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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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的小孩，就像捆在桶里一样。一旦摔倒，自己就根本爬不起来了。我们从未听到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眼装有什么不舒服。难受常常是自找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不会有任何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忍受那种种不便。
　　谈到笨重的冬服，就不得不提一提中国人根本没有任何一种衬衣衬裤。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毛织衬衣经常替换，日子就没法过。这种需要，中国人意识不到。他们沉重的棉衣挂在身上，好似挂着许多布袋子，听任冷风从缝隙中吹进来寒彻肌肤，但他们却不在乎，尽管他们也承认这种着装并不理想。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头子抱怨自己冻僵了、于是他得到一件外国衬衣，人家叫他每天穿着，避免受冻。一两天之后，他居然脱下了这件衬衣，说是“烧得慌”。
　　中国的鞋子用布做成，容易渗水，一碰就湿。天气一冷，双脚就多少有点冰。的确，中国有一种油靴就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像其他许多方便的物品一样，考虑到价钱，就没有多少人会用了。雨伞也是这样。这些东西属于奢侈品，中国人从不视之为必需品。哪怕风吹雨打，全身湿透，中国人也不认为更换衣服是件重要的事情。看来，他们也没有发现用身体悟干湿衣服有什么不舒服。中国人虽然羡慕外国的手套，自己却从来不做。他们也知道有一种除了大拇指其余四指不分的手套，但即使在最北的地方也极少能看见这种手套。
　　中国服装最恼人的特点，从外国人的立场来看，其中有一条便是没有口袋。任何一个普通的西方人都需要许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面口袋放记事本，后面口袋放手帕，衬衣口袋放铅笔、牙签和怀表等等，其他方便的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串和钱包。如果这个外国人还要带上小梳子、折叠尺、开塞钻、鞋扣、镊子、小指南针、折叠剪刀、弹子、小镜子、自来水笔等，那他对于他的种族来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他已经习惯于时常使用这些东西，须臾不可分离了。至于中国人，这样的东西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如果别人给他，他也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就把它塞在胸口，而他带在身边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细地松开绑腿，塞进文件，继续赶路。如果他穿着外裤，他就把文件塞在裤腰带上，什么都不解开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的任何一种，如果带子松开，而他又不知道，文件就丢了——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文件之类的东西还可以放在卷起的长袖子里、卷边帽的帽沿里，或者帽子与脑袋之间的地方。许多中国人都会一些方便省事的小窍门，尽管都是些小事，比如他们常常把钱卷起来放在耳朵上。要保证随身携带的东西不丢失，主要靠裤腰带，带上系着小钱袋、烟袋烟杆，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东西。如果带子一旦松开，东西也就肯定掉了。钥匙、木梳和一些古钱，都系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纽扣上，每次脱衣服得小心，以防弄掉了这些附属物。
　　如果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服装在我们看来令人不快，那么，他的睡衣就至少用不到多作评论了，因为他是脱光衣服、裹紧被子、倒头大睡的。男人或女人都没有睡衣。孔子说过：“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注＇，这确有记载。然而，据认为这是指孔子斋戒时穿的礼服，不是普通的睡衣。但可以断定，现代中国人是不会仿效他而穿上夜袍的，并且能不斋戒，就不斋戒。即使是新生儿，尽管他们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却是随随便便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会让孩子突然受凉，因此，这足以解释为何许多中国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孩子稍大一点，有的地区，不是给孩子用尿布，而是用两个沙袋。＇注＇光是这种想法，就足以使西方的母亲温柔的心中充满恐惧。被这种怪异的重物坠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开始就被固定在那里，不能乱跑了，像一只“背着”大号铅弹的青蛙。流行这种习惯的地方，说一个人孤陋寡闻，常常说他还没有脱掉“土裤子”！
　　住房同服装一样，对于我们所说的舒适，中国人也是无所谓的。为了确立这个论题，应该不考虑穷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因为他们是被迫如此居住的，我们应该考虑那些家境足以如愿以偿地居住的人的情形。中国人不注意在房屋四周种上树木来遮荫。而宁愿撑起席棚。然而，那些没有钱撑席棚的人，本应很容易地种几棵令人惬意的遮荫的树，但他们不种，却满足于种一些类似石榴树这样的装饰性灌木。当院子里热得令人无法忍受时，主人就走到路上坐着，而当路上也热得受不了时，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朝南的部位是主要出入口，但很少有房子对着南门再开个北门。如果这样安排，就可以通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散去一些三伏天的热气。若是问他们为什么这种方便的事情却不常见，经常的回答是：“我们没有北门！”
　　在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炕”是中国人一般睡觉的地方，用砖坯垒起，用烧饭的火来加热。如果不巧没有火，那么，对外国人来说，这个冰凉的土炕真是难受到了极点。如果碰巧火太大，他又会在后半夜热醒过来，感到自己正在忍受一种烧烤的煎熬。不管怎样，总不能整夜保持一个热度。全家人就这样挤在这个平台上。垒土炕的材料又导致小虫子大批出没，即使每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除去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它们占据了各种不同层次住房的墙壁。
　　到处都有动物的侵害。对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已习以为常，但是，即使他们视之为寄生虫，似乎也根本没有谁会想到这些害”虫是可以防治的。除了为数极少的城里人挂着帐子驱避蚊子之外，据我们所知，其余地方就几乎没有人使用蚊帐了。白岭虫和蚊子的确最让人讨厌，有时也会用芳香植物熏一熏，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虫子的恼人程度却不及我们的千分之一。
　　枕头的式样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反映了不同的舒适标准。在西方，枕头是一只袋子，装着羽毛，正好撑着头部。在中国，枕头却是支撑头颈，是一只小竹凳、一截木头，更常见的是一块砖。没有一个西方人能使用中国人的枕头而不感到难受。同样，也可以肯定，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用为枕头的袋子上忍受十分钟。
　　我们已经讲到过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中国人没有任何羊毛纺织。更加难以解释的是，他们吃掉大量的飞禽，但对于利用从其身上拔取的羽毛却不感兴趣。用羽毛做被褥，是很便当的，而且几乎也不花什么钱，但它们却在厉行节约的中国人眼皮底下任风吹散。除非把它们卖给外国人，要不就把大一点的羽毛松松地扎起来掸灰。而在中国西部，有时则把它们厚厚地铺在麦地或豆子地里，防止觅食的动物啃吃庄稼。除此之外，我们就不知道如今这些羽毛在派什么用场。
　　对西方人来说，理想的床应该是结实而富有弹性的。据我们所知，最好的式样是钢丝床，近年来已经使用得十分普及。但是，当一家中国最好的医院提供这种豪华用品时，谋划安置这些床的好心的医生却厌恶地发现，只要他一转身，那些尚有点力气的病人，就已从弹簧床上爬下来躺在地板上，因为睡地板就像睡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中国的房屋一到夜里，就黑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当地的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他们也的确知道煤油有很大的便利，但许多的地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的造成，是由于保守的惯性力量，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与几乎什么都照不亮的那些油灯相比，煤油灯要令人舒服得多。
　　西方人感到中国的家具既笨拙又不舒服。中国人坐的不是我们的祖先习惯于靠坐的宽大椅子，而是非常狭窄的长凳。如果凳子腿松了，或者只有一端坐着人，冷不防坐翻在地，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中国人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们的观念，中国的椅子是不舒服的典型。有些椅子式样，造得像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更普遍的式样，做成的样子足以支撑一个体重二百五十磅的人，但椅子吃力不匀，不久就会散架。
　　西方人对中国房屋最反感的无疑便是潮湿和寒冷。建筑结构的致命错误，就在于打地基时太节省。其不可避免并且永远存在的结果便是潮湿。泥地或者砖坯地，不仅令大多数外国人极不舒眼，并且也特别有损健康。同样烦人的，是装在转轴上的门太松。两扇这样的门，上下两端都吹得进冷风。哪怕贴上硬板纸，一道门也无力抵御寒冬，因为几乎不可能教会中国人随手关门。有位商人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了“随手关门”的标识，但这在中国是一句极大的空话，因为从来就没人关门。进出房屋和院子的门，门框太低，普通身高的人进出时也要低头，否则就会一头撞在门框上。
　　中国的纸窗，抵挡不了风雨、阳光、热气和灰尘。百叶窗不普及，而且常常是有也不用。
　　大多数中国家庭只有一只炊锅，它是一只四下去的大铁碗，能装几加仑东西。但是，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烧饭时就不能烧开水。必须有一个人或蹲或坐在小灶膛前，不时朝低低的锅底下面塞进一些柴禾或者干草，以充当燃料。烧煮基本上都用这个办法。房间里全是水汽，常常还有烟，足以使外国人失明和窒息，但中国人却似乎对这些害处感到无所谓，尽管他们也明白其结果通常是严重的眼病。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住房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暖气设备。绝大多数百姓，即使在严寒肆虐的地区，除了由烧饭而传到炕上的那点热量之外，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取暖了。中国人高度称赞炕的舒适性，妇女有时称炕为“亲娘”。但是，西方人希望热源能够稳定供给，热量传遍全身，而中国的炕在寒冷的夜晚却是壁炉或火炉的极不适当的替代品。因此，对西方人来说，炕一点都不舒服。有煤的地区确实也用煤做燃料，但与全国相比，这样的地区实在有限，而烟又常常吹进房间，渐渐的整个房间全是。家境好的人用木炭，但也用得十分节省，而且若烧法不谨慎，其危险也像烧煤一样大。房子实在让人不舒服，天冷时即使在家里，人人都得穿上所有的衣服。一旦出门，就没有衣服可添了。“你冷吗？”我们问他们。“当然！”经常这样回答。以西方人的标准来看，他们整个一生都没有让自己暖和过。冬天，他们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冻住，底下在慢慢流淌。考虑到中国人住房的这些特点，难怪一位曾经出过国的道台说，美国犯人住的监狱，要比他的衙门舒服。
　　我们曾指出中国人不在意拥挤和噪音。只要天气一冷，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地挤在一起，以便取暖。即使在三伏天，也可以经常看到船上乘客挤得既不能坐更无法躺。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但中国人看来并不在乎。西方人喜欢寓所与邻居保持一定距离，既可以通风，又顾及到自己的隐私。中国人对空气流通和个人隐私一无所知，即使意识到这一点，看来也不会喜欢这样。中国每个小村庄的建造，都毫无章法。换言之，房屋与房屋挤在一起，似乎地皮特别贵。其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地价上涨，尽管还有别的原因，城市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最终是庭院狭窄，房间很小，拥挤得不利于健康，即使有的地方不远处正好有块空地，也是如此。
　　一位中国的出门人，住进一个中国的小客栈，可以在囫囵吞下晚饭之后，欣赏着大批马车到达的喧哗，马上倒头睡着。而他来自西方世界的旅伴，却躺到半夜都没睡着，只要他还有知觉，他就可以听到六十匹骡子在那里咀嚼、踢腿和嘶呜。这些响动之中，不时还有木头的吱嘎作响声或者狗的狂吠声在此起彼伏。在一个客栈的院子里，常常可以看见多达五十头驴子，它们在夜里的不时地发出的声响，令人难以想象。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在驴尾巴上吊一块砖头，驴就不叫了，但几次三番地问他们，也没听说谁真的这样干过。其解释很简单：中国人并不特别在意五十头驴子是一头一头叫、一起叫，还是根本不叫。没有一个酉方人会对这种问题不求个答案。这样的不在乎，并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我们推知这一点，因为有一个朝廷命宫的夫人曾经在亲王府养了将近一百只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