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漫话-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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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说法尤多。郑玄以为“大序是于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魏王肃、唐孔颖达都说序是子夏作品。《孔子家语注》说：“子夏所序诗义，今之《毛诗序》是也。”《毛诗正义》说：“诗三百十一篇，子夏所序。”唐魏徽认为序是子夏、毛公、卫宏合作。《隋书·经籍志》说：“先行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又加润益。”范晔认为《诗序》是东汉卫宏所作。王安石说：“《诗序》者，诗人所自制。”程颐以为小序是国史作，大序是孔子作。苏辙《诗经传》说序是孔子弟子、毛公、卫宏先后合作。郑樵《诗辨妄》则斥“《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言，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以上九说，归纳起来，比较有根据而有影响者约有三说：一、子夏作。二、子夏、毛公、卫宏合作。三、卫宏作。
按子夏作序的传说，前人多不相信，他们的理由是：第一，子夏是孔门传诗的人，《汉书·艺文志》有记载；至于子夏序诗说法，不但经传无明文，而且毛公也未提及。第二，《毛诗》和鲁诗、韩诗传授之原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子夏；然《毛序》的释诗，和鲁、韩很不相同。如《汉广》，韩诗以为‘悦人也”，《毛诗》则以为“德广所及也”。《柏舟》，鲁以为卫宣失人作，毛则以为“言仁而不让也”。《诗序》如果是子夏所作，决不会和鲁、韩相差这样远。第三，子夏的学生有不少人住在鲁国，齐、鲁人既然传授予夏的《诗经》学，一定也传授他作的序。为什么传齐、鲁诗的人都不知道有序，只有赵人毛公能得到序？第四，《毛序》和《毛传》解释诗意，往往不同或互相矛盾，如“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毛传》谓“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可是《序》说：“德如丝梢耘溲伞！苯馐汀熬淤衫希斌橇臁保睹匪担骸澳苡刖淤衫希艘司幼鹞唬⒎！笨墒恰缎颉匪担骸肮食氯司拢沃ⅲ擞刖淤衫稀！奔偃纭缎颉肥敲龅模换帷白韵辔レ迦绱恕薄�
据上分析，子夏或毛公作序之说，都不能成立。那么现存的《毛诗序》，到底是谁写的呢？我认为它是汉人的作品，可能就是东汉卫宏所作。《后汉书·儒林传》说：“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为《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在范晔以前，晋陆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也说：“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卫宏作序之说，不但《后汉书》有明文记载，而且陆璣说的和他差不多。他们说卫宏“作”《毛诗序》，指的是他自己作的，而不是修改或润色前人之作。他们说：“善得风雅之旨”，是对卫宏作序的评价。范书说：“于今传于世”，是范晔亲眼看到卫宏的《诗序》，不是一种猜度的话。再从《序》的内容来看，有一部分话是因袭《礼记》的，有一部分是根据《左传》、《史记》的，可见作序的人，必出于以上诸书流行之后。从《序》的文字看，语言平易浅近不同于孔子、卜商时代言简意赅、提纲式的《春秋》和《论语》。吕思勉说：“哀窈窕之‘哀’字，乃‘爱怜’之义，魏晋间人多如此用，汉人用者尚少，先汉更无论矣。知《序》之著于竹帛，必在东汉时也。”他这几句话，确是一针见血地道破了《诗序》的语言，带有时代的烙印。从上看来，东汉卫宏作《诗序》的话，是比较可信的。
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序》是孔子或子夏作的呢？为什么离卫宏作序不久的郑玄，有时说《序》是孔子作，有时说是子夏作，有时说子夏、毛公合作呢？韩愈说得好：“汉之学者，欲显立其传，因借之子夏。”郑振铎《读毛诗序》也说：“郑玄他们所以主张《诗序》是子夏作的原故，不外借重以坚《诗序》的信仰而已……汉人传经，其说本靠不住……一方面又希望立于学官，坚学者之信仰，不得不多方假托，多方引证，以明自己的渊源有自。”韩愈和郑振铎的话都切合汉代学术界情况的。自秦焚书坑儒以后，古籍多数亡佚。汉统治者欲实行复古的思想统治，通令天下能得到一种古籍的，就赏赐他较高的官职禄位；当时学术界就出现一种托造伪书的风气。如《后汉书·儒林传》说：“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据后人考证，杜书是伪造的，可是他借此当了大司空的高官。《儒林传》又说：“卫宏后更从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书》，作《训旨》，由是古文大兴，光武以为议郎。”后来，“济南徐巡师事宏，亦以儒显”。他们师生三代都以儒显贵，可见卫宏作《诗序》的动机所在了。
上面说过，《诗序》的话，多数歪曲诗歌原意，但不是毫无是处的，如《关雎序》提出诗歌的特点，诗歌与乐舞的关系，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手法，诗歌的作用等问题，给后世研究文艺理论者很大的启发，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宝贵资料。在《二雅》中，如五篇史诗、农事诗以及反映文武成康西周盛世诗，宣王中兴的五篇种族战争诗，《毛序》所说的大致不错。至于厉王、宣王、幽王时代的讽刺诗，《毛序》也指出了西周由盛到衰特定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诗歌的时代政治背景，对于后人认识这一动荡的时代有很大帮助。《国风》中以《二南》被歪曲的为最多，其主要错误，在于将《二南》列为文王时代的作品。其它各《风》，歪由的也不少。我们读诗时，当分别对待。总之，对《毛序》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至于《毛传》、《郑笺》和《孔疏》虽然精华与糟粕杂揉，但也是研究《诗经》者必读之书。
3、从宋到清的《诗经》研究
到了宋代，一般学者企图冲决汉学的藩篱，特别对《诗序》表示怀疑与攻击。欧阳修作《诗本义》，为攻《序》的先锋。郑樵的《诗辨妄》与程大昌的《诗论》，攻《序》尤力。朱熹的《诗集传》与《诗序辩说》出，《毛诗》的传统才开始动摇。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和严粲的《诗缉》，虽为信仰《诗序》的著作，且其中亦有精辟之见，但他们的声势，远不如废《序》说的浩大。以上几本书，也是我们必需参考的。
朱熹虽为攻《序》名家，但他说诗的基本观点，和汉人是一致的。如《关雎》，《诗序》说是“后妃之德”，《集传》说：“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为之配。介又如《桃夭》，《诗序》以为“后妃之所致，《集传》说为“文王之化”。可见他同样地受《毛序》的桎梏，不能就诗论诗，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而且他在训沾方面也不及汉儒；关于协韵之说，亦有问题。不过朱熹对赋、比、兴的定义，下得比较恰当；说《风》是里巷歌谣，是男女各言其情的诗，很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他对诗歌的难字，有简明的注释，并有注音，文字浅近，章后又有概括的说明，使人容易理解，对初学者是有帮助的。
到了元、明二代，《诗经》学的研究都是《集传》的天下。元代如刘谨的《诗传通释》、刘玉汝的《诗缵绪》等书，都是疏释《集传》的书。明初仍沿元代之风，祟奉《集传》；如胡广的《诗集传大全》、朱善的《毛诗解颐》等书，均以朱说为主。及朱谋《诗故》、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出，折衷毛、朱之说者渐多。
清代考据学兴起，大家都竞相研究古文，揭起汉学的旗帜，以排斥宋学的空琉，是旧传统的复兴，不过较汉学来得更严密，更细致。这以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为代表。同时也有树起反毛旗帜的，如魏源《诗古微》、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崔述《读风偶识》等。
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是维护毛诗地位的著作，其中对诗篇的主题说明、诗义解释、文字训诂等都遵照《诗序》《毛传》《郑笺》和《尔雅》，而对朱熹的《诗集传》则辩驳得很多。它的优点是引证广博，解释详明而有根据，但是陈氏一味坚持毛诗，不允许有半点出入，那就往往出现一些偏颇的地方。
胡承珙《毛诗后笺》也是一部较重要的参考书，其内容主要是阐明、发挥毛诗的意义，有不少见识精当、可供采纳的地方。
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集古人对《诗经》训沽考据的大成，而且书末附有《释毛诗音》、《毛诗说》、《毛诗传义类》和《郑氏笺考微》，所以近代研究《诗经》者都极推祟它，书中虽也有粗略失误之处，不过终究是瑜多而瑕少。但是陈氏完全按照《诗序》和《毛传》宣扬的封建教化观点加以鼓吹，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加以剔除的。
《毛诗传笺通释》的作者马瑞辰，精通六书和古语的训诂，他的解释，参考《诗序》、《毛传》和《郑笺》，但不完全盲从。其中虽然有一些地方过于追求立异，不过多数见解新颖而不穿凿附会，是研究《诗经》的必读的参考书。从反对《毛诗》的来说，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是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姚际恒是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的，他的评论着重于对诗篇主题的探讨而不是文字的训诂。他对《诗序》和《诗集传》都进行了一些批判，但他毕竟受阶级意识的限制，如对《葛覃》一诗，他不同意《诗序》“后妃之本”的说法，也不同意朱熹“此诗后妃所自作”的解释，但自己却说“此亦诗人指后妃治葛之事而咏之，以见后妃富贵不忘勤俭也”，还是脱不了旧说的巢臼。
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是一部仿效《诗经通论》的书，方氏的议论多采用姚际恒的说法，但也有新的意见。
魏源的《诗古微》也是反对《毛诗》的。他虽然祟奉的是三家诗说，但实际上颇多个人的创见，如说《商颂》是周代的祭祀诗等，有不少地方是很精辟的。
反《毛诗》的重要著作还有崔述的《读风偶识》。崔氏不但反《毛诗》，就是对三家诗的说法也有许多辩驳。他在这本书和其他著述中，发展了前人对《诗经》的研究，如主张《二南》独立说，反对采诗删诗说；在分析《国风》诗篇主题时，也有独到的见解。
此外，还有许多对《诗经》的内容或形式作某一方面的深人研究的著作，如三国时吴国陆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专门指出毛诗中提到的动植物今昔不同的名称，是这方面最古的专著。宋王应麟有《诗地理考》，清洪亮吉有《诗天文考》，是专门考证《诗经》时代天文地理的。《诗经》时代的读音与后来大不相同，于是就有隋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释》、明陈第《毛诗古音考》、清顾炎武《诗本音》、江有浩《诗经韵读》等一大批研究音韵的著作。清王引之《经传释词》是专门解经文中的虚词的。王筠的《毛诗重言》又是专门研究《诗经》中词的复叠现象的。……每一木书都研究了一个单项，合起来便是一个整体，为后来的研究开阔了道路。
4、“五四”以后三十年的《诗经》研究
五四运动以后，关于《诗经》的研究，有下列几种情况：一种是受西方个别学者治学方法的影响，这以胡适为其代表。他在《谈谈诗经》一文中说：“贡献一点我个人研究古书的方法：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工夫。第二，解题。大胆的推翻二千年来积下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推翻前人的附会，自己有一种新的意见。”在表面上看来，胡氏提出两个方法，是无可非议的。如果结合他对诗篇的分析看来，实质上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的治学方法。如他在谈《小星》一诗时，大胆地假设它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又以“我们试看《老残游记》，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镛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为证。由此可见他对诗的主题，是以主观臆测来代替历史现实的。
胡氏所倡导的治学方法影响很大，顾颉刚先生编的《古史辨》第三册中，刊载了“五四”以后关于《诗经》研究的几十篇文章，表现得最为突出。又如顾先生将《野有死麕》末章的“无感我帨”今译为“不要动摇我身上挂的东西”。胡适见了，就写了《论“野有死麕“书》说：“也许‘帨’只是一种门帘，而古词书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