，回家却发现是“喜三郎”，其包装与“喜之郎”一模一样，连笔的“三”与“之”可以乱真。别人扔过来一支香烟，以为是“中华”，受宠若惊，好几元钱一支，是卖十多斤肉的利润，可想它该是如何香醇。抽着，味道却很一般，自以为“中华”也不过如此，但仔细一瞧，原来是“中萃”，繁体的“萃”和“华”十分接近，连我这个学语言文字的，若不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有时还真难区分。洒家嗜酒，常喝几元一瓶的烧刀子、二锅头、老白干。央视黄金时段广告“五粮液”，其包装深印脑际。一次过年回家，看商店柜台赫然摆放着“丘粮液”，与“五粮液”神似，便买了一瓶，回家孝敬老父，老父以为儿子出门摔了个大跟头，拾了一块金砖，发了大财。父子对饮，辣辣的，呛呛的，末了，父亲说：
“我看这几百元一瓶的国宴酒也上头，与跟头酒差不多。”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李鬼的板斧虽是冒牌货，但与李逵的家什酷似，有他黑爷爷的威名，行人焉有不惧之理？！
六 工作历练（1）
我是1989年9月13日赶到计经委报到的。
缘何不迟不早，选择了这个时间上班，这其中另有隐情，如今，事过境迁，说出来也不怕贻笑大方。按规定，15日之前报到，可领全月工资；15日之后则只能领半个月薪金。我家穷，确实在乎这半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区区三四十元，也就是官们、款爷的一两包烟钱，但却能够我家一个月的日常开销。倘14日去，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拖到15日，岂不有冒领半个月工资之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背后遭人指指点点，非谦谦君子所为。
我人被留在计经委机关，关系却下放到其下属企业——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有个专用词汇称作“借调”，顾名思义；先“借”后“调”；事实上则是只“借”不“调”。领导许诺；关系下放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有指标；马上调入机关；并且给财务科写有手令：享受机关干部的全部待遇。事后看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领导的官不大；仅是个乡科级；可事稠、健忘，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说过的话；承诺的事顷刻就不记得了。如果追着领导的屁股；反复提醒；万一将领导惹恼了；一句“我说过吗？”当时落个大红脸。况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几年之后；领导另谋高就；新官上任；来个新人不理陈事；你一个破借调人员如何硬气得了！
这是命，冥冥之中由上苍主宰。可能是屠夫转世，杀孽太重，也可能是祖上风水欠佳，冲撞了哪位神灵，降下这等罪责。
我报到的当天，就被安排到“党员评议试点工作组”；到距离县城十里之遥的杜曲镇长安造纸厂参加党员评议工作。
记得读过一则幽默，喜剧大师卓别林老前辈，惊闻法国举办“看谁更像卓别林”大赛；急赶去报名参加；结果荣获第二名；就是说有人比卓别林还卓别林。
我的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并非党员，至今也不是。让一个民主人士去参加党内的活动，并对先锋队员们品头论足岂不成了笑话。但小地方的人们行事就是如此怪异，即使现在，党员学习开会也非把我拉着不可，不去不行，还要签到。用领导们的话说：
“难道你不想向组织靠拢。”
也有这种可能，我到单位报到后，虽然单身，容易凑合，但总不能睡在撂天地里，解决住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计经委没有条件。把矛盾先转移给企业，给单位一个缓冲的余地，免得措手不及，使领导颜面无光。果然，五十多天后，“民主评议”结束；我回到了单位；被安排到了老家属院的门房；做起了兼职门卫。
长安造纸厂是计经委的龙头企业，有职工五百余名，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安装上马了长网纸机，主要生产70克、90克凸版纸、课本纸和胶版纸，产销两旺。其时，某县长从外地带来了一位厂长，听说是造纸方面的行家里手，想安排到该厂。当时造纸厂的王厂长虽然是供销人员出身，可在造纸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一时难以更换。当然，如何过渡，这是领导们考虑的事，咱们为百姓的只能或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地摇旗呐喊。在机关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点，要口紧，该知道的，迟早都会知道，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打听，不能克格勃似的，四处活动，传递小道消息，惹人烦。反正“民主评议党员”结束不久；王厂长就被免职了；至于与“评议”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妄下结论。总之；造纸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伍了；后来又改制、承包给个体经营户经营；再后来就彻底关门停产了。
当时，计经委主任是部队上的一名转业干部，对开会情有独钟。所以，计经委会多，不断地掀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张思德，学赖宁……的高潮。大家的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他依然在那儿慷慨陈词，喋喋不休。工作热情有余，章法不足，兴之所至，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同志们背后称之为“二杆子”。我作为一名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想见工作如何忙乱。
这位领导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在此之前，计经委作为县上国民经济最主要的管理部门，其主任理所当然地升任为常务副县长，而他却例外，先被调到县政法委任书记，年龄大了，退到了人大当副主任，又与主要领导意见不和，提了不少意见，涉及部门、人员众多，打击面过大，有的意见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状子递到北京，在县委门前张贴小字报，破坏安定团结，被揪住把柄，告以“诽谤罪”“文革作风”，关进了班房。临近退休；丢掉了公职；后半生没了着落。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碰见他；已憔悴得不敢相认。
记得有一次，轮我安全值周，主任带班。睡到半夜，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