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爷小说网 > 历史 电子书 > 中国涉外事件秘闻 >

第38节

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38节

小说: 中国涉外事件秘闻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有多久,康生的同乡、文革“旗手”江青在什么地方吹出一股冷风,说“王炳南是坏人”。
  事情发展得为什么如此之坏?比想象的还要坏?这是为什么?当时谁也猜不透。
  王炳南得知这顶莫名其妙的大帽子后,情绪顿时较为紧张,他对我说:“说我是坏人,绝对不会是毛主席。毛主席很了解我,对我很好。1945年在重庆,我是毛主席的私人秘书,我们朝夕相处43天;1947年在延安,毛主席对我很关心,还把我找去陪他吃午饭;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我多次见到毛主席。因此,如果有人说‘主席说我是坏人’,我不相信;如果有人说‘江青骂我是坏人’,我觉得确有几分可信之处。因为江青说话随便,不负责任。她出口伤我,一是和康生对我的诬告失败大有关系;二是我对江青其人比较了解,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不小心得罪了她。”
  果然,不出王炳南之所料,经笔者事后核实,说王炳南是坏人的,不是别人,正是江青。
  来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这顶“大帽子”非同小可,致使外交部许多人几个月都弄不清的“王炳南失踪问题”立即升级、加码。在这种政治压力下,王就是有一百张嘴,也难把事情说清楚。
  为什么江青借机向王炳南发难?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王炳南对江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底儿了如指掌。
  1936年至1938年,王炳南身为杨虎城的亲信、代理人,受杨虎城的委派,活跃在上海各界;西安事变之后,王炳南在上海还挂上了宋子文手下水利专员的头衔,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由于王炳南的活动能力较强,在各党派间的影响力较大,他在上海滩享有很好的声望。当时,王除了担任“救国会”的中央委员,还出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又称国际宣传部长。出自党的工作需要,王和夏衍、潘汉年、阳翰笙、赵丹、王莹、关露等文艺界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王对蓝平在上海的全部情况,以及蓝平改名江青去延安的情况十分了解。这对江青来说,如不及时拔掉王炳南这个眼中钉,必有后患。康生和江青配合得十分默契。康生对江青的事闻风而动,决不错过效忠江青的这一机会。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7)



  康生其人野心很大。有人说,康生深知欲要攀龙,先要附凤的古训,遂把江青当作向上爬的砝码;也有人说,康生和江青本是一丘之貉,“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康生为了投江青之所好,对了解江青底细的一些三十年代的老人,包括王炳南在内均视为隐患,决心一一处理。因此,当江青给王定了性、吹了风,康生就要千方百计地对王施压,欲把王置于死地而后快。
  王炳南的一位老朋友对我说:“康生告发王的‘特嫌’一案,说不定是江青授意干的。”
  不久,王炳南被造反派关进了外交部办公楼的地下室,从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王炳南在地下室,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的个人情绪却没有太大变化,他仍然一如既往,泰然自若。
  平日里,王炳南对别有用心的军代表和造反派的野蛮审讯,虽然有些气愤,有些烦恼,但对那些无知年幼的造反派也无可奈何。后来,时间长了,经历多了,王也就不把那些无理取闹的审讯当回事。
  平时,王炳南在地下室除了看看书,打发一下时间外,他最为放心不下的事是,他的妻子张浴云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他担心他妻子、儿子受他的株连,也在跟着受罪。他盼望着家人、妻子或儿子来地下室探望探望他一下。他渴望知道亲人们的情况。
  但是,当时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坚决不准孩子们来探望他们的父亲,也不准王炳南和家人有任何联系。对此,王炳南焦急万分。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是接踵而来。
  有一天,外交部造反派头头给国务院外办打电话说,外交部准备安排一次全部大会,批斗王炳南,届时,请国务院外办的造反派把王的妻子张浴云(张自驻波兰使馆回国后,被分配在外办工作)押到外交部会场陪斗。
  在外办接此电话的,恰好正是忙于日常工作、坚守岗位的张浴云。她听到造反派要押她到外交部陪斗非常愤怒,她火冒三丈,大骂极左分子无理取闹。
  张浴云本来就是一位刚直不阿、爱憎分明、从不随声附和的女性。况且,张已经是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既无“政治辫子”可揪,也无什么“尾巴”可抓,头上又没有什么乌纱帽,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身清白的普通干部。因此,造反派要押她去外交部陪斗,她当然不肯。当时,她很气愤地对外办的同志说:“我是在全国解放前,随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投奔共产党的;参加工作以来,我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一心一意,从不懈怠;入党以后,我忠于革命、忠于党,从无二心。凭什么要我到外交部去陪斗?丈夫受批斗,妻子就得陪斗,这是什么逻辑。这样株连,还有什么公理可言,还有什么党的原则可言。况且,王炳南二十多年一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而且王炳南也是一个经过四十多年考验的老党员,他何罪之有?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帮助,凭什么要批斗?凭什么还要押我去陪斗?”
  张浴云的这番慷慨陈词,有谁听啊?堂堂一个国务院直属部门竟然没有人敢出来说句公道话。
  一些外办的同志对张浴云很同情,对外交部造反派的极左做法很不满意,但又爱莫能助。
  张浴云对造反派很反感,但内心里也很怕。于是,她当天就离开外办,到亲戚家躲了起来。
  外办造反派得知后,立即派人到处搜寻,最后将张浴云押回了外办。
  外办的造反派头头们对张浴云的不满情绪十分抵触,对外办某些人的温良恭俭让十分反感。拿造反派头头的原话来说:“我们不搞出点造反的明堂来,还算得上什么革命造反派。”于是,面对外交部造反派的叫板和张浴云的不满申斥,他们立即作出反应,遂决定对张浴云立即进行立案审查,并扬言:既然外交部批斗王炳南,要张浴云去陪斗,他们为什么不可在批判张浴云的大会上,勒令外交部的王炳南来外办陪斗。
  外办的造反派头头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同声呼应,他们都是些不讲政策、不讲原则、不分界限、不顾深浅,也不计后果的能手。他们决心已定,便立即采取行动,先给张浴云扣上三顶“大帽子”:一、张是从香港回国的潜伏特务;二、张是国民党军阀的大小姐;三、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婆,并根据这些罪名,对张实行专政,立即进行关押审查。
  这天晚上,张浴云没能回家,急坏了在家里等妈妈回来的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王炳南的几个儿子聚集在客厅里,默默地等妈妈,谁也猜不出妈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等得越久,心情就越紧张,都担心妈妈的安全。到了深夜,孩子们感到有些凶多吉少,纷纷表示要去国务院外办找妈妈,去保护妈妈。东明是家中长兄,他一面安慰弟弟们不要紧张,一面直接给国务院外办打电话,询问妈妈的下落。当孩子们得知妈妈被扣押,都很气愤,却又搞不清外办凭什么扣押妈妈。
  王东明对父母都被关押,他那种本能的义愤、仇恨,以及其抗拒的态度,不亚于几个弟弟,但为了安抚弟弟们,为了第二天都要上学,他不得不安慰弟弟们说:“不要着急,急也没有用;去找妈妈,外办也不会让我们进大门,去了也没用;只能明天到外办去打听一下再说;至于凭什么扣押妈妈,问也没有用,肯定是受爸爸的株连。现在我们惟一的心愿是,能确保妈妈的人身安全就好了。”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8)



  “文革”中这种突如其来的悲剧很多很多,何止王炳南一家。但是,像王炳南这样1925年入党的高干,夫妇同时被专政,同时被隔离审查,这在外交部是绝无仅有的;像对待张浴云这样,造反派不与任何方面打招呼,也不通知家属,就扣押,就隔离审查,这在外交系统里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原始式的粗暴行为,不仅给王的家属留下终身难忘的“仇恨”,也在一些知情人的心灵里,播下了难以平息的义愤。
  事后,王炳南就张浴云被扣押事曾说:“张浴云性格倔强,平时说话直率,说不定什么时候得罪过人。我看,在运动中让她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判,让同志们出出气,让她自己接受一些教育,也就没事了。无论怎么说,她的问题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况且外办是国务院的机关,他们是会注意政策的。后来我听说,给张浴云定了三条罪名,这种强加于人的诬陷做法,令人气愤。他们这种没有章法,牵强附会的做法,一夜之间,可以把忠于职守的党员干部变成敌人,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
  “造反派对张浴云实行专政,实在太冤枉她了。造反派他们硬要这样做,无非是受我的株连。对这件事,我很内疚。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怕张浴云想不开,同时,我也牵挂几个上学的孩子没有人照顾。”
  张浴云被关在国务院外办的一个小屋子里。她自知清白,却遭诬陷。她想不通。她对那些乱扣“帽子”的造反派、对那些无理取闹之徒都极为蔑视。因此,造反派的呐喊和批斗只能给张浴云带来反感和愤怒,却动摇不了她那威武不屈的性格。
  张浴云虽然如此坚强,但她无法平息自己当妻子、当母亲的那颗牵挂的心。她最牵挂的是丈夫王炳南。平时,王被拉走批斗,她非常心疼。现在,已无法知道丈夫的情况,她心如刀割。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顾,也使她放心不下。牵挂亲人的苦恼,使她深受折磨。她想想过去和现在,想想家人和自己,她委屈、愤慨,她悲痛欲绝。
  张浴云经过几天的折磨,她下定决心,不予屈服,决不容忍造反派对她和对她丈夫的诬陷、她决心要跟造反派对抗到底。
  于是在外办,就出现了张浴云在失去自由期间,两次逃狱,两次被造反派抓回来的事件。
  一天晚上,张浴云为了急于了解丈夫和孩子的情况,她决心越“狱”逃走。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悄悄地走出了关押她的小屋子。她担心在路上会被熟人碰上,便徒步从府右街走到了史家胡同。
  三个孩子东明、朝明和波明见到妈妈回来,喜出望外,纷纷向妈妈叙述父母不在时的悲惨生活和爸爸挨批挨斗的近况。张浴云听到失去自由的丈夫仍在受罪,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和心酸,她流泪了。
  张浴云不敢在家久留,担心造反派会派人来抓,便抓紧时间对孩子们嘱咐了几句话。她说:“你们不要紧张,不要怕。天塌不下来。我和爸爸都没有问题。造反派强加给我们的‘特嫌’罪名,都是捏造的。我们都是清白的。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问心无愧。造反派把我们进行隔离审查,给我们乱扣帽子,都是在搞极左,都是错误的。我们迟早都会回来的。你们要听爸爸的话和大哥的话,要安心学习,不要乱跑。”
  接着张浴云对王东明说:“东明;你是老大,是哥哥。弟弟们要靠你照顾。你要学会坚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挺下去。”她说着,便从包里拿出了一千元钱,交给东明,又说:“你们哥儿几个要学会独立生活,妈妈一时无法照顾你们。这一千元钱,可供你们的生活开销。妈妈会回来看你们的,你们不要担心妈妈。”她含着眼泪一面嘱咐,一面环顾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懂事的老大王东明说:“妈妈你别担心。我们都大了。这钱我不要。我们也不会花钱。把钱带在妈妈身边或许有用。”
  张浴云和三个儿子的这一席话,谁也没料想到,竟然成为她的遗嘱,竟然成了和儿子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张浴云向孩子们嘱咐之后,就离开了家。
  她们母子在家门口分手,十分悲惨和无奈。善良人们的心灵都期望他们母子们能够解除厄运,早日团聚。但谁也没想到,张浴云和儿子们这次分开,竟然成了残酷的诀别。
  张浴云为了不使她的事连累孩子,便连夜离开了史家胡同。她既然已冒着风险逃出“虎口”,她就不会再犯傻、再回外办,去向造反派认罪,去接受两派造反派轮番的批斗。她横下一条心,不向极左思潮低头。她决心不回外办。
  那么,张浴云该去什么地方躲一下呢?她怕牵连同情自己的同事,便投奔了在北京的亲戚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