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者永生-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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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个月的事，啊对了，我正带着这案子的材料。”郭栋从随身的公事包里翻出张纸递给我，是份报纸的复印件。上面的一个新闻被笔圈了出来。我看了眼报眉，是七月二十五日的《青年报》。
上海老洋房天花板现七只骷髅
23日，位于上海西宝兴路的一栋老洋房在拆迁时，工人们在天花板上发现了7个骷髅，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23日中午11时许，记者接到报料后赶到事发地，发现骷髅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和老伴散步时，发现一处拆迁工地附近的路边竟然有一颗人的头骨。张先生向工人询问后得知，这颗骷髅是拆房工人从旁边的一幢老洋房中发现后丢弃在路边的。记者看到，尽管已经有多处破损，但是可以确定是人的头骨。
据一名工人介绍，前天下午4点多，工人们在拆除老洋房时，在房子二楼天花板和屋顶之间的夹层里发现了这些骷髅，当时一共发现了5颗，工人们在清理过程中弄碎了两个骷髅。
记者采访过程中，几名工人热心地向记者指出发现骷髅的地方，没想到的是，在发现5颗骷髅的二楼屋顶夹层，他们又发现了两颗骷髅。一名工人拿着刚发现的两颗骷髅和另外两块骨头给记者看，记者注意到，包裹骷髅的是1967年5月17日的报纸。
据拆迁工人称，第一次发现的5颗骷髅中除两个已破碎外，另3个已于昨天被警方取走进行调查。
“哦，就是这个案子？”我扫了一眼问他。这个新闻我是知道的。
郭栋点点头：“也不知该说什么好，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事情要查清楚很麻烦。这几个骷髅头照我推测多半是哪个医生带到家里的医学标本，现在是不能这么干了，但几十年前这样的事并不罕见。即便真有刑案在上面，也早已经过了追诉期，查出来也不能拿凶手怎么样。说白了，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转了一圈就扔到了我们处手上。”
“也不能这么说，你不知道，我经历那么多事情，许多虽然看结果很耸人听闻，但开始介入的时候并不显山露水，所以没准你真能查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这么说纯粹是安慰他，这个世界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想要发现不正常的地方得有很好的运气才行。
“你有什么忠告吗，如果真的查到什么东西的话？倒不是指这宗案子，不过这个部门成立了，以后总会碰到的。”
“别太相信表面的东西，常常我以为‘就是这样’的时候，才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另外么，不要轻举妄动，有些人如果象对普通犯人那样直接去抓的话，恐怕会有大麻烦，说到底成立特事处应该是为了加强这个社会的稳定吧。”我总要说些什么，表示我对这个部门的善意。
“那是当然。”郭栋说。
“暗世界，我喜欢这么称呼由那些人和那些事组成的天地。暗世界也是有规则的，你需要去慢慢的熟悉。我有些朋友，他们可能不愿意直接和警察打交道，但偶尔帮帮小忙还是可能的。”
郭栋点点头，他的眼睛又眯了起来，这样的视线总是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这顿饭吃了之后没几天，我的一位朋友不告而别，梁应物告诉了我一些事，这让我对那宗四二三案的判断完全颠覆了。想起对郭栋所说的“冰山一角”之语，真是一点都没错。这事情我写在另一本手记里，和这个故事并没关系，就不再多说了。
接下来的三个月过得很安稳，并没有什么糟心的事情让我碰上。夏日的暑气几番折腾，终于消散殆尽，气温迅速地降了下来。十一月的上海，我拐进报社的大门，手冰凉冰凉。已经有初冬的感觉了。
手机响起来，我看了看号码，不认识。拿起来“喂喂”几声，却没有声音。这大楼里有些角落的信号不太好。
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撂下包打开电脑，我拎起电话拨回去。
“请问哪位刚才打我手机？”
“那多啊，我是王阿姨。”
我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这是我妈的朋友，住的离我父母家不远，和我妈一样都退了休，时常找我妈聊天打发时间。
“哦，王阿姨啊，有什么事吗？”
“莘景苑被封锁了，上午我想找你妈结果不让进，安保也换了，我一个都不认识。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
“什么？”我大吃一惊。莘景苑就是我父母住的小区，三天前我还回家看过他们，封锁？怎么回事？
“我联系不上你妈，所以想问问你。”
“我也不知道，不过谢谢你了王阿姨，我这就过去。”
挂了电话，我忙往家里拨号，是忙音。打父亲的手机也接不通。我急起来，抓起包连电脑都顾不上关，冲出了报社。
二，铁幕·突入封锁区
“会是什么事？”在出租车上，我不断问自己。
父母所在的莘景苑小区在上海地图的西南角，从外滩打车过去要一小时。这段时间里我没心思看风景也打不了嗑睡，不断地拨家里电话和父亲手机，都无法连上。
车在小区门前停下，我付了钱，快步走下车。
在车上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小区的大门口两个保安站得笔直，果然不是原先的面孔了。后面的小区花园里空空荡荡，一个人都看不见。空气里弥散着一股呛人的刺鼻气味。
我刚一靠近，一个保安就斜跨一步，伸手把我拦住。
“这里现在被封锁了，不能进去。”
“可我住这里啊。”我急道。
“未经许可，任何人都不能进。”他再次强调，语气里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你是什么物业公司的，这里原来的保安呢？”我拔高声音问题。
他沉默以对。
我急了，拔脚往里走，伸手去推这个死挡在我前面的保安。
另一个保安也上来了，两个人一起把我夹在中间。
我缩回了推攘他们的手。
这两个人，他们保安服下面，腰里鼓鼓的是什么！
那个手感……
想起刚才他们笔挺的站姿……
“你们是军人？”我沉声问。
沉默。
我吸了口凉气，这么说，封锁莘景苑的是部队，而他们着保安装，显然是不欲引起普通市民的注意。
“那出什么事了，能告诉我吗？”
“不能。”
我从包里找出记者证递过去：“我是记者，能不能……”
还没等我说完，粗糙的大手就把记者证直接推了回来：“这里已经是管置区，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靠，油盐不进啊！
面对他们衣服下面的枪管，我怎么也没法硬闯进去吧。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十六号楼三零二有没有出事，我父母住在里面，家里电话和手机都打不通。”我放软了态度希望能打动他，得到点消息。
战士看了一眼，说：“打不通是正常的，管置区内居民电话线被切断了，手机讯号也被屏蔽掉了。”
“啊。”我更吃了一惊。这么说来虽然未必是我家里出事，但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隔绝内外联系，一定有大事件发生了。
我悻悻地离开小区大门，贴着围墙走。父母被困在里面，说的严重点是生死不知，我这作儿子的平时自诩神通广大，现在竟一点用都没有吗？
看着旁边的围墙我动过几次翻墙进去的念头，这墙不算高，跑几步脚一蹬应该有希望，但最终我把这想法压了下去。小区看样子已经被军管，里面多半看得很紧，而且我隐约记得小区是有红外线防盗系统的，这样的话我一翻墙就得被监探系统发现，看站岗那两人的态度，绝对没我好果子吃。
终于决定先回报社联系各方关系打听消息，谋定而后动。这时候我已经快绕了小区一圈，前面不远就又是大门，可停在人行道边的两辆奥迪车让我心里“喀噔”震了一下。
都是沪A的蓝色车牌，一个是个位数，一个是十位数。
在中国，车牌靠前的都是政府要员的官车，在上海，沪A00800以内的，都至少是局级干部。而这两辆，毫无疑问，是上海市副市长以上级别官员的车，特别是那辆个位数车牌的，难道说……
看来这里面发生的事，要远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回到大门口，向两个乔装打扮的保安看了一眼，准备招手叫出租回报社，却又见一辆奥迪A4在封锁带前停了下来。牌照是沪A006**。
车上下来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居然金发碧眼，是个相当英俊的外国人。
他们两个和门口的战士说了几句，就见刚才把我挡得死死的那名战士拿起步话机开始呼叫起来。
我立刻放弃了叫出租车的打算。这两个明显是知情人，看看再说。
两人并没被放进去，而是站在封锁带前，象在等待着什么。
过了四五分钟，一个人从小区里走了出来。看到这个人的装束，我大吃一惊。
从头盔到鞋子，一整套密封防护服！
这代表什么？
我立刻联想起2003年那场让所有国人都记忆深刻的灾难性传染病。
现在是没有SARS了，但这几天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的是什么，让我们报社那个跑卫生的小丫头跑断腿还拿了好几笔好稿奖金的是什么？
禽流感！
我不由打了个冷颤。
昨天的官方数据，是内地有两例疑似，其中一人死亡。
上海不是没有吗？难道……
穿防护服的和外国人寒喧几句，拿出带来的一套防护服让他换上。送外国人来的那个则重新坐上奥迪离开了。
我又等了十分钟，见没其它值得注意的，就叫了出租车回报社。
坐在车上我定下心来的时候，才发现尽管我的第一感觉是禽流感在上海爆发，但细细琢磨疑点太多。
2003年SARS在中国爆发时，政府处理疫情最开始的方式遭到广泛的质疑和抨击，和瞒报疫情相关的官员大多受了处分。照理在今天，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而我在新浪上看到的新闻恰恰说明，就算是人染上了禽流感，政府也没有瞒报的打算，而是一切透明化，让公众监督。上海政府如果要瞒禽流感疫情，别的不说，相关领导势必要承受极大的政治风险。这似乎不太可能。
而切断电话线，动用特殊手段屏蔽手机讯号，更让我隐隐感觉，其中隐藏的秘密，要比禽流感更可怕！
再说，真的爆发禽流感，来一个市卫生局长差不多了吧，那两辆车……是怎么回事？
回到报社的时候正赶上开部务会，蓝头不知哪里来的兴致，跑过来旁听，弄得自部主任宗而以下，人人都不自在。我把情况一汇报，宗而还没说话，蓝头先兴奋起来。
“小那的新闻敏感性就是强，这是个大线索，要抓住。采访好了，要版面有版面，要奖金有奖金，我说的。”蓝头的大嗓门在小会议室里左突右撞，余音袅袅。
宗而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翘了翘。我明白这是他在表示苦笑。
“蓝总，刚才那多说的情况……牵涉到军方，恐怕采访起来有些难度。而且市委宣传部那里……”
蓝头很有气势地把手一挥：“难道因为有困难就不去采访了吗，有困难我们要上，没有困难我们要……啊，没有困难最好。”
“没有困难我们制造困难也要上”旁边偷笑的苏世勋轻轻把蓝头的话补完，周围几个人都把面部表情维持得很辛苦。
“那多你是老记者了，我知道你方方面面的关系挺多的，努力去试，一定要把内幕打听清楚。明天我就要听到结果。宣传部那里我去搞定。”蓝头拍胸脯。
宗而又看了我一眼，示意他是尽力了。
“蓝总你放心，我会尽力去做，哪怕稿子发不出来也没关系。”
我此话一出，立刻引来许多不解的目光。
我叹了口气，说：“刚才有一点我没说，我父母就住在那个小区里，我现在怎么都没法和他们联系上。”
“啊。”周围发出几声低呼。
散会后，宗而经过我时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说话。
我冲他笑了笑，以示自己没事。
得开始想办法了。
我以帮洪玲玲泡一杯茶为代价，打听了上海禽流感的情况。洪玲玲就是社会部专跑卫生条线的记者，长得娇小玲珑，所以我们常常叫她“丫头”。上次我写的那篇“瑞金医院惊现奇迹，致命绝症莫明康复！”让她相当郁闷，估计被她部主任不轻不重地拍了一记。好在这丫头人小心胸大，一点不记仇。呃，这么说，似乎有些岐义……
洪玲玲告诉我，上海相关方面虽然很紧张，正严阵以待，但别说人，连家禽感染都没发生。我试探问她疫情会不会被瞒报，她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这种可能。
我之前的怀疑是对的，不是禽流感。
“那么，最近上海有没有其它高危性传染病发生？或者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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