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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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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炳南这两句话对董国瑛来说,是个多么大的喜讯,她出国留学的愿望,终于有了个眉目,而且这个愿望还是中共代表团王炳南帮她实现的,她高兴,她光荣,她自豪。她发自内心对王十分感激。
  董国瑛按照王炳南的交待,到南京找到了吴茂荪。她在吴的帮助下,很快就获得了出国护照,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等手续。
  吴茂荪对董国瑛的热心帮助,一是因为受王炳南的委托;二是吴和董竹君也熟。
  此事在各个环节都办理得如此之快,董国瑛深深感到王炳南在此事中的作用很大、很重要。似乎请王办什么事,无论是何时、何地,他都可以畅通无阻,天衣无缝地办成。
  王炳南得知董国瑛已办好出国手续,亲自来上海向董表示祝贺。在交谈中,王表示,希望董在美国拿到学位后,尽快回来,报效祖国。谈完之后,王交给董四封信,其中一封是由董必武署名致美国纽约唐明照(时任美国中共党组织负责人)的介绍信。信中介绍中共党员董国瑛去美国攻读电影专业,请唐明照将董编入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并请唐对董进入纽约市立电影技术学院一事,给以协助;另外三封信是给国际友人的英文信,其中一封是给史沫特莱的,一封是给斯诺的。
  1947年2月,董国瑛在王炳南的帮助下,顺利地离开祖国,飞往纽约。董手持王给她的介绍信,找到了唐明照。经唐协助,董考入了纽约市立大学电影技术学院。
  1949年7月,董国瑛结束了在纽约的学业,由美国回到北京。董又在王炳南的帮助下,接上了组织关系。然后,王又请中央组织部梁华同志协助将董介绍到中央电影局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炳南曾找机会嘱咐过董国瑛,王说:“电影这一行,在我们国家的基础还很薄弱,需要有人去研究、改进、提高和发展。你在电影界,可以充分施展你的才华,人尽其才,大有作为。你好好干!干出点明堂来,以不辜负组织上对你的期望。”
  王炳南的一席话使董国瑛很受感动。董曾对朋友说:“像王炳南这样的干部不多,他很憨厚,帮助人真心诚意。每当我们出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说,‘不要紧,咱们帮助你’。”
  王炳南在抗美援朝之后,由于工作很忙,也就没再过问董国瑛的事。1954年王去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他又出使波兰,一去就是10年。王在国外因公务忙,和国内的各界朋友都失去了联系,而逐渐淡忘,其中也包括董国瑛。
  1964年王炳南由华沙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苏联东欧司和中苏边界谈判等工作。
  王炳南每天除阅读文件、处理外交事务和参加外事活动外,还要到处去作报告,介绍中美会谈情况。与此同时,他的访亲交友之风不改,请客吃饭之癖不变,仍然一如既往,在各系统、各民主党派、各方爱国人士中间继续做团结统战工作。八小时之外,他的交往活动很多,不是在家里招待客人,就是在外面请客吃饭,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因此,在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董竹君一家没有任何来往。
  在一次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王炳南和董竹君在会场上偶然相遇。两人谈起了这十多年前的往事。董对王讲,她于1960年,几经周折,迁居北京;女儿董国瑛生活上一度坎坷,也回到了北京。董还感谢王过去对董家的帮助,并表示,这些往事她们将永记不忘。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5)



  王炳南很高兴能和董竹君相遇,但听到董国瑛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很为之担心。会后,王即去董家拜访,又去东单看过董国瑛。从此,王又恢复了与董家中断了十多年的来往。
  这种中断后恢复、恢复后又中断的来往关系,二十多年来能够维持、能够延续,也就很不错了。这也说明,王炳南对董家是以诚相待,不忘旧好,不因董家有海外关系,不因董竹君出身是资产阶级、大老板而疏远或怠慢,坚持不忘董家是统战对象。
  这本是一坚持统战政策,不怕说三道四、坚持善交朋友,不忘旧情、坚持光明正大,不怕涉嫌的为人之道、好作风,却被别有用心的人粗暴地猜疑和践踏。
  1965年8月至9月,王炳南从恢复和董家的联系后,去访过几次。仅就这几次的交往,却给王自己引来了一场政治灾难。王的这场政治灾难形成的缘由是什么,许多人弄不清,就连当事人董家以及世纪老人董竹君至死也没弄清。然而,王对自己的这一政治灾难,从一开始,心里就非常清楚。
  王炳南对我说:“我去看过董国瑛几次,完全是一般性的访友。我们见面后,免不了畅谈往事、聊聊眼前。所谈的内容,你一句,我一句,杂乱无章。诸如,我们谈到美国的摩天大楼和街心公园、美国的舞台艺术和好莱坞的上市电影;美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在美国和美国华侨社团;美国西海岸的风光和华沙的风土人情等见闻趣事等。但我们从不谈国家机密和外交机密。
  “就是这样几次到董家访友,却被谢富治、康生捏造成我在从事间谍活动,说董国瑛是国际间谍,说我定期向董家提供外交情报,并以涉嫌间谍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
  周恩来对这样一个不调查、不研究、上纲上线的报告很不高兴。
  周恩来对此报告,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完全不理,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姑息、护短,但可以看出,周不同意谢富治、康生(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对此事的结论。
  为此,一天夜里,周恩来把王炳南叫到西华厅。
  周恩来向王炳南说明情况并听了王的解释后,严厉地批评了王。最后周嘱王:去看看董竹君是可以的,不忘老的统战关系是无可非议的,但董国瑛那里就不必再来往了。周还表示,不让王去董国瑛家,并不说明谢富治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是对的,也不说明董国瑛有什么国际间谍之嫌,而是没有去看董家女儿的必要,以免再授人以柄。
  王炳南对周恩来的批评和意见诚恳接受。关于不准再去看董国瑛一事,王表示,没有问题,可以做到。
  几个月过去了。董家母女不见王炳南来访颇为蹊跷。
  那些年,某些过头的政治运动给人留下的余悸不小,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多事、惹事。有些人遇到这类怪事,就绕道而行,绝对不敢横冲直撞;有的人遇到这类怪事,能够得过且过的,也不愿多嘴多舌。董家也不例外,因而董家对王炳南为什么长时间不上门,出了什么事,挺担心,却又不便打听。
  王炳南中断与董家母女的来往,使董家造成一定的疑惑。对此,王深感不安,却又进退两难。
  最后,王炳南下决心,不听邪。既然坚信董国瑛不是间谍,自己又没泄密,何必还要忍受康生等人的陷害。周恩来不准他再去董家,他可以做到,但和董家通信,并没受到限制。于是,王横下一条心,给董国瑛写了一封简单的解释信,告其:“工作忙,无暇访友,请谅解。”信发出之后,王虽没收到回信,但也算了却了一桩进退两难的心思。
  三个月之后,王炳南在办公室收到了一封信,竟是董国瑛从邢台发来的。王看过信,才知道董国瑛在年前已随工作组到邢台,参加“四清”工作去了。
  信中主要内容有两点:一、邢台地震只是受了一次惊吓,没受到伤害。惟恐朋友担心,特写此信,报个平安;二、地震对北京的影响如何?她妈妈是否已回北京?这两件事希望能得到王的答复。
  董国瑛这封信充满了友情和亲情,她身处震中地区,还在牵挂着远离震区的朋友和母亲。这样的信会感动任何一个读信人;任何人都会立即复信,回答她的问题,以安慰她在灾区的惶恐和悬念。如不复信,太不近人情。怎么复信?王炳南很是为难。复信就意味着恢复和董国瑛的联系,就意味着违背了周恩来的忠告。
  不复信,就意味着王炳南对董国瑛信中这一小小要求,置之不理,对来自灾区的呼唤和渴望,可以置若罔闻。这样做,太残酷,太无情。这类无情之事,王不会做。
  从王炳南的性格和他的为人,他是做不出这样无情无义的事情的。
  王炳南经过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做到既回答了董国瑛的问题,却又不复信。这个办法很简单。王在一本杂志中的一页上,写了一句报平安的话。这句话上无台头、下无落款。然后王再托人将这杂志送到邢台。董看到这份杂志,自然会理解是王的复信。
  王炳南所拟就的那一句话是:“一切没变,希望你平安回来。”
  王炳南自以为,这样回复,一目了然,万无一失。“一切没变”四个字,直截了当:一是地震之后,北京的亲友安然无恙,没有变化;二是长期没有联系,然而大家的悬念和往常一样,没有变化;三是其母董竹君仍在上海,没来北京,仍如以前一样,没有变化。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6)



  “希望你平安回来”七个字也只是在一般通信中,不可缺少的客套话,无可挑剔。而且这份杂志不封不包,任何人都可以看,透明度很强。
  王炳南处理此事,只看到顺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复杂的一面,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自以为已经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一困惑问题,但万没想到这本杂志又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那位告发王炳南向国际间谍泄密的谢富治、康生,并没有因为周恩来对王不处理而善罢甘休,而是继续派人在密切窥察此案的发展。
  王炳南托人送出的这份杂志,没经多久,又从邢台转到谢富治手里。
  谢富治依据这杂志中的七个大字,大做文章,他说这七个字是国际间谍常用的暗语和暗号,并添油加醋地联合康生向周恩来作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看到谢富治、康生的这一书面报告很生气。当天周把陈毅找来,对陈说,我已提醒过王炳南,暂不要和董家女儿来往,不要再授人以柄,王也同意,还保证照办,现在却又变着法地和董家女儿通信,为什么这样不严肃。我们不能再得过且过,要给王敲敲警钟。我不反对谢、康的建议,暂时停止王炳南的对外活动,有些文件也不要看了,可让他抽出更多的时间,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错误,并让他写出检查报上来。请陈毅明天到外交部,在部党委常委会上宣布这一决定。
  第二天,陈毅在外交部党委常委会上,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宣布了周恩来的决定。从此,王炳南就开始了“在家闭门思过”的日子。
  这一思过,就是十年。
  王炳南在家思过不久,就赶上了“文革”时期,他在“文革”中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最后他被整得家破人亡。
  最初闭门思过时,王炳南经过认真思考,心情已由懊悔不安转为平静,由对谢、康的义愤转为自责,也开始冷静地检查和认识眼前所发生的事。对要他写出检查的要求,他诚恳照办,并表示他要实事求是,严肃对待,把问题说清楚,认真检查自己。
  王炳南在检查中,写清楚了和董家母女的来往情况、和她们交谈的内容;检查了自己不肯断绝与董家来往的原因和错误;交待了在杂志上写了一句报平安话的原因和自己的思想活动;总结了几条统战工作的体会。最后他毫不含糊地说清楚了:一、他没向外泄露过任何机密,他没在董家谈过任何外交机密;二、不认为董家母女是国际特务。
  王炳南将检查写好之后,通过部党委送到了陈毅处。
  一周之后,王炳南的书面检查经中央领导人传批,已由中央办公厅退回外交部。
  几位中央领导人在王的书面检查第一页上留下了笔迹。陈毅的批语是:“请总理阅批。”周恩来的批语是:“问题都已提到,也有认识,请主席阅示。”毛泽东在他的名上画了一个大红圈。
  从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看来,王的这份检查,谁都没有异议,已被顺利通过。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王炳南的“特嫌”问题已经过关,“特嫌”的罪名帽子可以摘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王炳南的处境依然如故,部党委没恢复他外交部的工作,仍然呆在家里闭门思过。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王的处境更加不利。
  形势变化严峻、逼人。原来窥测王炳南、并定其为特嫌的人,仍然揪住王的问题不放。谢富治、康生虽然不便明目张胆地出面找茬子,但他们害王之心不死,不甘心就此罢休。
  没有多久,康生的同乡、文革“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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