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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

失落的约柜-第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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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虽然是一句老生常谈,也许是人类所知道的一句最古老的老生常谈,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我到阿克苏姆圣城去,而在于我如何设法到那里去;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我应当在那里找到约柜,而是我应当在自己心中找到足够的勇气,去做这次尝试。
  在我眼里,我远远不是披挂着闪亮铠甲的亚瑟王传奇故事里的骑士。尽管如此,在我生命的这个瞬间,我却毫不困难地理解了这个传奇故事里的高文爵士。在即将踏上去格林圣堂的路,即将面对途中等待他的那些危险时,高文爵士决定不听那个扈从诱人的劝告。那扈从想说服他放弃追寻圣杯,并警告他说:
  〃你若到那里去就会被杀死……因此,高贵的高文爵士
  啊……还是去走另一条路,到更遥远的地区去吧!以上帝的
  名义到那里去,基督保佑你走好运!我将再回到家里,信守
  庄严的誓言,以上帝和他的圣徒的名义,始终保守你这个秘
  密,绝不向任何人提起你曾转变了方向。〃(《高文与绿衣骑
  士传奇》,英国企鹅书局,1974年伦敦英译版,第100页)
  高文权衡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回答道:
  〃老兄,你希望我一切顺利,我也相信你会忠实地为我
  把这个秘密锁在你心里。但无论你如何保持沉默,我若像你
  说的那样,不去这个地方而逃走,那我便成了一个胆小的骑
  士,没有别的借口……我一定要去格林圣堂,去面对命运的
  安排。〃
  现在我也下了这样的决心,尽管不像高文那样富于骑士气概。我一定要到我自己的那座〃厄运礼拜堂〃去,去看看命运将带给我什么。也像高文爵士一样,我知道自己必须在新年期间完成那次旅行,因为那个庄严的主显节很快就要到了。
  
  第六部 荒野
  '许多人都认得我。所以,你若想找我,就努力来找好了,你不会找不到我的。那么,你就来吧!否则你就活该被称为懦夫……不过,我可以给你一年的缓期,允许你在今后一年零一天之内找到我。'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传奇》
  
  第十七章 与魔鬼共餐
  结束了以色列和埃及之旅,我在1990年10月回到了英国。当时我下了决心:我必须去阿克苏姆,而最佳时机就是1991年1月。如果能在那个月的18日以前到达那里,我便可以去参加主显节仪式了。我希望那期间群众游行时能把约柜抬出来。
  我在耶路撒冷采访过的那位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曾怀疑届时是否会使用真的约柜。〃我不相信那些基督徒会抬出真约柜来,〃他对我说,〃他们不会那么做。他们绝不会把它给任何人看。他们会使用一个复制品。〃这个警告出自一个曾怀着目睹那件圣物的希望、亲自去过阿克苏姆城的人之口,因此很让我感到心绪不宁。尽管如此,我还是找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按原计划行事,而这就意味着要战胜我自己的恐惧。
  埃塞俄比亚内战的局势一直对政府不利,所以,我如果真的打算去阿克苏姆城,那就不得不把自己交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手里,这一点已经勿庸置疑了。我知道,几年来,他们曾允许十几名外国人到他们的控制区内活动,并且没有伤害过那些人。不过,我却非常担心他们会伤害我。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是:因为在1983年到1989年期间,我曾和埃塞俄比亚政府有过密切的联系。1982年底,我放弃了自己新闻记者的本行,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为广大的客户(其中包括非洲的一些政府)出版书籍和其他文件。我最早的一笔生意是和埃塞俄比亚旅游委员会达成的。实际上,正如本书第一章介绍的那样,正是那笔生意使我第一次去了阿克苏姆城,那是在1982年。
  那次旅行的成果是一本装帧精美的画册(葛瑞姆·汉卡克、理查德·潘克赫斯特、邓肯·维莱茨合著:《在埃塞俄比亚的天空下》,1983年伦敦与内罗毕版,1987年、1989年再版——作者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很喜欢这本书,因此他们便委托我去完成另外一些类似的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掌权人物,例如工人党的意识形态首脑施麦利斯·马赞加,还有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活动家,包括伯哈努·巴伊、卡萨·科比德,此外还有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物,他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红色皇帝〃,那就是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本人。这个军事强人在70年代中期夺取了国家权力,在全非洲,他对异己的无情镇压恐怕是无与伦比的。
  我有一种感觉:当你和人们一起密切工作的时候,你会逐渐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去看待事情。我在80年代中期就碰到了这种情况。1985年以后,我已经成了埃塞俄比亚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我从不赞成那个政府采取的国内高压政策,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说服了自己,使自己相信他们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还是合理的和有益的。
  这些措施里值得二提的是:1984年到1985年期间,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新政策,旨在把100多万农民从闹饥荒的提格雷省(当时还在政府控制之下)迁移到该国南部和西部的处女地上去。当时我认为那是〃必要的〃,因为北方大片地区已经变成了〃不适于居住的荒地,并且已经濒于全面的、不可逆转的经济崩溃边缘〃(葛瑞姆·汉卡克:《埃塞俄比亚:饥饿的挑战》,1985年伦敦版,第110页)。然而,TPLF的政治领袖们却对这次移民另有看法,把它视为对反政府军的严重威胁,他们当时正在全力扩充反政府军的力量。他们坚信,这项〃罪恶〃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使他们失去自己家乡地区民众的支持(因为很显然,从提格雷省每迁走一个农民,就意味着解放阵线少了一名后备军士兵)。所以,为了支持政府的移民政策,我曾在不少场合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我便公开地直接侵犯了TPLF的利益。何况,我还曾经以另外一些方式表明了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密切关系。
  最后,在1988年和1989年上半年,我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牵连转到了一个新领域。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了一系列奇特的旅行,往返于埃塞俄比亚和它的邻国索马里之间。
  在索马里,非洲的另一个独裁者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他就是穆罕默德·西亚德·巴尔总统,当时还在掌权。这些旅行的目的,是促进两国间的一项进展缓慢的和平进程外交谈判。
  当时,我认为自己担负的是一项美好事业中的一个光荣使命,很有价值,光明正大。何况这个使命还使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担任了两名敌手之间的〃忠实调停人〃,而门格斯图和巴尔这两个敌手都大权在握,十分危险。但是,这样的心理动机却使我完全忽视了我的活动对我的不利影响,那就是:我不得不和这两个残酷而工于心计的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其后果可能会败坏和危及我自己的名誉。
  有句古老的谚语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与魔鬼共餐的人,应当准备好一把长柄汤勺。1988年和1989年,我心血来潮,充当了短时期的业余外交官,其间我曾经和两个魔鬼共餐一一但不幸的是:我当时根本就没带长柄汤勺。我是否已经摆脱自己这段有污点的经历了呢?对这个问题的诚实回答是充满回响的〃是〃。我当然已经摆脱了它。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对自己当时的行动感到后悔。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一定不让谄媚和个人野心诱使我与如此卑鄙的家伙们为伍。
  然而,我现在却不得不带着自己错误的后果继续生活了。我这些错误的结果之一,就是(我曾经参与过的)埃塞俄比亚一索马里的和平进程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双方目前达成了一项协议,各自断绝向对方反政府组织提供的全部财政和军事援助。而这当然影响了TPLF的利益,因为在数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一直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设有后援办公室。这样一来,我便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提格雷人民事业的敌人,是独裁者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的朋友,而TPLF把他视为罪恶的化身。
  以上就是1990年11月我第一次去TPLF伦敦办公室时的背景。说实话,当时我的确感到有几分心惊胆战。我预计,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他们断然拒绝我去阿克苏姆的要求。不过,妄想和负罪感也使我想到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它甚至更令人焦灼:游击队也许同意把我带到阿克苏姆圣城,但等我越过苏丹边境、进入提格雷省之后,他们便会制造一次致命的〃意外事故〃。我的这种恐惧虽然听起来像戏剧,甚至像无稽之谈,但它对我来说却非常真实。
  追寻还是隐瞒?
  对我主动去找TPLF,他们并不算过分吃惊。不错,他们知道我是谁。不错,他们也对我居然提出想去阿克苏姆感到惊讶。不过,他们却没有反对我这个打算。
  但有个问题。我飞到喀土穆之前必须获得苏丹政府的签证。同样,穿越喀土穆与提格雷省的数百公里边界线,也需要得到苏丹政府签发的国际旅行批准书。
  遗憾的是,在1990年最后几个月,苏丹政府不给英国公民签发任何签证和许可证。当时,海湾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看来已经不可避免,而苏丹政府在冲突中站在伊拉克一方,英国则在冲突中站在美国一方,因此,这就使喀土穆的英国公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难道TPLF没有办法绕过这个禁令么?他们告诉我说:有,他们有办法。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是留给来访的朋友的,是留给那些能积极帮助他们事业的来访者的。我不是他们的朋友,我也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能使他们直接受益的东西,所以,我就必须自己去找苏丹当局。如果我获得了苏丹人的许可,如果我自己能到边境上的卡萨拉镇,那么,TPLF将在那里带我过境,然后同意我去阿克苏姆城。
  于是我去了伦敦的苏丹大使馆,结果更增添了我的沮丧和失望。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向苏丹新闻参赞提交签证申请。这位参赞是阿布代尔·瓦哈比·埃尔一阿凡达博士。他是个青年人,穿着一身整洁漂亮的西装。他彬彬有礼地要我立即放弃希望:因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我绝对没有任何机会被获准进入苏丹,更不用说从喀土穆到卡萨拉的跨国旅行了。
  〃如果TPLF同意我的计划,事情会好办些么?〃我问。
  〃当然。他们会同意吗?〃
  〃哦……目前还没同意。他们提出了一些前提条件。〃
  〃看,我没说错吧,〃阿凡迪博士叹了一口气,这个结果显然在他的意料之中,〃你这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我问道:〃你能把我的签证申请交到喀土穆吗?〃
  这位新闻参赞轻松地笑了起来,两个手掌向上一摊,分明是在表示衷心的歉意:〃我很愿意这么做,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么做将不会有什么好处。〃
  整个门月间,我一直在用电话和阿凡迪博士保持着联系。他那里没有关于我的消息。11月2日我和TPLF的第一次讨论以后,我在19日又去了TPLF办公室,这一次是去见他们使团的首脑特沃德·戈布鲁。会见中,我产生了一个感觉:这位聪明的谈判者正在用熟练的技巧刺探我的动机;他想弄清我去阿克苏姆究竟是不是个幌子,我的真实理由是不是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军事野心无关。
  当然,我的确知道自己的兴趣就在约柜,别无其他。但我又想到,我的所谓〃考察〃很容易被TPLF看作从事间谍活动的伪装。谈话结束的时候,特沃德告诉我,他将和ThLF驻喀土穆办公室联系,请他们批准我的签证和旅行许可证。听了这番话,我实在不知道应当感到欢欣鼓舞,还是应当感到惴惴不安。
  交易
  此后的三个星期里,我没有从TPLF和伦敦的苏丹大使馆得到任何消息。事情毫无进展,似乎被搁置起来了,因此我开始觉得必须做些什么去加快进展。
  我最后想到的主意十分简单。在埃塞俄比亚国内,激烈的宣传战一直在伴随着战争展开。政府指责ThLF洗劫并烧毁教堂(但这个指责也许是错误的),这是宣传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决定,如果我能为TPLF提供一则电视新闻报道,说明在他们管辖的提格雷省有宗教自由,这样或许我就能够获得反政府军的合作了。在那则电视新闻里,TPLF将有机会驳斥对他们的那些指控。
  我并不打算在媒体上公开声明支持TPLF——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心里仍然残留着一种对那些政府官员的忠诚,其中包括施麦利斯·马赞加,几年来他一直为我提供帮助;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发现那种大倒退的前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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