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约柜-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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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个消息还是沃尔夫拉姆的一个追随者提供的，此人似乎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得到沃尔夫拉姆本人的笔记和札记。我认为，这恰恰就是某种迂回机制，它是那位〃大师〃建立的，其目的在于：既不必在《帕西法尔》里过分直露地写出他的埃塞俄比亚秘密，又能确保把那个秘密传递给未来的一代代人。
这个结论也许是合理的，也许是不合理的。然而，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它具有学术上的优势，不如说在于一个事实：它鼓励我去认真对待沃尔夫拉姆关于〃祭司王约翰〃的简要叙述，因而把我的调查继续坚持下去。而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项调查虽然耗费精力，最终却得到了可观的成果。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沃尔夫拉姆提到〃祭司王约翰〃的时候，他头脑里想到的到底是不是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呢？
最初的迹象表明，他并没有这样想。其实，他明确地宣布说，〃祭司王约翰〃出生在〃印度〃——书里说，法莱菲兹显然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而经历了《帕西法尔》里描述的那些冒险之后，法莱菲兹和勒庞斯·德·索妮便回到了这个国家。为了使这幅图画更加复杂，同一段里又接着说道，〃印度〃（India）也被称为〃特里巴立包特〃（Tribalibot，意思是：我们这里叫它〃印度〃，这里就是〃特里巴立包特〃）。
我查阅了前面的一些章节，发现其中有些段落把法莱菲兹称为〃特里巴立包特之王〃。这个叫法是一贯如此的，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儿子〃祭司王约翰〃最终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了特里巴立包特/印度的国王。不过，我却几乎无法忘记，法莱菲兹本人就是〃扎扎曼科〃王国女王贝拉坎妮的儿子。因此，我知道沃尔夫拉姆把法莱菲兹称作〃扎扎曼科之王〃的时候，丝毫不感到奇怪。
根据这些五花八门的古怪称号，我能得出的惟一合理的结论是：〃扎扎曼科〃、〃特里巴立包特〃以及〃印度〃，其实都是同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埃塞俄比亚呢？假设沃尔夫拉姆写作时始终想着印度次大陆（因为他确实说出了〃印度〃这个名字），这不是更合情合理么？
我决定去追溯〃祭司王约翰〃的真正来历，看看能否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更多帮助。
一位真正的国王
我发现，12世纪之前还没有〃祭司王约翰〃这个名字。而12世纪时，欧洲十字军曾连续占领圣城耶路撒冷八十多年1187年他们被阿拉伯人赶走）。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第一次提到〃祭司王约翰〃，大约是在这个时期的中期，即出现在1145年弗雷星根的奥托大主教撰写的《编年史》里。这位大主教说自己是从一位叙利亚教士那里得到有关消息的，在他的《编年史》里提到了某位〃约翰，国王兼祭司（rex et sacerdos）〃——他是基督徒，住在〃最遥远的东方〃，统帅着众多军队，看来他是打算把这些军队交给耶路撒冷的保卫者支配。据说，这位〃祭司王约翰——如此称呼更便于人们知道他的身份〃富甲天下，连王杖部是纯翡翠做的。
后来到了1165年，欧洲广泛流传着一封书信，据说，那是祭司王约翰的亲笔，写给〃各位基督徒国王，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的曼努埃尔皇帝和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这封信里充满了最荒诞无稽、最超乎寻常的措辞，宣布祭司王约翰除了拥有这一切之外，其国土还〃因有众多印度人〃而被分成了4个部分。
公元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威尼斯）写了一封信给〃最亲爱的基督教教子约翰，神话般的、尊贵的印度人之国王〃。
这位教皇虽然知道自己是在回信给1165年那封书信的作者，但还是明确表示，他还从另外的来源了解了这位约翰的有关消息。例如，他提到了祭司王约翰的私人医生〃菲利浦大夫〃。据说，祭司王约翰的使臣在耶路撒冷见到了这位医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称作〃君主王国的上层人士〃的使臣表达了国王的一个意愿。甚至在1165年的那封书信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意愿，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里修建一座圣堂。教皇对此做出了以下答复：
汝之所为乃无比高尚慷慨之举，汝愈少自诩财富及权力，吾辈便愈愿将汝之心愿，即在耶路撒冷主之圣墓教堂建造（祭坛），视为汝之特殊奉献。
这些12世纪的文献里有许多疑团，但其中有一件事却很清楚：祭司王约翰在位的最初时期曾被明确地和〃印度〃联系在了一起。我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于是断定这是真实的，因为文献里反复提到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土是〃印度〃，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几个叫〃印度〃的地方。
不过，这些中世纪的有关权威作者显然没有一个知道那个〃印度〃（或者那些被叫作〃印度〃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同样明显的是，它们提到〃印度〃时，很少是指印度次大陆，而大多指的是其他某地，或许在非洲，或许在别处——只是看来谁都不能确切地知道那个地方。
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渐渐弄懂了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大致来源：在最早提到祭司王约翰时期的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术语混乱了，那就是经常把〃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混为一谈。其实，从公元1世纪开始（当时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就曾写过：在〃印度〃的尼罗河涨水），至少直到马可·波罗时代（当时印度洋沿岸所有国家都仍被叫作〃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印度〃这两个术语一直在互相换用。
这方面的一个古代实例，出自于公元4世纪拜占庭神学家鲁菲努斯的著作。他编辑过一本详细讲述埃塞俄比亚人皈依基督教经过的著作，我在1983年研读过那本书。这部重要论述里的细节包括阿克苏姆这样的地方，还包括一些公认的历史人物（像弗鲁门提乌斯和埃扎那国王等）。这些细节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一点：鲁菲努斯提到的那个国家其实就是埃塞俄比亚，尽管他始终把它称作〃印度〃。
一位历史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早期地理学家总是把埃塞俄比亚说成那个印度大帝国的西部疆土〃。不仅如此，看来这同一个地理学错误，连同12世纪流传的那封奇特书信，已经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印象，即〃祭司王约翰〃是位亚洲的国王，确切地说是位印度国王。
这个印象虽说是错的，却已经顽强地证实了一点：在〃祭司王约翰〃不再是个神话人物之后很久，在他的王国被确定在非洲之角之后很久，这个印象依然存在着。例如，公元13世纪末，马可·波罗曾写道：〃阿比西尼亚是一片广大的国土，被称作中印度或第二印度，其国君是基督徒。〃这句话就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传统学说的认识。
与此相似，在公元14世纪，佛罗伦萨旅行家西蒙尼·希格里仍然把〃祭司国王乔万尼〃说成一位住在印度的君主，而那个〃印度〃其实是位于埃及苏丹管辖的边界上，其国王曾被描述为〃尼罗河之主〃，据说，他能够控制流入埃及的尼罗河。
在相当晚近的16世纪，葡萄牙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第一个官方使团，其成员依然认为自己将要见到〃印度的祭司国王约翰〃。后来，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对这个使团做过权威性的记载。他于1520年4月在红海的玛撒瓦港上岸，其后用了6年时间在埃塞俄比亚各地旅行。那次耗费体力的艰辛旅行虽然无疑是在非洲大陆之内，他那本书的书名却依然反映了那个古老的地理学错误：《印度祭司王约翰的国家之实况》。
在这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翔实著作中，阿尔瓦雷兹始终把埃塞俄比亚皇帝称作〃祭司国王〃或者〃祭司王约翰〃。
我还能证明，在比这早得多的时代（即1352年），罗马教皇驻亚洲的大使弗朗西斯坎·德·乔万尼就在他的《编年史》里说过：〃埃塞俄比亚居住着黑种人，该国被称为祭司王约翰的国家。〃同样，公元1328年有位名叫约丹努司·〃卡塔拉尼〃的神甫也曾把埃塞俄比亚的国王称为〃祭司王约翰〃。更晚些的1459年，弗拉·马罗绘制了一幅当时已知世界的地图，受到广泛重视，其中把今天属于埃塞俄比亚版图的一座城市标上了红颜色的说明：〃此为祭司王约翰之国都。〃
浏览面前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我的确困惑不已：有的说法似乎毫不含糊地把祭司王约翰说成在埃塞俄比亚；在另一些说法里，他虽然被看作在埃塞俄比亚，却被说成几个名叫〃印度〃的地方的国王；还有一些说法认为他就在印度本土——或者是在远东一个别的国家。
但是，这一切混乱背后似乎有一点确定无疑的东西：真正的祭司王约翰，这一切神话之源，终究必定就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位国君——该国是中世纪时期世界上曾存在过的、欧洲以外惟一的基督教王国。因此，沃尔夫拉姆提到〃印度〃被〃祭司王约翰〃所统治，而此人是法莱菲兹与勒庞斯·德·索妮的儿子，信基督教——他这里说的〃印度〃只能是埃塞俄比亚。
我翻阅《不列颠百科全书》，想找到一个希望是明确的最后说法。结果，我看到了如下的解释：
并非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从很早的时代起，〃祭司王约翰〃这个称谓就被赋予了阿比西尼亚的国王，尽管这种关联曾一度被〃祭司王约翰是亚洲人〃这个流行传说所掩盖。将此人说成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这个说法的来由其实是混淆了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维吉尔，甚至可能更早。
《不列颠百科全书》里的这个词条用以下的一段话结束，这对我的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到了教皇和祭司王约翰之间的书信往来，正如前文所说，那是发生在门世纪后半期的事情：
公元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威尼斯致函那位君主，无论教皇当时如何想象那国王的国家的地理位置，他真正的收信人只能是当时的阿比西尼亚国王。请注意一点：菲利浦大夫在东方见到的〃君主王国的上层人士〃，也必定就是某位真正握有王权的君主的使臣，而不是一个幻影的代表。表明自己愿意完成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祭坛的使命者……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国王。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在圣墓教堂内，埃塞俄比亚教会也的确曾长期拥有一个礼拜堂和祭坛。
我不久之后发现事实的确如此。公元1189年，那个礼拜堂和祭坛首次被授予了埃塞俄比亚人，但不是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授予的（当时他已经无权授予这种恩惠了），而是由穆斯林的萨拉丁授予的，他于1187年从十字军手里夺取了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是，圣墓教堂里的这些特权是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会直接向萨拉丁求得的。请求者不是别人，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本人。
这些事件发生10年之后，法国北部那些无名的石头建筑上就出现了一些圣杯和约柜的神秘图画，而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北走廊里，也出现了一位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雕像。同样，这些事件发生10年之后，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就开始写作《帕西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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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些都不大可能是纯然的巧合，相反，现在我感到这些背景环境已经非常有力地支持了我的那个假设，即沙特尔大教堂的雕刻和沃尔夫拉姆那部引人注目的叙事诗，其创作目的显然都是作为某种神秘的寻宝图。并且，尽管这些图上并没有标出藏宝的确切地点，我们看来还是几乎不必怀疑：这些地图上标出的那个藏宝地点只能是埃塞俄比亚——那里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王国，是那只虚构圣杯的最后所在，因而也是（如果我的理论没错的话）将会找到约柜的地方，而那只圣杯所象征的真正对象，就是约柜。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另外几个问题：
——12世纪的时候，约柜可能在埃塞俄比亚这个消息是如何传到一位德国诗人和一群法国圣像雕刻家那里的？
——是什么将前者与后者联系起来的？这是因为，如果后者都创作出了艺术作品，而其中都用密码的方式编制了同样的信息，那他们就必定以某种方式与前者有关联。
——最后，为什么有人宁愿把约柜下落的秘密，用讲故事和雕刻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已经几乎要做出这样一个结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将这个秘密传给后世的各代人。不过，与此同时，这里使用的密码（尤其是沃尔夫拉姆使用的密码）一直格外难以破解。我自己手头有12世纪的全部研究资料，并且得到了目前的结果，这完全是由于我去过阿克苏姆城，因而有了先人之见，即约柜可能在埃塞俄比亚。但在12世纪和13世纪，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