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天一样高－姚鄂梅-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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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赛孩子气地一扭身，我不走。　　
　　你不走？好啊，你不走，我也不走了，我一头撞死在这里算了。说着真的向墙上撞去，阿原紧紧地抱住她。　　
　　你到底回不回？她在阿原怀里踢腾着，披头散发，两眼血红。　　
　　我回去我回去，我回去还不行吗？康赛的声音透着哭腔。　　
　　康赛的母亲马上破涕为笑，她无限喜悦地说康赛呀，多亏阿原告诉我，我才找到你的下落。我们已经帮你换了一份工作了，你再也不用回到原来那个单位去了。你回去后马上就可以到税务局去上班了。你不知道，为了这份工作，我们托了一个大人物，跑了好几个月，花了一大笔钱。现在，一切都弄好了，只等你回去上班了。我正发愁跟你联系不上呢，多亏了阿原啊。　　
　　原来，康赛的母亲已经连回程的火车票都买好了，当天晚上就动身。我知道这都是阿原的功劳。也许他做了一件好事。　　
　　康赛一直被她母亲抓得牢牢的，她担心她一不留神，康赛又会逃走。　　
　　我找了个机会接近康赛，我说这次回去后，我们再想见面就难了。　　
　　小西，不见也好，就算我妈妈不来，我也会离开这里的。　　
　　昨天不是说得好好的，你提前到农场去等我的吗，怎么突然又要离开了？　　
　　昨天晚上我才知道，我注定得不到你，我根本没有能力得到你，原来我一直在兴致勃勃地做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我高估了自己。　　
　　康赛的母亲及时插进来，你们在讲什么？她总担心我们在密谋着逃跑的事情。　　
　　就要上车了，人流中，康赛被母亲牢牢地抓着，不时回过头来看我。哨声尖利地响起，列车哐当一下，缓缓移动起来。康赛趴在车窗口哭着喊，小西，你要给我写信，每天给我写信。　　
　　火车呜地一声开走了，趁着汽笛的掩护，我站在空荡荡的月台上放开嗓子大哭起来。终于只剩我一个人了，刹那间我不知该到哪里去，也不知该怎么办，我只知道我首先应该大哭一场。　　　　　　　
　　十一　　　　　　　
　　一个多月后，我来到离城区最近的一个农场里。这里的棉花正好吐絮，满天满地的白，像童话里的冬天。在这片银白的世界里，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白天，我头戴草帽，拦腰系一个巨大的包袱，在摘棉花的队伍中愈战愈勇，夜晚，我躺在棉花垛里，给康赛写信，向他汇报棉花地里的风光。写完信，就开始整理那些从树林里揭下来的诗稿。每天晚上，我都在做这两件事情。不知为什么，写给康赛的信，一直都没有回音。我想他多半是羞于给我回信，其实他大可不必，因为我知道回去并不是他的本意。我坚持每天给他写信，就像以前他在副食品商店上班时，我每天傍晚都要去看他一样。　　
　　秋天到来的时候，康赛那些贴在树干的诗终于被我整理出来了，我暂时没钱送它到出版社，只好以自己的方式“出版”它。我给它做了一个漂亮的封面，书名就叫《林间清唱》，我要随时把它带在身边，一有合适的人物出现，就拿出来给人家看一看。也许他还会向我索要康赛的地址，他们也许会因此而成为好朋友。这是我最乐意看到的事情。　　
　　康赛在《漠风》认识的那个相约与他爬冈底斯山的家伙，来找过我一次。他一眼就从摘棉花的队伍里认出我来。他说小西，康赛叫我来看看你。他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大盒巧克力，放进我口袋里。　　
　　康赛交待我，一定要给你带点有营养的可以补充体力的东西，他还拜托我，要我多多照顾你。可是我不能在棉花地里照顾你，我要去内蒙古，如果你也要去那里的话，我说不定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方便。　　
　　他说他有个好朋友在内蒙古大学教书，那个朋友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住的地方，就是他家的地下室。我说我正好也有去内蒙古的打算。他一听就咧开嘴笑起来，他让我过去后一定一定要跟他联络，他争取让他的朋友为我也找一间地下室，这样，我就可以不花住宿费了。他神神秘秘地说，那边有个地方非常值得一去，那个地方的名字叫花儿。　　
　　我请他吃棉花地里的快餐。他说小西，我们以前认识吗？我们一定认识的，我们说不定还是好朋友，你仔细想想，一定是你搞忘记了。我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想，要是康赛在这里就好了，要是阿原在这里就好了，可偏偏他们都不在，他们不在，我的快乐也不够彻底。　　
　　那是个肤色黑黑的小伙子，有着令人惊讶的好嗓子，吃过饭后，他站在收工后的棉花地里，放开嗓子唱起一首又一首西部民歌。那架势好像他不是个诗人，而是个隐迹民间的世界知名男高音。他边唱边走，唱完那些民歌后，他就从棉花地里消失了，像他的歌声一样消失了。我坐在棉花地里，久久地望着他走的方向，那里似乎还有他的歌声在缭缭绕绕。　　
　　我终于洗净了摘过棉花的双手，来到乌市。我想去跟阿原告别，我就要离开新疆了，这辈子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阿原的公司果然变得气派非凡，员工们穿着制服神情严肃地走来走去，很骄傲很优越的样子。阿原不在公司，我站了一会，只好离去。这样也好，真要见了面，我们说些什么呢？他不能留住我，我也带不走他，难道就干巴巴地跟他说声再见吗？　　
　　我很想去看看当初康赛住过的房子，还想去看看陶乐，我站在乌市街头犹豫了一阵，最后决定哪都不去了。也许我必须学会忘记，这样我的行囊才会永远轻松。　　
　　我又来到了火车站。我买了一张到内蒙古的车票，我暂时的计划是，从这里杀进内蒙古，然后向东北挺进。　　
　　到内蒙古的火车要傍晚才开，还有差不多半天的时间，我决定好好看一看乌市。当初我到达这个城市的时候，它完全笼罩在冰雪之中，我根本没有看清它的本来面目。　　
　　我随便跨上一辆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再换一辆车，再从起点到终点。我发现，冰雪融化后的乌市其实与其他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令人大失所望。我开始怀念大雪中的乌市。我们三个人笑呵呵地走在铺满积雪的大街上漫步，鼻头冻得通红，积雪的反光让我们泪流不止。我初来乍到，穿着康赛的外套满大街找工作。康赛身无分文，我倾囊而出，支助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前往《漠风》杂志社。还有陶乐，我们在那里开荒写作，种地喂鸡。还有康赛的树林，生长诗歌的树林，还有……阿原一去不回，康赛死去活来。　　
　　我想不下去了，我开始怀疑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促销的把戏，人们穿着轻便而花哨的软底鞋，只为忙碌的身影更加行云流水，疾步如飞。小孩子架上了眼镜，一副为了明天忧心忡忡的样子。老人们拿着花花绿绿的彩票，在街边逡巡着，眼巴巴地期待着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通往内蒙的火车就要开了。我最后一次回过头来打量这个地方，我想我今生再也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生命如此短暂，要走的地方又是那么多，我不可能在路上重重复复，寻寻觅觅。我只能一直不停地走，走，绝不回头。　　
　　我收回目光，望着搁在膝上的双手。我的双手已不再柔软，到处是棉花秆留下的划伤和茧块。在西部摘棉花的大军里，就是这双手，像上下翻飞的蝴蝶，为我挣回了足够游历内蒙古的旅费。　　
　　我依然坐硬座，一个摘棉花的朋友告诉我，坐火车是练瑜伽的最好机会。我盘起双腿，双手放在膝上，闭上眼睛，开始调整呼吸。我准备学习瑜伽，因为我这辈子将在火车上度过许多时光，所以，我决定让自己去喜欢瑜伽。　　
　　到了呼市，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找了那个肤色黑黑的歌唱家诗人。他真的蜷居在他朋友的地下室里，我撩开门帘，他一跃而起，说我们正在等你呢，我们明天就出发。　　
　　他们要去某个偏远的地方看望一个朋友。他们的朋友是那里的一名老师，从内地主动要求过来支教的，他已经来了一年多了。　　
　　越往草原深处，景色越是美轮美奂。蓝天白云像刚刚洗过一般明亮耀眼，绿色的草原一望无际。人们衣着鲜艳，悠然自得，太阳升起老高才从帐篷里爬出来，在太阳底下劳动，喝酒，跳舞。据说，等这个季节结束时，他们就会收起帐篷，赶着牛羊，追随着太阳到另一个地方去。　　　　　　　　　　　　　　　　　　　　
像天一样高　
姚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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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见面时，隔着老远，就怪叫着奔跑起来，三个人结结实实地抱在一起。他们笑啊，叫啊，然后就哭了起来，主要是那个支教的老师在哭，他说他想回去，他想念他的女朋友，想念家人，可他又舍不得这些孩子。他说这些孩子需要他，他教他们认字，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和他们一起放牧，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走了，他们刚刚开始的课程就得中断，他们很快就会把他教的字忘光的，他一年多的工作也就白做了。　　
　　我脱口而出，我来接替你怎么样？　　
　　尽管他们都不赞成，但我已在突然之间下定了决心。我总是这样，突然之间，就决定了一些重大的事情。　　
　　我有摘棉花攒起来的一笔旅费，所以我不怕没有工资。我在陶乐都可以生活得悠然自得，所以我不怕艰难困苦。我越来越渴望能以这种方式行走在大地上，而不是呆在一种秩序中，直到老死。所以我不怕流动迁徙。我有很要好的朋友，虽然他们都不在我身边。但我会给他们写信，所以我不怕孤独。　　
　　最后，他们发现实在无法阻拦我，只好留下一些东西，依依不舍地走了。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走的，他们把旅行包、衣服、毛巾、书籍、刀具、钞票、打火机、口香糖，甚至钥匙串都留了下来。他们一边走一边喊，给我们写信！给我们写信！　　
　　后来我才知道，我根本无法写信，没有哪个邮递员可以找到我们的地址，就算他千辛万苦找到了，我们又搬家了。　　
　　我满怀信心地接替了那个只有五个学生的小学教师工作。我教他们说汉话，写汉字，他们教我骑马，吃糌粑。我很快学会了很长时间不洗头不洗澡，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大声说粗话。我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尽管他们仍然望着我直摆头。　　
　　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庇护所，也为了免遭体力过剩的男人的侵袭，我围着早雷巴根大叔跑来跑去，一脸真诚地喊他爸爸。直喊得他热泪长流，恨不得把我含到嘴里。他咕噜了半天，也叫不出小西这个名字，他索性大手一挥，说干脆，你就叫塔娜吧。　　
　　我在早雷巴根“爸爸”家的帐篷里过了很久很久。具体有多久，我已经弄不清了。我渐渐没了时间观念，我只知道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又落下去了，草原发黄了，枯了，草原又返青了，活了。我的“爸爸”对我说，塔娜，你还是回去吧，你再不回去你家人都认不得你了。过了几天又对我说，塔娜，你还是别回去了，你走了我们会难过的。　　
　　有一天，一个汉人开着车经过这里。他坐在车上，摁着喇叭大声问，请问，你们这里有一个叫小西的姑娘吗？我正在一只桶里搅着奶粑，脱口而出，没有！话音刚落，我手中的搅棒啪地一声掉了下来。　　
　　天哪，那个人是谁啊！那个戴着墨镜和牛仔帽的家伙是谁啊！我站起来，连滚带爬地向阿原跑去。　　
　　阿原看上去老了许多，也晒黑了许多。他使劲地抱住我，不停地拍打我，他说小西，你这个死丫头，我到处找你，疯了一样到处找你。幸亏我后来回了一趟老家，我去找了康赛，又去找了内蒙古大学的那个人，才知道你原来躲在这里。　　
　　康赛他好吗？他在税务局工作得如何？他还在写诗吗？一见面，我就恢复成以前的语调。　　
　　阿原没有马上回答，只是笑，看了看我，接着又笑。　　
　　我急了，使劲捶着他，要他快点告诉我。　　
　　至于康赛到底过得怎么样的问题，他装模作样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许你得自己去看看，然后自己去评判。对了，我来找你是要告诉你，你妈妈收到一封信，是出版社寄给你的。我想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