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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屠夫看世界-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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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临近毕业,本专业名义上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十六名,事实上,除了上海某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汉语专业外,全国其他高校都不设此专业,就是说,研究生基本上要从本班二十一人之中产生,而报考者只有五人,就是说只要外语、政治通过,专业课不存在问题。但我考虑到自己年龄偏大,家中经济困难,主动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了就业。 
  经过十多年的填充,中国各行各业已经基本告别了人才青黄不接的时代,大学毕业生也不再是前几年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就业形势已经严峻,但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北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相对还比较乐观。春节刚过,系里就陆续传来就业信息,有北京的,也有外地的。学校负责毕业生分配的老师预计:供需基本平衡,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的起落。 
  吃了这粒定心丸,同学们的情绪安定了许多,利用毕业前有限的光阴,一方面做好毕业论文,另一方面,多学点知识与技能,为走上工作岗位作最后的充电。   
  四 求学生涯(11)   
  毕业前的一段时间,每天学习文件,讨论总结。闲来无事,我们写了一首校歌聊以自慰,歌词大意是: 
  那年我们求学来到这里边 
  古老的校园有新潮的青年 
  讲座报告天天有,广告飞满天 
  于是我们欢呼 
  敬爱的北京大学亲爱的中文系 
  燕园永远是乐园 
  读书太多就去争取自由民主权 
  归来方觉世界并非那么宽 
  抓紧时间匆匆忙忙赶快去把恋爱谈 
  棋牌麻将随你选 
  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大学四年一晃就要快过完 
  面对毕业分配我们都不知应该怎么办 
  四处推销没人要只好去考研 
  于是我们来到了久违的图书馆 
  临阵磨枪一条心 
  稀里糊涂过了关 
  最后我们相约荡漾的未名湖畔 
  点燃一支红塔山 
  回忆过去的好时光时光一去不复返 
  回忆过去的好时光大家一起朝前看   
  五 回乡征程(1)   
  许多年来,我一直羞于提及这段尘封的历史,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自己从云端跌落粪坑,一身的猪屎味儿,走到人前都惹人生厌,倘若再如阿Q一般,炫耀祖上如何风光,既不能被赵太爷称作“老Q”,又招不来吴妈的青睐,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岂不于事无补,徒添烦恼。于是声言自己是文盲,不识字的人尚能杀猪卖肉,这样一来不会遭人耻笑,二来还认识秤,会算账,偶尔还能开张发票、收据什么的,字也写得不赖,自学成才似的,人们便会另眼看待,儿子走在大街脸上也风光: 
  “看他爸,没上过学,还会做生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 
  “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一生之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就在这不经意间翻过去了。仿佛做了一场梦,梦境醒来还在起点,就这样,梦境被彻底击了个粉碎,各种努力都告枉然。绝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不得不面对现实,在皇帝脚下绕了个大圈子,旅游了一圈,打道回府。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第二次分配。此前,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往年,用人单位纷纷涌进学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面对面地交流,倘不满意通过学校还可以调整。如今,各用人单位视学生如同毒蛇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有找上门的道理? 
  在中国,二次分配,意味着毕业生的个人能力退居其次,把家庭背景、社会交往推到了前台。一鞭子吆回地方,如我这般山村穷小子,亲戚朋友不是扛锄头、镢头、铁锨的,就是拉架子车的、推手推车的,两眼一抹黑,与上流社会八杆子也挨不着,想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还找不着路径哩。 
  西安市人事局拟将我分配到市教育委员会,由市教委再分到莲湖区教委,然后再到某中学教书。父亲的意思,当教师是良心账,不操心,少费神,一年还有两个假期。但当时老师的地位低下,社会上盛传“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宁为×××,不当孩子王”,“傻的像博士,穷的如教授”,连驰名中外的叶老先生都是“满脸菜色”,脑体倒挂严重。我与王珍芳老师商量后认为,倘为孩子王,还不如当年就上了师专,省却不少费用不说,教起书来也更专业。现在名牌大学毕业,应该成就一番事业。 
  我把不想去学校的意思委婉地告知了西安市人事局,希望人事局能够看在名校毕业的分上,网开一面,重新安排。 
  “那你自己联系吧!”市人事局一位处长发了话。 
  在以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穿行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凡是与专业沾边的单位挨个去找,重点是原来进京有过用人意向的单位。每次碰一鼻子灰回来,总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再努力一次,也许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可是几十天下来,瞧得上眼的单位,要么没有指标,要么人满为患,就连一个郊区的广播电视局也告知: 
  “代表单位来欢迎,个人前来概不接待。” 
  一家省级行政单位与我接触多次,初步同意接受我,还有意考察我的文字功底,让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其内部刊物上。因我当初的派遣证是开往西安人事局的,需要通过省人事厅和市人事局交涉,该单位人事处处长让我先回去。 
  “组织上的事,需要单位出面协调,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处长说,还领我与宣教处长见过面。那时,“组织”二字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我以为万事大吉,回家耐心等待。约一星期后,估摸着该有眉目了,于是满怀喜悦之情赶到该机关。 
  “协调未果,很抱歉。”处长神情怪怪的,说完随手拿起一份文件,装模作样地翻阅起来,不再多言。 
  亏得当年未进成大机关,否则李真似的,禁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沦为阶下囚也未可知,真到那时,欲杀猪卖肉而不得也。 
  还有一家省级钢铁企业,我得到用人信息,急急地赶去,却是为子弟中学招考老师,其他岗位并不需要文科大学生。 
  “如果愿意,先试讲。”企业效益好,门槛也高,人事处长趾高气扬。 
  “倘教书用得着来企业,娘希匹。”我最烦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公仆,芝麻粒似的官,放在今天,不照样也得下岗。看到人事处长傲慢的神情,我窝了一肚子火,扭头就走。 
  省级单位协调很麻烦,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市级机关也凑合。通过熟人关系得悉,西安市即将升格为计划单列市,许多部门都要跟着齐步走,可能有进人的机会。这回汲取了一个月来的经验教训,托了关系,找了路子,客请了,礼也送了,但某局方面始终不肯明确表态,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事情就这么耗着。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也或许是礼轻人意也轻,香未烧够,搬不动大佛的缘故吧。 
  表姐早我几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在附属医院工作,表姐夫是一家军事院校的老师。在西安跑工作期间,我早出晚归,就借宿在他们租住的小屋,时间长了,很不方便,尽管他们每次都笑脸相迎,热情有加,可我觉得事情悬而不决,久拖下去不是办法,很无奈,也很无趣。   
  五 回乡征程(2)   
  多方努力无果,表姐夫找到他的一位老同学。其当时为一乡党支部书记,在省委党校脱产学习。这位同学道出了实情:不必白费劲了,上峰有精神,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接受劳动锻炼。 
  可悲的是,在当时的非常时期,离校匆忙,我竟不知在西安还有个北大陕西校友会。多年以后,很多校友,包括现在北大校友会陕西分会秘书长、西北政法学院王鸿信老师,在谈论起这件事时唏嘘不已,责备我为何不在校友会寻求帮助,却一味依赖个人奋斗。要知道,“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报国无门,走投无路,我请求市人事局将我改派到长安县。 
  “想好了,下去以后可不要后悔。”市人事局那位处长说话意味深长,话中有话。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人才济济,而长安不过是个下属县,弹丸之地。我榆木脑袋,鬼迷心窍,一时不能领会处长的弦外之音,心想长安是生我养我的家乡,说不定到了小地方能有大用途,正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建设出力。于是,我不假思索,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长安县的。 
  到长安县人事局报到的第一天,我一山村野小子,见识浅薄,加上第一次独自出门办事,傻乎乎的,不清楚办事程序,也不知道应该找谁,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就冒冒失失地推门而入: 
  “同志,同—志,同——志!” 
  里面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同志在闭目养神。我连喊三声,嗓音提高了两个八度,不知是我称呼有误,引她反感,还是她正在修炼一种高深内功,进入无物无我的境界,眼睛都未眨巴一下。我怕打扰了她的清修静养,更担心触怒了公仆,引来一顿臭骂,赶紧隐身退出。 
  我的书读痴了,变成了猪脑子,不会脑筋急转弯。按常理,官僚主义的当头棒喝,我应该及时幡然醒悟,回过头来重新找市人事局的那位处长,打躬作揖,磕头下跪,也许他会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分上,收回成命,如果那样,也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天生的牛脾气害了我,认死理,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有人说,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碰过几次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世故了,老到了,圆滑了,也就成熟了。我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事到如今不用说头破血流,简直是血肉模糊了,牛脾气仍未见改观,我还是过去的我,正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真没办法。 
  毋庸讳言,长安县并没有我十分对口的专业,即使省、市,除了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专业对口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到了这步田地,专业不专业倒放在一边,找个落脚之地乃是当务之急。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能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捧上铁饭碗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文字作为一种工具,说话或写文章,把意思表达准确、清楚、漂亮就可以了,一般人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又有什么实在意义?北大在专业设置上,一直沿用传统套路,本科生专而不宽,走向社会学非所用居多,尤其文科学生。当然,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保留传统专业优势无可非议,国粹的继承,文化的发展依然不可或缺。建议北大将诸如中文系汉语专业等部分社会应用面窄、又具有传统学科优势,不能撤销的专业改成本、硕、博连读,为一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定向培养专门人才,免得弟子走向社会,用非所长,四处碰壁,于弟子无益,更辱没了母校的名声。 
  八舅爷的一位老乡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年龄大了,到县政协当了主席。父亲把八舅爷请来,说明来意,政协主席倒挺热心,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去县城建局,闲人不搭话,径直找局长。 
  “老领导来了,好说。”城建局长很爽快。 
  末了,政协主席又给人事局打了电话,看来没有问题。几十天的奔波总算有了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一时高兴,一起上街,喝酒、吃饭。当然,政协主席等人与我等非同等档次,推说有事,告辞走了。 
  下午去了一趟人事局,主办人员不在,让明天一大早来。八舅爷眼睛不好,在县城又没有亲戚,人生地疏,住宿困难。我与父亲便一起陪着八舅爷,回了老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公不作美,飘着濛濛细雨。去人事局找人,恐怕不好找,白白浪费时间不说,再淋个透心凉,不划算。反正有政协主席的颜面,事情已成定局,煮熟的鸭子,谅也飞不到哪儿去,也不急于一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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