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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中国人的素质-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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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的小孩,就像捆在桶里一样。一旦摔倒,自己就根本爬不起来了。我们从未听到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眼装有什么不舒服。难受常常是自找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不会有任何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忍受那种种不便。
  谈到笨重的冬服,就不得不提一提中国人根本没有任何一种衬衣衬裤。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毛织衬衣经常替换,日子就没法过。这种需要,中国人意识不到。他们沉重的棉衣挂在身上,好似挂着许多布袋子,听任冷风从缝隙中吹进来寒彻肌肤,但他们却不在乎,尽管他们也承认这种着装并不理想。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头子抱怨自己冻僵了、于是他得到一件外国衬衣,人家叫他每天穿着,避免受冻。一两天之后,他居然脱下了这件衬衣,说是“烧得慌”。
  中国的鞋子用布做成,容易渗水,一碰就湿。天气一冷,双脚就多少有点冰。的确,中国有一种油靴就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像其他许多方便的物品一样,考虑到价钱,就没有多少人会用了。雨伞也是这样。这些东西属于奢侈品,中国人从不视之为必需品。哪怕风吹雨打,全身湿透,中国人也不认为更换衣服是件重要的事情。看来,他们也没有发现用身体悟干湿衣服有什么不舒服。中国人虽然羡慕外国的手套,自己却从来不做。他们也知道有一种除了大拇指其余四指不分的手套,但即使在最北的地方也极少能看见这种手套。
  中国服装最恼人的特点,从外国人的立场来看,其中有一条便是没有口袋。任何一个普通的西方人都需要许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面口袋放记事本,后面口袋放手帕,衬衣口袋放铅笔、牙签和怀表等等,其他方便的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串和钱包。如果这个外国人还要带上小梳子、折叠尺、开塞钻、鞋扣、镊子、小指南针、折叠剪刀、弹子、小镜子、自来水笔等,那他对于他的种族来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他已经习惯于时常使用这些东西,须臾不可分离了。至于中国人,这样的东西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如果别人给他,他也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就把它塞在胸口,而他带在身边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细地松开绑腿,塞进文件,继续赶路。如果他穿着外裤,他就把文件塞在裤腰带上,什么都不解开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的任何一种,如果带子松开,而他又不知道,文件就丢了——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文件之类的东西还可以放在卷起的长袖子里、卷边帽的帽沿里,或者帽子与脑袋之间的地方。许多中国人都会一些方便省事的小窍门,尽管都是些小事,比如他们常常把钱卷起来放在耳朵上。要保证随身携带的东西不丢失,主要靠裤腰带,带上系着小钱袋、烟袋烟杆,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东西。如果带子一旦松开,东西也就肯定掉了。钥匙、木梳和一些古钱,都系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纽扣上,每次脱衣服得小心,以防弄掉了这些附属物。
  如果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服装在我们看来令人不快,那么,他的睡衣就至少用不到多作评论了,因为他是脱光衣服、裹紧被子、倒头大睡的。男人或女人都没有睡衣。孔子说过:“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注',这确有记载。然而,据认为这是指孔子斋戒时穿的礼服,不是普通的睡衣。但可以断定,现代中国人是不会仿效他而穿上夜袍的,并且能不斋戒,就不斋戒。即使是新生儿,尽管他们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却是随随便便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会让孩子突然受凉,因此,这足以解释为何许多中国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孩子稍大一点,有的地区,不是给孩子用尿布,而是用两个沙袋。'注'光是这种想法,就足以使西方的母亲温柔的心中充满恐惧。被这种怪异的重物坠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开始就被固定在那里,不能乱跑了,像一只“背着”大号铅弹的青蛙。流行这种习惯的地方,说一个人孤陋寡闻,常常说他还没有脱掉“土裤子”!
  住房同服装一样,对于我们所说的舒适,中国人也是无所谓的。为了确立这个论题,应该不考虑穷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因为他们是被迫如此居住的,我们应该考虑那些家境足以如愿以偿地居住的人的情形。中国人不注意在房屋四周种上树木来遮荫。而宁愿撑起席棚。然而,那些没有钱撑席棚的人,本应很容易地种几棵令人惬意的遮荫的树,但他们不种,却满足于种一些类似石榴树这样的装饰性灌木。当院子里热得令人无法忍受时,主人就走到路上坐着,而当路上也热得受不了时,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朝南的部位是主要出入口,但很少有房子对着南门再开个北门。如果这样安排,就可以通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散去一些三伏天的热气。若是问他们为什么这种方便的事情却不常见,经常的回答是:“我们没有北门!”
  在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炕”是中国人一般睡觉的地方,用砖坯垒起,用烧饭的火来加热。如果不巧没有火,那么,对外国人来说,这个冰凉的土炕真是难受到了极点。如果碰巧火太大,他又会在后半夜热醒过来,感到自己正在忍受一种烧烤的煎熬。不管怎样,总不能整夜保持一个热度。全家人就这样挤在这个平台上。垒土炕的材料又导致小虫子大批出没,即使每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除去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它们占据了各种不同层次住房的墙壁。
  到处都有动物的侵害。对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已习以为常,但是,即使他们视之为寄生虫,似乎也根本没有谁会想到这些害”虫是可以防治的。除了为数极少的城里人挂着帐子驱避蚊子之外,据我们所知,其余地方就几乎没有人使用蚊帐了。白岭虫和蚊子的确最让人讨厌,有时也会用芳香植物熏一熏,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虫子的恼人程度却不及我们的千分之一。
  枕头的式样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反映了不同的舒适标准。在西方,枕头是一只袋子,装着羽毛,正好撑着头部。在中国,枕头却是支撑头颈,是一只小竹凳、一截木头,更常见的是一块砖。没有一个西方人能使用中国人的枕头而不感到难受。同样,也可以肯定,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用为枕头的袋子上忍受十分钟。
  我们已经讲到过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中国人没有任何羊毛纺织。更加难以解释的是,他们吃掉大量的飞禽,但对于利用从其身上拔取的羽毛却不感兴趣。用羽毛做被褥,是很便当的,而且几乎也不花什么钱,但它们却在厉行节约的中国人眼皮底下任风吹散。除非把它们卖给外国人,要不就把大一点的羽毛松松地扎起来掸灰。而在中国西部,有时则把它们厚厚地铺在麦地或豆子地里,防止觅食的动物啃吃庄稼。除此之外,我们就不知道如今这些羽毛在派什么用场。
  对西方人来说,理想的床应该是结实而富有弹性的。据我们所知,最好的式样是钢丝床,近年来已经使用得十分普及。但是,当一家中国最好的医院提供这种豪华用品时,谋划安置这些床的好心的医生却厌恶地发现,只要他一转身,那些尚有点力气的病人,就已从弹簧床上爬下来躺在地板上,因为睡地板就像睡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中国的房屋一到夜里,就黑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当地的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他们也的确知道煤油有很大的便利,但许多的地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的造成,是由于保守的惯性力量,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与几乎什么都照不亮的那些油灯相比,煤油灯要令人舒服得多。
  西方人感到中国的家具既笨拙又不舒服。中国人坐的不是我们的祖先习惯于靠坐的宽大椅子,而是非常狭窄的长凳。如果凳子腿松了,或者只有一端坐着人,冷不防坐翻在地,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中国人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们的观念,中国的椅子是不舒服的典型。有些椅子式样,造得像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更普遍的式样,做成的样子足以支撑一个体重二百五十磅的人,但椅子吃力不匀,不久就会散架。
  西方人对中国房屋最反感的无疑便是潮湿和寒冷。建筑结构的致命错误,就在于打地基时太节省。其不可避免并且永远存在的结果便是潮湿。泥地或者砖坯地,不仅令大多数外国人极不舒眼,并且也特别有损健康。同样烦人的,是装在转轴上的门太松。两扇这样的门,上下两端都吹得进冷风。哪怕贴上硬板纸,一道门也无力抵御寒冬,因为几乎不可能教会中国人随手关门。有位商人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了“随手关门”的标识,但这在中国是一句极大的空话,因为从来就没人关门。进出房屋和院子的门,门框太低,普通身高的人进出时也要低头,否则就会一头撞在门框上。
  中国的纸窗,抵挡不了风雨、阳光、热气和灰尘。百叶窗不普及,而且常常是有也不用。
  大多数中国家庭只有一只炊锅,它是一只四下去的大铁碗,能装几加仑东西。但是,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烧饭时就不能烧开水。必须有一个人或蹲或坐在小灶膛前,不时朝低低的锅底下面塞进一些柴禾或者干草,以充当燃料。烧煮基本上都用这个办法。房间里全是水汽,常常还有烟,足以使外国人失明和窒息,但中国人却似乎对这些害处感到无所谓,尽管他们也明白其结果通常是严重的眼病。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住房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暖气设备。绝大多数百姓,即使在严寒肆虐的地区,除了由烧饭而传到炕上的那点热量之外,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取暖了。中国人高度称赞炕的舒适性,妇女有时称炕为“亲娘”。但是,西方人希望热源能够稳定供给,热量传遍全身,而中国的炕在寒冷的夜晚却是壁炉或火炉的极不适当的替代品。因此,对西方人来说,炕一点都不舒服。有煤的地区确实也用煤做燃料,但与全国相比,这样的地区实在有限,而烟又常常吹进房间,渐渐的整个房间全是。家境好的人用木炭,但也用得十分节省,而且若烧法不谨慎,其危险也像烧煤一样大。房子实在让人不舒服,天冷时即使在家里,人人都得穿上所有的衣服。一旦出门,就没有衣服可添了。“你冷吗?”我们问他们。“当然!”经常这样回答。以西方人的标准来看,他们整个一生都没有让自己暖和过。冬天,他们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冻住,底下在慢慢流淌。考虑到中国人住房的这些特点,难怪一位曾经出过国的道台说,美国犯人住的监狱,要比他的衙门舒服。
  我们曾指出中国人不在意拥挤和噪音。只要天气一冷,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地挤在一起,以便取暖。即使在三伏天,也可以经常看到船上乘客挤得既不能坐更无法躺。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但中国人看来并不在乎。西方人喜欢寓所与邻居保持一定距离,既可以通风,又顾及到自己的隐私。中国人对空气流通和个人隐私一无所知,即使意识到这一点,看来也不会喜欢这样。中国每个小村庄的建造,都毫无章法。换言之,房屋与房屋挤在一起,似乎地皮特别贵。其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地价上涨,尽管还有别的原因,城市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最终是庭院狭窄,房间很小,拥挤得不利于健康,即使有的地方不远处正好有块空地,也是如此。
  一位中国的出门人,住进一个中国的小客栈,可以在囫囵吞下晚饭之后,欣赏着大批马车到达的喧哗,马上倒头睡着。而他来自西方世界的旅伴,却躺到半夜都没睡着,只要他还有知觉,他就可以听到六十匹骡子在那里咀嚼、踢腿和嘶呜。这些响动之中,不时还有木头的吱嘎作响声或者狗的狂吠声在此起彼伏。在一个客栈的院子里,常常可以看见多达五十头驴子,它们在夜里的不时地发出的声响,令人难以想象。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在驴尾巴上吊一块砖头,驴就不叫了,但几次三番地问他们,也没听说谁真的这样干过。其解释很简单:中国人并不特别在意五十头驴子是一头一头叫、一起叫,还是根本不叫。没有一个酉方人会对这种问题不求个答案。这样的不在乎,并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我们推知这一点,因为有一个朝廷命宫的夫人曾经在亲王府养了将近一百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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