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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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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中文报纸一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看,好像争着要看家书似的。很可惜,这两份地方报纸的消息很陈旧、也很局限。特别是在1949年以前,我们很难了解到国内的全部真实情况。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十分着急的事情。
  “我愿意坦率地告诉你,这是因为:一、我们着急是,想快点了解到家人的情况;二、都想通过新闻报道来观察和推断一下,自己的下场,是死还是活。后者是主要的。”溥仪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解释说:“家人的安危,取决于国内能否太平。只要不打仗,家人都能顺应时局,积德积善,祈求团圆。菩萨也会保佑他们平安无事。惟对我们个人的下场问题,自己就很难说了,总想从报纸上窥测出点什么。
  “关于我个人的前景,比较明确,自日本投降,就已定案,死路一条,没有什么要观察和推断的。人嘛,总是要死的,但谁不怕死,谁不想好好地活着。可今天,我的思想已陷入了一条死胡同,不知自己还能有几天的阳寿?
  “当年,在天津,我不是不想复辟。可惜,国民党没给我机会。当然,我当时既没有人马,又没有武装;后来为了复辟,当上了日本的傀儡皇帝,从此就把自己陷入了万丈深渊。今天,不管是国民党当家,还是共产党当家,对我来说,都没有好果子吃,也没有退路可走,只有死路一条。”
  溥仪见陆曦对他的讲话,没有任何表示,以为自己的思路很合乎陆曦的胃口,便自言自语地继续往下说:“我是大清王朝康熙之后。复辟是列祖列宗赋予我的使命,是我老母亲的临终遗嘱。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势已去,不可挽回。新的时代,不可抗拒。因此,我对复辟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也就是说,我认识到不是非要复辟不可,只期望苍天能给我一个出头的机会,以告慰列祖列宗。而今天,我的这一期望,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事实,弄得完全破灭了,不仅如此,连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前年,我在旅顺口地方报纸上看到,东北各地农村都在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贫雇农组织起来,成立农会。这些农会不仅分了地主、富农、土豪劣绅的全部土地,分了他们的全部家产、房产,及其全部金银细软,还召开贫雇农大会,把他们拉出去批斗,并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再把他们拖到田里枪毙。甚至地主的家人、子女,也都被株连枪毙。
  “我每看到上述这些报道,都被吓得胆战心惊、睡不着觉。我知道,我是中国最大最大的地主,也是中国最大最大的财主。而且我还当了多年日本侵略者的傀儡皇帝、罪孽深重。老百姓,特别是东北的老百姓对我积怨很深。如果当时我仍在东北,早已被东北老百姓粉身碎骨了。
  “现在,我被押送回来了。我知道难逃一死。我的前途是直通南天门,死路一条。等待我的是上刀山、下火海、上绞架或是拉出去枪毙,别无任何生路。请问陆代表,能否给我一点提示,将会怎么处死我?
  “如果天下有人能够死里逃生,我也期望能有这个机会。我不想死,我也怕死,但不知死神能不能网开一面!”
  听起来,这位末代皇帝把死看得很重。其实,人生自古谁无死。怕死、不想死的人,不等于面临的就是死;而想死、不怕死的,也不等于就一定是不死。而溥仪把死看得如此之重,不会是姑妄言之。
  溥仪和常人一样,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想从陆曦的口气里试探,他是否还有活的可能?是否真的难逃一死?有无死里逃生的一丝之望?
  溥仪讲完后,直直地盯着陆曦,希望陆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能给他一颗宽心丸吃。
  陆曦已摸到了溥仪的心思,并认定溥仪是个怕死鬼。
  关于如何处理溥仪一事,陆曦也不知道。
  因此,溥仪的试探,只会让陆曦清清楚楚地摸到了他的思想脉搏。
  对溥仪的提问,陆曦虽不能正面回答,他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陆曦便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以稳定他的情绪,便向他谈起了国内情况。
  陆曦说:1946年至1947年,正值苏联红军占领期间,在东北“中长铁路”一带,在大连、旅顺等地出版了一些新闻报刊。这些报刊报道了很多东北的局势和东北人民的生活情况。关于你谈到的“土改”、杀人的事,也正是在那时发生的事情。你所谈的情况,都是事实,不必隐讳。
  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地区进行过两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对支援全国解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阶段是在1947年到1948年初,东北广大农村的贫雇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斗地主、斗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13)



  以地主、土豪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广大农村盘踞几千年,根深蒂固,他们骑在贫雇农头上作威作福。而贫雇农在苦难的深渊中挣扎了几个时代。条件一旦成熟,贫雇农就无所顾忌地奋起革命,要翻身、要解放,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斗争。这个斗争来势凶猛,你死我活,谁也无法阻挡,谁也不该阻挡,谁也阻挡不了。这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变改。
  在这一场大的变革中,旧的社会势力,免不了要受到很大的冲击。贫雇农组织了起来,成立农会,他们为了翻身,为了解放,为了得到土地、住房,就必须彻底搬掉压在他们头上的这座封建大山。为此,贫雇农杀了不少地主和恶霸。这些都是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实。但是,这种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杀人行动,已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
  1948年初,中共中央为了纠正土改中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极左行动,特向解放区颁发了“土地法大纲”,为以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提出了明确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制止了一切杀人、打人的极左做法。
  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农村办事就有法可依了,对待罪大恶极的地主、土豪、恶霸,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审判后处理。因此,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旅顺报纸所报道的情况,是事实,但也是一些已被纠正的、办错了的事实。
  陆曦没有直接回答溥仪的提问,既没说溥仪一定会免于一死,也没说溥仪必死无疑,只是用一些具体事实,讲了东北地区的土改过程和党的土改政策。
  溥仪听了,很为振奋,似乎他已获得了满意的答案,似乎他已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求生不是没有希望的。
  溥仪当年投降日本黄袍加身
  溥仪当年投降日本,黄袍加身。是铁的事实,罪责难逃。然而,他为了求生,不惜昧着良心,把这一卖国求荣的主要罪责,推到同伙身上,妄图转嫁祸水。
  溥仪得知陆曦是周恩来外长派出的代表,便想利用他向中共传个话,为自己开脱一下。
  于是,溥仪便扭转话题对陆曦说:
  “当年我在天津为民的时候,曾经盘算着复辟大清王朝。但苦于没有人马,又没有时机,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曾想放弃复辟。可我又觉得那样无声无息地混下去,很不甘心。在这一个自相不一致的心理状态下,我听信了投靠日本的郑孝胥的谗言,上了日本人的当,一步步地去了东北,当上了傀儡皇帝。
  “当我刚到东北,打算借助日本武力复辟王位的设想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有几个原东北各省省长,已经抢先投靠了日本,并拉开了一个占山为王的架势,并在客观上成立了伪满洲国,没我不少,有我不多。这几个原东北各省长,不是别人,他们就是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景惠、熙等人。
  “我和张景惠等人不同之一:
  “张景惠联合原东北各省省长、秘书长及原东北军的个别军阀,在我到东北之前,就投靠日本关东军,组成了一个‘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自成一体,下设多种机构。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依附于日本关东军的国家实体。
  “当我到东北之后,日本关东军头目拿着这个委员会的名单,逼我接受这个组织机构,并声称要成立一个以我为首的伪满洲国。同时,日本人还用种种威胁口气,压我就范。对此,我是接受还是拒绝,仍是一条活路和一条死路的抉择。我怎么办?
  “我如果拒绝,就意味着,没有我溥仪,这个东北行政委员会照旧可以维持东北大局。我如果接受,即可当上皇上。在这个大局已就,别无退路的情况下,我才投靠日本,当了伪满洲国皇帝。
  “根据以上事实,我要声明,在成立伪满洲国这一罪行中,我是被动的,郑孝胥、张景惠这些人是主动的。他们是走在前面的。
  “我和张景惠等人不同之二:
  “张景惠等人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他们的亲友、部下、朋友在进关之后,都加入了国民党,或者是为国民党奔波。因此,在日本投降之后,在国共之争的年月里,张景惠等人不担心落到国民党手里,却十分担心落到中共手里。在国共打起来的时候,张景惠等人满怀信心地认为,中共成不了大气候,国民党不会垮台。因而,他们都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一旦苏联放他们回国,他们就会立即和国民党取得联系,带上他们的老本,去为国民党效力。而我本人和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
  “张景惠人虽然年事已高,但野心仍然很大,他把保押在国民党身上。在苏联期间,张坚持要回国,打算和国民党合作、大干一场。因此,他对被俘虏到苏联不满,也与共产党格格不入。
  “我对国民党历来就恨之入骨,是国民党把我撵出紫禁城,是国民党毁了我的一切。我对中共,对朱、对毛虽然不了解,也没有关系,但没有恶意。”
  我在旁听溥仪这么一讲,心里有些反感,很看不起溥仪,认为溥仪不仅是个投靠日本、大节可耻的小人,而且在人格上也是很为低下,没有一点敢作敢当的骨气。这个伪满皇上,在和中共代表第一次谈话中,就把出卖祖宗的大罪,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身上,实在是卑鄙龌龊,而且在话中还充满了一股“政客”的味道。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14)



  此时,陆曦皱了一下眉头,略微停了一会儿,然后,他仍从容自如地,用讲道理的办法,直截了当地说了溥仪几句,实际上是把溥仪挤对了一下。陆说:“我听到你刚才讲到的这些看法,给我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就是你肯直截了当地讲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就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但对你提到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不能一一给个明确的答复。我相信,以后会有人回答你的。
  “今天,对你谈到的一些错误看法,我不能不本着‘知无不言’的态度,给你提出来。我这样做,说不定对你还有点帮助,至少也会起到提醒你的作用,以使你对国内情况有个正确的了解,使你对一些问题的糊涂看法,能有个新的认识。
  “譬如对国民党的看法。我们是和国民党打了几年仗,由于人民站在我们这边,取得了胜利,还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国民党人都看成是我们的敌人,况且我们和国民党在历史上还有过几次合作。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的顽固派,当时称反动派,是蒋介石及其一小撮。就是这些顽固派,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围攻人民的解放区、发动了中国内战,使中国老百姓惨遭战火之苦。今天,他们仍然虎视眈眈地要反攻大陆,妄图让老百姓再受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因此,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是恨之入骨的。但我们从不把国民党看成是漆黑一团,看成是铁板一块,好像洪洞县里就没有好人似的。
  “我们对长期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员,历来是尊重的和爱护的。他们有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和中共相处在一起,共议大事,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并深受人民的爱戴。而那些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那些死心塌地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国民党顽固派,今天盘踞台湾,不时地向大陆派遣特务和间谍,妄图里应外合,反攻大陆。因此,应该说与我们为敌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笼统说的国民党。
  “你说张景惠和国民党有关系,这不足为奇。但要看,这些国民党是否仍然与中国人民为敌,是不是属于那一小撮顽固派。
  “关于张景惠在伪满洲国的所作所为,犯的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我们不会由于他和国民党有关系,而笼统地加罪于他。
  “当然,你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情况是好的。关于你和张景惠等人有什么区别的问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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