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漫话-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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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喻是先比后正，或先正后比而上下相符的一种形式，宋陈騤《文则》称它为“对喻”。这种比喻，虽然它的实质与作用和明喻一祥，但在形式上却不用“如”、“若”等字，是明喻的略式。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比喻在前，一种是比喻在后。比喻在前的，如《陈风·衡门》：“岂其食鱼，必何之舫！岂其取妻，必齐之姜！”比喻在后的，如《小雅·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兔，遇犬获之。”从句式来说，是很整齐的。《诗经》中比喻的艺术手法和“赋”一样，是显而易见的，后人对这都没有什么争论。
　　4、兴和比、赎的差别
　　古代学者对比和兴的差别，感到不易辨别刘勰说：“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作，独标兴体，岂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①苏辙说：“夫兴之为体，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②陈启源也说：“比兴皆托喻，但兴隐而比显，兴婉而比直，兴广而比狭。”③可见古人多半认为兴的艺术手法是不大明显，不容易搞清楚的。近代研究《诗经》的学者，也有这样的言论。有的说：“赋是敷陈，比是譬喻，这是不很发生疑问的。至于兴，似乎比较费解了。其实简单的讲，兴就是起一个头。”④有的说“赋和比都容易明白。唯独兴，却不撞得是怎么一回事。”⑤有的说：“兴是什么？我们不免茫然的。最少，何以别于比，我们不知道。”⑥
　　解放以后，对赋、比、兴问题，也有人写论文讨论过。举例来说，如《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中《中的赋比兴》一文集中讨论了兴的问题。此文搜集的材料相当丰富，但却否定了兴的艺术手法。文章的结论是所谓兴，不过“儒家的《诗经》学者利用这种特别形式，大讲其温柔敦厚之道，以为都是委婉含蓄，寄意深远，这都是他们脑子里想出来的”。又说：“如果我们要说《诗经》里面真是有一种什么所谓兴，那么这种兴究竟是什么性质，是无法弄清的。有许多兴辞，只能把它当作赋或比看，才合诗的原意。有的兴辞，它确实和下文没有关系的……那么，兴的问题的争论，不会再有什么意义的了。”这种对兴的艺术手法的否定态度，恐怕是很成问题的。
　　不论赋，不论比，不论兴，在《诗经》中都是诗人普遍运用的三种手法。特别是兴，是《诗经》中民歌的艺术特点之一，绝对不容抹煞。儒家学者利用兴的手法来宜传封建教条是一回事，它在《诗经》中是否存在又是一回事。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们利用这种手法来宣传诗教而否定这一手法的存在。此文认为兴既然有同赋的、也有同比的，那么兴就不存在了。其实这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了。
　　兴的手法就是比较赋与比复杂，所以孔颖达说：“赋直而兴微，比显而兴隐。”陈奂也说：“赋显而兴隐，比直而兴曲。”兴有时兼赋，有时兼比，但它仍是兴，而不是赋与比。因为兴有它自己的特点。此文以为赋比兴既是三种不同的手法，就不能彼此有所相同。但是不同的事物，既有其不同的一面，也有其相同的一面，这就是世界上各种事物互相联系而又互相矛盾的辩证法则。还有一点，比兴的手法自《诗经》后就一直有所发展，屈原的美人香草。也不是单纯的比喻，所以刘勰说：“依诗制骚，义兼比兴。”后来的诗人和词曲家，也一直在运用着、发展着它的。否定《诗经》中的兴，也就是否定这种比兴手法的历史联系了。我以为如果结合诗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兴的艺术手法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兴多在发端，所以也称为起兴，它在诗中的地位，总是在所咏之事的前面，极少在章中，即朱熹所谓“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而赋、比就无此特点。
　　第二，比的运用，是以彼物比此物，二者之间总有一个特点是相同的，总是以好比好，以不好比不好。但兴含比义时，有时也可起反衬作用，以好反村不好等。如《邶风·凯风》末二章：“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陈奂说：“后二章以寒泉之益于浚，黄鸟之好其音，喻七子不能事悦其母，泉鸟之不如也。”这样反衬诗中形象的特点，是比的手法所没有的。
　　第三，兴是诗人先见一种景物，触动了他心中潜伏的本事或思想感情而发出的歌唱。比是先有本事和思想感情，然后找一个事物来做比喻。如《召南·野有死麕》的“有女如玉”，温柔漂亮是玉和女的共同特点。玉这个东西，不是诗人当前接触到的东西；而是诗人依据过去的经验，认为玉是柔润漂亮的。当见到女子时，便联想到玉，故意取它的特性来刻划女子。兴就不是如此，是触物起情，所以兴句多在开头，而比句则在章中。
　　第四，比仅联系局部，在一句或两句中起作用。如《卫风·硕人》“手如柔黄，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瓤犀”，诗人用洁白细软的嫩茅比女子的双手，白滑凝冻的猪油比女子的皮肤，白色身长的天牛虫比女子的项颈，洁白整齐的葫芦瓜子比女子的牙齿。每个用来作比的东西，仅仅联系句中被比的东西。兴则不然，诗的开头两句往往贯串全章，甚至全篇。例如《周南·关雎》的作者，看见雎鸠关关地叫，在河洲追求它的伴侣。诗人便联想到君子所追求的那位采荇菜的美好姑娘，就把最近夜里翻来渡去失眠的痛苦，同她谈情结婚的幻想，写成一首诗。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兴句，便标示了诗的主要内容，就是“君子”追求“淑女”的主题。这样看起来，兴和比的差别，不但是能搞得清楚，而且是比较明显的。
　　至于兴和赋的区别，也是能搞得清楚的。赋就是直述法，即诗人将本事或思想感情，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如《邶风·静女》是把诗中的“我”和静女约会于城隅，以及静女“爱而不见”的逗趣，“我”得到赠物的喜悦等一五一十地直接叙述出来。《郑风·狡童》是把狡童不和诗中的“我”说话同食，因而“不能餐”、“不能息”的情绪直率地表达出来。兴诗的表达方式就不是这祥，如《周南·汝坟》，从诗的形式来看很象赋，实质上它是兴而不是赋。“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是《汝坟》诗人本身正在做的事。由于当前所作之事，触动了诗人的思夫之情，她就将当前伐条枚的事如实地叙述下来，所以很象赋。但另一方面，《汝坟》诗人由砍伐条枚而联想因丧乱而久别的“君子”，所以下面接着说：“未见君子，怒如调饥。”其思念之苦，就象早上饥饿一样。所以“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是兴不是赋。《陈风·泽陂》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是写景，形式上也很象赋。诗人看见湖水的隄旁有菖蒲和荷花作伴，因而触动了诗人失恋之感，唱出了“有美一人，伤如之何。窹寐无为，涕泗滂沱”的诗句。所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是兴不是赋。这种写景或叙事，并不是单纯的写景或叙事，不是赋而是兴，因为由这种写景或叙事而触动起来的一种思想感情，是和全诗的主要内容具有密切的有机的联系的。
　　清人惠周锡说得好：“毛公传诗，独言兴不言比赋，以兴兼比赎也。人之心思，必触于物而后兴，而所兴以为比而赋之，故言兴而比赋在其中。毛公之意，未始不然也。”①吴毓汾也说：“盖好恶动于中而适触于物，假以明志，谓之兴。而以言于物则比矣，情之不能已者皆出子兴。一传言兴凡百十六篇，而赋比不及之，乃赋比易识耳。”①这些话不仅是说明《诗经》既有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为什么毛公独标兴而不及比赋的理由，而且更深入地说明了兴既是触物联想又兼比赋的特点。兴是我国传统的艺术手法之一，它和创造艺术形象有很大的关系。文艺是形象的思维，而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以诗歌为然。如果否定了兴，也就把一种优良的艺术传统丢掉了。
　　5、《诗经》中的兴
　　兴是《诗经》里普遍应用的一种艺术手法，毛公可能根据先师的传授，将《诗经》里属于兴诗的都注明出来，共一百十六篇，占全诗百分之三十八。《国风》有七十二篇，《二雅》四十二篇，《三颂》二篇。按这比例来说，《二雅》最多，《国风》次之，《颂》最少。首先做这种统计工作的，是南宋吴泳。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吴泳说：“毛诗自《关雎》以下，总百十六篇，首系之兴。”
　　其实一百十六篇并不是《诗经》兴诗的确数，因为有些兴诗，被毛公遗漏，忘记标上“兴也”的记号；有的并非兴诗，又标上“兴也”。如《啵�风·鹑之奔奔》的第一章：“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按开首两句“鹑之奔奔，鹊之彊彊”，是诗人看见鹑鹊两种鸟居有常匹，飞则相随的特征，以兴乱伦的卫宣公不如禽鸟。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兴诗，而毛公忘记标兴。《诗经》里有的不是兴诗，却被毛公标为兴的，如《小雅·斯干》是一首歌颂周统治阶级宫室落成的诗。诗凡九章，都是运用赋的手法，可是毛公在第一章下标曰“兴也”。朱熹和姚际恒等都把它列为赋诗，这是正确的。由上看来，毛公标兴和不标兴，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应分别对待。
　　《诗经》兴的手法既然是这样广泛地被当时诗人所使用，它到底有那几种形式？在诗歌里起了什么作用呢？
　　第一种是各章都用同样的事物起兴，反复地歌唱。如《郑风·箨兮》首章说：“箨兮箨兮，风其漂女。……”其中只改一字以表示变化。这是民歌回环复迭的特色。
　　第二种是各章用不同的事物起兴。如《齐风·南山》首章以“南山崔崔，雄狐缓绥”起兴，以南山的高大，喻国君的尊严；用雄狐的无耻，喻襄公的丑行。第二章以“葛屦五两，冠緌双止”起兴，喻人民和贵族都一祥有合礼的配偶，来衬托襄公和他妹妹文姜淫乱的不合礼。第三章以‘艺麻如之何？衡纵其亩”起兴，来衬托下面“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的礼则。第四章以“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起兴，来衬托下面“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礼则。陈奂在这首诗第一章下说：“南山崔崔，一兴也；雄狐绥绥，一兴也。下三章各自为兴。”在诗的末章下他又说：“析薪待斧，以兴取妻待媒。”这是由于诗人所见的事物不同，而引起的事也不相同。
　　第三种是一章之中完全用兴法，如《周南·葛覃》，第一章全章都是起兴：“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这写一位妇女到外采葛，看见葛草长得非常茂盛，一直蔓延到谷中。又看见一群黄鸟喈喈地集在灌木上。这就触动了诗人想回母家和家人团聚的心思，并联想到“归宁”前应该准备的事。第一章的六句起兴，在这位思家妇女形象的四周，画出了一幅美丽的景致，使这首诗更加优美动人。
　　第四种是全诗都用比兴的手法来歌唱的。如《豳风·鸱�｛》，它是一首禽言诗，诗人是和猫头鹰讲话起兴的。他用凶恶的猫头鹰来喻剥削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而自己则假托是一只母鸟，对猫头鹰说话。全诗共四章，陈奂在诗的第一章下说：“全章皆以鸱�｛起兴。”其实其他三章都是从第一章连贯下来的。四章是一个整体，都是小鸟对大鸟的独白，诗人和统治阶级都没有出场。这种手法，在《诗经》民歌中虽仅有一首，但它的影响很大，譬如屈原的《桔颂》，汉乐府中的一些禽言诗都是。
　　以上几种形式，都被当时贵族文人所吸取。《小雅·鹿鸣》和《湛露》等采用了第一种形式。《小弁》、《采菽》等采用了第二种形式。《正月》的第九章和第十章（陈奂说：“车之有辅，兴国之有辅臣。”）和《大东》的最后三章（姚际恒说：“盖是时方中夜，仰夭感叹，适见天河烂然有光，即所见而抒写其悲哀也。”）采用了第三种形式《鹤鸣》采用了第四种形式。不过《鸱�｛》只以一物起兴，而《鹤鸣》却用鹤、鱼、檀、石四物起兴。这是运用手法上的发旋据我个人初步探讨，起兴在诗中所起的作用有下列几点：
　　（一）起比喻衬托的作用。关于《诗经》中兴兼比用的诗，陈奂分析得较好他说：“凡全诗通例，《关雎》若雎鸠之有别，《旄丘》如葛之蔓延相连及，《竹竿》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齐·南山》国君尊严如南山崔崔然，《山有枢》如山隰不能自用其材，《绸缪》若薪刍待人事而后束，《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