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小言集-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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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可笑的，他们的报纸上居然还说此事是英美对日本的一种试探行动，我们实不知这与美国有何关涉，更何所用其“试探”？说一句诛心的话，日方无非因为拉拢美国失败，一肚子恼恨没处发泄，乃借此机会，小题大做，拣他们心目中认为可欺的英国出一口气罢了。
无后者的心理
（1940年2月14日）
陶希圣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字，揭发所谓“新政权”的真相（见昨日本埠各报），告诉我们那些“临时”“维新”之类的要人，所以如此死心塌地为主子服役者，原来因为有儿子押在日本作质。中国人素重家族观念，日本人看准了这一点，叫你不得不唯命是从，倔强不得，可谓辣手。然而舔犊情深，人心同有此感，就是中国这次殊死抗战，也无非不惜牺牲自身，以求后世子孙的免为奴隶。我们不懂聪明自负的汪兆铭，尽管如何利欲熏心，良知泯没，如何竟会糊涂昏愦到这等地步。细细一想，也许因为陈璧君没有替汪兆铭生过儿子吧？果然的话，那么尽管汪兆铭大处糊涂，小处却一点不糊涂。不是他竭力要求日人开放南京上海间长江之一段，及京沪间的通行证颁发权和宪警检查权吗？只要自己生命安全无问题，何必为天下后世着想？汪兆铭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又是一个多愁多病的诗人，人生朝露，不知尚能活几个春秋，横竖身后更无后顾之忧，乐得窃号自娱，笑骂由人。也许他的叛国行为，就是此种自暴自弃心理的表现，然而在日人手里讨生活，其味果何如乎？
食人肉者
（1940年2月15日）
每天早晚走过爱多亚路，看见马路两旁伫立着的数百在寒风中瑟缩着等待施发白饭的人们，辄兴不知今是何世之感。这两天米价煤球价，又涨到令人不能相信的高度，米价已超过五十大关，煤球竟高至六元多一担，当生活必需品成为奢侈品的时候，行见街头尽为菜色之人，而饿死者的数目也只有一天一天增加起来吧？据闻营米业煤球业的人去年无不利市三十倍，甚至有如某煤号获利一千七百余万的，举世皆瘦而我独肥，迹其行为，简直与食人肉无异。此辈绝无人心，我们殊不愿再对他们浪费口舌以作最后的劝告，惟望行政当局能以严峻的手段彻底清查此种危害市民合法生存的败类，处以应得的惩罚，同时各界人士，也当本嫉恶若仇之旨，随时检举，务使若辈知所敛迹，则数百万贫寒市民，也许还有一线的生路。
斋藤隆夫的牢骚
（1940年2月24日）
斋藤隆夫因为在议会中出言不慎，惹了一场没趣。这回他向《报知新闻》记者大发牢骚，说是宁愿剖腹，不愿辞职云云，态度铮铮，可谓“有种”。不过他说将在惩戒委员会中再度发表演说，殊不能不令人代他捏一把汗。这位斋藤先生似乎忘记了今日的日本议会已经是一座有名无实的空壳子，议员除了作军部的应声虫外，决无发表任何异议的余地。日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也许确为事实，但即使有之，在目前军人跋扈的空气中，也将窒息而死，倘非明哲保身地效法噤口的寒蝉，就有招致生命危险的可能。从这次一百零三亿巨大预算案在众院中毫无异议一致通过一事观之，可见军部借手斋藤，杀一儆百之计，已见成效。今后诸位议员先生们大可多打打瞌睡，大概军部老爷们不会见怪。而对于日本尚存期望的国外观察家们，也暂时可以不必希望“贤明分子抬头”了。
英防军破获暴徒机关
（1940年2月28日）
昨天沪西英防军破获某方暴徒巢窟，捕去暴徒十四名并搜获私藏军火一举，在目前法纪荡然的恶劣情形中，的确令人鼓掌称快。自从这次工部局与傀儡成立所谓“临时协定”以后，我们早已指出这决不是澄清现有局势的妥善办法。果然日方虽然宣传取缔沪西各赌窟，而“好莱坞”、“愚园”、“会乐宫”等声名狼藉的魔穴，依然特准“暂缓迁移”，照旧公开进行其杀人不见血的工作。即此一端，可概其余，工部局如果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认为日伪确有信义可言，那未免忠厚得太过火了。
我们除了对于英防军的不畏强御，表示最大的敬意之外，尤盼工部局能看清事实，不再“与虎谋皮”，而以尽可能的强硬态度处置与日伪有关的事件，务使罪恶势力有不得不销声匿迹的一天，则上海全体良善市民，均将拜受其惠矣。
如此开放！
（1940年3月3日）
日方与工部局所缔结的《苏州河北区警权协定》成立了，大家以为期望已久的虹口开放，终于成为事实，似乎是一件天外飞来的喜讯。然而一考其实，恐怕谁都要怳然自失吧。本市英文《大美晚报》所载虹口大批华人，因日人“调查通行证”或“执行搜查工作”而被捕失踪，甚至于看戏出来，不问情由，便拖上卡车，听到了这种消息，真令人寒心。
原来日人之应允交还苏州河北警权，不过是一种幌子，一方面以此作为沪西越界区警权的交换条件，让工部局得到虚名而自己坐享实惠。一方面因为鉴于略有身价稍知自爱的华人，不肯轻易涉足桥北，长此下去，虹口市面永会无法繁荣。开放的空气一传出后，因为租界生活程度的高涨，自会有大批华人被吸引而前往，不用说那是一个供其榨取的最好机会。
而且其利益不仅止于此而已。将来《协定》实行以后，警权虽称交还，防军仍未撤退，生杀之权在其掌握中的华人，随时可以被其假借任何名义大批捉去，或为他们服役，或代他们送死，一踏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无异自投陷阱。我们要警告上海的中国民众，“红灯在前，行人止步！”
悼蔡孑民先生
（1940年3月6日）
我们以最大的敬意与至深的沉痛，哀悼蔡孑民先生的溘逝。蔡先生不但于党国有悠长的历史，而且是现代中国一位稀有的人伦师表，的确可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八字而无愧。我们要纪念他，因为：
第一，蔡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几千年来蒙蔽于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时代开始觉醒了，当时蔡先生居北大校长的领导地位，对于此一运动的推进实有莫大的功绩。我们也可以说少年中国的萌芽，是在蔡先生的多方吹嘘爱护之下成长起来的。
第二，蔡先生是一位有中心思想而无门户之见的学者。他的为学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古今中外，极左极右，都有其深刻的研究，自己虽有确定不移的主张，但并不排斥他人的见解，这种宽大能容物的精神，正是为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值得我们效法的。
第三，蔡先生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虽然历官显要，但始终尽瘁于树人大业。及身的门墙桃李不用说，就是未及亲受教益的，亦莫不受到他的人格，学问，与思想的涵煦。要是新中国的建立是在现在我们这辈青年的手中，那么蔡先生便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一个辛勤的保姆。
可憾的是蔡先生未及亲睹抗建的完成，随而丢弃了他所爱护的青年以去，然而他如果想到后继有人，蔡先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纪念今日
（1940年3月21日）
三月二十一日是上海中国人民的一个光荣的纪念日。十三年前，正是北洋军阀势力日薄崦嵫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国民革命军深得民众拥护，义师北指，所向披靡，深恐他们的爪牙旧军阀一旦失势之后，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将不保。因此竭力设法阻挠，并唆使盘踞凇沪的反动军人屠杀异己，箝压民众。昧于大势的他们，不知中国民众早已觉醒过来了，压力愈强，反抗力亦必然更加高涨。手无寸铁的人民，终于和革命的武力响合，驱走了倒行逆施的军阀余孽，替上海历史上揭开了灿烂的新页。
事过境迁，盘踞在今日的上海的，却又是另一种恶势力，同样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操纵，而其罪恶更远浮于当日的反动军阀。上海的中国人民处身于更艰危的境地中，想到十三年前向恶势力艰苦抗争的精神，应该得到一个怎样有力的启示！点缀在孤岛表面上的，虽然是一片酣歌恒舞，可是别再做梦吧，大家从今天起，要拿出加倍的决心与毅力，检点自己生活，努力有意义的工作，克守国民气节，积极从事经济的斗争。至少要能做到这几点，才算不愧为一个中国人民，而今天的纪念，也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
格鲁辞职之谣
（1940年3月23日）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将于五月间休假回国，日本人却说他感于不能调整两国关系而辞职。这种谣言造得当然很幼稚无聊，但却十足暴露了日人讳疾忌医的心理。上次格鲁由美返任后，曾发表一篇对日本人颇不客气的演说，素来受不起“侮辱”的日人，却只好暗中恼恨，莫敢奈何，而以红红脸孔了事。荏苒经月，日本口口声声所谓“收拾事变”，离题愈远，索性横了心肠，把一个沐猴而冠的汪兆铭拎上舞台，叫他僭窃国府名义，大卖其野人头，肉麻当有趣的表演，害得看戏的人连隔夜饭都呕出来。格鲁大使与日方接触较多，对于远东的实在情形比别人格外明白，此番返国述职，当然要向本国一五一十地报告，虽以日人的一百个死不认错，也知道他的报告决不会于自己有利。他们因为领教过格鲁大使“不买帐”的言论，以为如果换一个人来，也许比较容易对付些，不知道无论是格鲁也好，不是格鲁也好，一国的大使总是代表着一国政府的意见，日人如果无法改变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意见，那么以后使他们难堪的事当然多着。也许格鲁大使这次假满返任后，将有一篇更结棍（注）的教训给予日本。也许日本今后所得到的教训，将是比言词更有力的一种。
注：结棍，上海方言，扎实的意思编者注
为手榴弹事忠告某方暴徒
（1940年3月26日）
本报向来站在一个新闻纸的立场上，在恶劣的环境中尽鼓吹正义的责任，因为深信我们所说的话，不是一二人任意歪曲事实的言论，而的确代表着全上海正义人士的意见。读者对于本报的热诚拥护，已经充分证实了我们的信念，同时并带给我们无限的勇气，使我们能在奸人多方恫吓破坏之下无所畏惧。
像昨天某方暴徒以手榴弹二枚惠赐之事，实在是无聊之至。如果此类恐吓手段可以使我们寒心，那么不待今天，我们早已如他们所期望地“软化”了。明知遭人之忌而仍然不改初衷，无非因为求良心之所安，一切可以置诸度外。过去本报所遇的种种袭击恫吓抢劫报纸阴谋中伤等行为，不一而足，但始终不能动摇我们的意志。他们这一套卑劣可耻的手段，除了证明他们动机的不纯而外，并无何等作用可言，今后似乎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因为他们的目的显然永无达到的可能。即使他们仍不惮烦地再图一逞，我们也必不介意：只要尚有一分说话的自由，我们仍将继续说良心叫我们说的话，任何暴力都不能使我们噤口不言。
我们的告白
（1940年3月29日）
在善与恶两种势力作殊死搏斗的现阶段中，站在拥护正义一方的，固然必须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牺牲殉道的决心，为自己所信守的主义而奋斗，但他不能不慎防敌方种种阴谋破坏暗箭中伤的手段，以免在目的未曾达到之前，先已遭到了毒手。尤其像我们言论界中人，不得不时时戒备着各式各种外似纯洁而别有用心的反宣传，以免中人暗算。因此之故，即使立场与本报相同，但因易于引起误会，使敌方破坏本报更多一种借口的消息，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或率直指摘。
也许因为读者爱护本报过切，所以不免或对我们存过奢的期望。于此我们不得不声明的，我们站在同情中国抗战的立场上，以报道正确消息为任务，同时希望以舆论的力量，为正义人道张目，反对暴力侵略，排击妖言谬论。如果能做到这几点，便可以认为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可告无罪于读者了。除此而外，则任何种类的活动，凡不属于我们本分之内者，皆非我们所愿参加。这一点希望同情我们的读者，能够顾到当前环境的恶劣，给予我们善意的谅解。各人站在各人的本位上努力，不为威胁，不为利诱，不做违背良心的事，这是我们所愿以自勉并以勉读者诸君的。
日本对公共租界的攻势
（1940年4月3日）
公共租界外籍董事人选，向来按照行之已有多年的绅士协定，维持五二二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