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漫话-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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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仙）、《病橘》（咏物）、《佳人》（艳情），都是运用通篇比兴的手法，来表达其社会内容的。最突出的，莫如李商隐的《无题》诗，其中一部分是抒写他自己的秘密恋爱，一部分是借泄其身世之感。他有一首《无题》是这样的：“八岁初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8青，芙蓉作裙钗。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而秋千下。”马茂元同志《唐诗选》在这首诗前的题解上说：“这诗通过年龄的特征，细致地描绘出处于婚姻不能目主的封建社会中，在发展变化中的少女心情及其苦闷。这和早慧的文人怀才不遇的感伤有其相类之处，作者可能托以寓意，为自己写照的。”说李商隐因为自己“怀才不遇”，所以作这首诗“托以寓意”，确实道破了李诗《无题》中一部分创作的通篇比兴的特征。
由上看米，《诗经》以后的诗人在诗歌创作方法上，是继承了《诗经》兴的形式在具体运用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至于比兴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可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比兴是一种形象思维，是塑造形象的一种传统的常用的艺术手法。运用形象的语言刻划诗中的人物与意境，可以增强诗的美与魅力。二、比兴手法可以加强作品的曲折性与深刻性，加强作品的感人力量。当然这种曲折性与深刻性，是建筑在诗人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与思想感情的基础上的。三、比兴手法可以通过特殊以反映一般，可以增强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比兴之所以和赋不同，因为后者是直接的铺叙，不一定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而前者是必须通过具体的形象的。形象这个客体和我这个主体，又必须取得有机的内在联系。
清代吴乔《围炉诗话》中有一段极其情辟的话，他说：“文之辞达，诗之辞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辞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辞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辞必付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嗽之则饱也。诗之措辞不必付乎意，犹酒之尽变米形，饮之则醉也。”吴乔的话，虽不全面，但他分析文（应指非文艺性散文）与诗的区别，同是表达思想（意）而方法不同：前者是采取直接表达的方式，后者则运用比兴，通过形象未间接地表达。而这种形象，又不限形象本身的意义，而能够通过个别以反映一般，也就是寄托。这种经过物我交融后的形象就象米酿成酒一样，已不是原来的形象，而是一个使人为之“醉”，具有很强感染力的新的创造了。我个人认为吴乔分析比兴的本质是十分深刻的。研究、分析我国自从《诗经》以来的古典诗歌中比兴手法，在含义上、用法上、作用上的发展，并进一步批判地继承这种手法，对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来说，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
九、二千多年来对《诗经》的研究
1、四家诗
上面说过，周代一切书籍，都由王宫保管，只有贵族有学习、研究的权利。到了春秋，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社会上才发生私方讲学的事。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教师，有弟子三千人，学习课程分为德行、政治、言语、文学四科。“文学”的内容，主要是研究六经。古书里说孔子生徒“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的高材生是子游、子夏，六经多半由他们二人传授下来的。《诗经》是由子夏五传而至战国荀卿，荀卿又传给他的学生浮丘伯等。秦始皇时，焚书坑儒，《诗经》也被烧掉了。可是，现存的《诗经》，比较其他经书最完整，也没有伪作；因为它是古代士大夫必读的一本教科书，大家都背得烂熟。在民间，靠口耳相传，不靠书籍。这就是班固说的“讽诵不赖竹帛”。
到了汉代，传授、研究《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
鲁诗：据《汉书》的《儒林传》和《艺文志》说，鲁人申培公受诗于苟卿弟子浮丘伯，著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申公曾担任楚元王儿子的太傅，后来居家教授，弟子从远方来的一干多人，其中当博士官职的有十几人，任大夫官职的有百余人。孔安国也是申公的学生，当博士和太守。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在《史记·儒林传》中首列申公，叙申公弟子，则首列孔安国。刘向是楚元王儿子的曾孙，著有《说苑》、《新序》、《列女传》，其中谈《诗经》的，多根据鲁说。鲁诗武帝时立于学官，用官府的力量，让学者学习。它亡于西晋，其遗说犹存于《史记》、《说苑》等书中。
齐诗：齐人辕固生是景帝时博士，作《诗传》。《汉书·儒林传》说：“齐之言诗者皆本诸固，一时以诗贵显，悉其弟子也，而夏候始昌最明。始昌授后苍，撰《齐诗故》及《后氏诗传》。”后苍同时传《礼》，戴德、戴圣都是他的弟子，《礼》中所引诗，都是齐诗。郑玄本来是研究《小、戴礼》的，他注《礼》在笺《毛诗》以前，所以他注《礼》引诗多根据齐诗。班固父子，世传家学，崇奉齐诗，《汉书》中引诗多半根据齐诗。又如汉焦延寿、桓宽都是学习齐诗的，焦著的《焦氏易林》，桓著的《盐铁论》，都有齐诗的成分在内。齐诗西汉时立于学官，亡于魏，其遗说见于《仪礼》、《礼记》、《易林》、《盐铁论》等书中。
韩诗：韩诗出于燕人韩婴，作《内传》四卷，《外传》六卷，今存《外传》。韩婴是文帝时博士景帝时为常山太傅。他的弟子著有《韩故》、《韩说》、《韩诗章句》、《薛氏章句》等书，今都不传。而后人所作类书，引诗多半根据韩诗。韩诗西汉时立干学官，亡于宋。其遗说除现存《韩诗外传》外，多散见于类书中。
三家诗皆先后亡佚，它们的遗说，仅存于后人著作中的证引。专门作此项搜集工作的，有宋王应麟的《诗考》，清范家相的《三家诗拾遗》，丁晏的《诗考补注补遗》，阮元的《三家诗补遗》，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以及马国翰《玉函房辑佚书》有关《诗经》部分。而清末长沙人王先谦集诸家之大成，作《诗三家义集疏》。此书内容极为丰富，旁征博引，发掘群籍，共二十八卷，三家遗说，都包括在这本书里，是一本研究三家诗的最好的参考资料。
毛诗：毛诗也是传自子夏，六国时人毛亨作《毛诗故训传》，传授汉赵人毛苌。苌为河间献王博士，北海太守。西汉时三家诗均立于学官，惟《毛诗》不被重视。后来郑玄阐明《毛传》的意义作《毛诗笺》，自从此书问世，《毛诗》风行一时，在东汉平帝时立于学官，而学习三家诗的人就渐渐少了。唐孔颖达为《毛诗》、《郑笺》作《疏》，名《毛诗正义》。后人将双卫宏《序》、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合刻一本，称为《毛诗注疏》，共七十卷。
三家诗与毛诗用字多不相同，三家诗用汉时通行的隶书文字写的，称为今文。毛诗是用先秦摘文写的，称为古文。如《柏舟》：“我心匪石”，鲁诗作“我心非石”。又三家诗多用本字，毛诗多用借字。如《汝坟》：“惄如调饥”，《韩诗》作愵如朝饥”。“愵”、“朝”韩都用本字。三家诗释诗多与《诗序》、《毛传》不同，如《伐檀》，《毛序》：“《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鲁诗》：“《伐檀》者魏国之女所作也。伤贤者隐避，素餐在位。闵伤旷怨，失其嘉会。……”又如《硕鼠》，《毛序》：“《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鲁诗》；“履亩税而《硕鼠》作。”《齐诗》：“周之末涂，德惠塞而耆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是也。”关于《伐檀》的解释，鲁说不及毛；而谈《硕鼠》，则鲁、齐可以补毛之不足。所以我们研究《诗经》，必须全面地参考四家诗。
四家诗在字、释方面虽有不相同之处，但他们有一点是彼此完全相同的，他们都不是把诗歌当作文学去研究，而是把它当作“经”，当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人民的工具，所以多半歪曲诗歌的原意，用封建道德观点释诗，达到他们维护封建礼教、巩固政权的目的。《召南·小星》本来是一位小官僚出差，叹息自己不幸的诗，而他们都说它是“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齐风·东方之日》本来是一首恋爱诗歌，可是《诗序》说；“《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诗三家义集疏》说：“三家无异义。”他们把《野有死麕》说成“恶无礼”，《柏舟》说成“女予守节不嫁”，都与原诗的内容不合。他们释诗的时候多半抹煞诗篇的战斗意义，粉饰太平，往往将暴露诗说成歌颂诗。说《七月》是“周公陈王业”，说《东山》是“周公劳上卒”。按这两首诗的内容，都是真实地暴露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现实，他们所说的都与诗篇的原意相反。有时他们还剥夺人民创作的权利，将民歌说成贵族的作品，说《柏舟》是寡妇共姜所作，《鸱肺芄鳌Ｋ晕颐墙袢绽斫馐闹魈猓Ω镁褪凼灰撬杀巍�
2、《诗序》
《诗经》里每首诗的前头，都有一段序。据魏源考证，鲁、齐、韩三家诗也各有序，但多己失传。后来人讲到《诗序》，总是指《毛诗》的序而言；所以《诗序》又称为《毛序》或《毛诗序》。但《诗经》上没有标明序是谁作的，因此后人对它的名称和作者，说各不一，我想在这里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关于《诗序》的名称，前人有“小序”和“大序”之分。除此以外“象程大昌《诗论》称序的开头一句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为“古序”，程颐在《程氏遗书》中称它为“前序”，郝敬《毛诗原解》则称为“首序”。龚橙《诗本谊》称序中开头一句的后面的话为“续序”，范家相《诗瀋》称为“后序”，郑樵《六经奥论》则称为“下序”。按以上几种名称，“小序，和“大序。”比较流行，其它的很少有人采用，这里就从略了。“小序，和“大序”之分，前人说法也不一样，归纳起來，约有三说：
第一说，将《诗经》第一首诗《关雎》的前面有一段较长的序文，叫它作“大序”。《关雎》以下的各首诗，每首的前面有一段序文“叫它做“小序”。如宋李樗。黄櫄的《毛诗集解》说：“诗皆有序，独《关雎》最详，先儒以为《关雎》为大序，《葛覃》以下为小序。”
第二说，将《关雎》前面的序文，从第一句到“用之邦国焉”，认为这一段是说明《关雎》一首诗的，叫它做“小序”，从“风，风也”到最后一句是总论全部《诗经》的，叫它做“大序”。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旧说云：“起此（“《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迄末，名为‘大序’。”
第三说，称每首诗歌的序文的第一句为“小序”，如“《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第一句以下的话，叫它做“大序”。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世以发端一二语谓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续申者，谓之‘大序’，以其多也。”
从上看来，古人对“小序”、“大序”的看法，各不相同。当时已经有人反对过，如《释文》说：“今谓此序正是《关雎》之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大小之异。”《读风偶识》说：“余按《诗序》自‘《关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岂得于中割取数百言而以为别出一手？盖《关雎》乃风诗之首，故论《关雎》而因及全诗；而章末复由全诗归于《二南》，而仍结以《关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无大小之分，皆后人自以意推度之耳。”陆德明和崔述的话，都非常正确。把序任意分为大小，既分裂了首尾完整的原文，在研究《诗经》上没有什么重大意义。我们今天提到它只是为了阅读有关《诗经》的参考书的时候，如读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他们经常用“大序”、“小序。”的名称，我们了解它指的是什么就够了。
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说法尤多。郑玄以为“大序是于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魏王肃、唐孔颖达都说序是子夏作品。《孔子家语注》说：“子夏所序诗义，今之《毛诗序》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