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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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样有些事还弄不明白的情况下，如何向王炳南汇报，我有些为难。
最后，我只能如实地汇报，知多少，讲多少。除了较为明确的两点：1。康生交办，该大使“抢镜头”目中无人，立即调回；2。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电召回等，我必讲之外，再把我个人的想法，也一并向王说说。
第二天，王炳南一上班，看到当天的日程后，便问该大使和司里谈的情况。我立即告王，余湛跟该大使谈过此事，但没讲将其召回的原因，似乎余有些不便谈。余建议请部里跟该大使谈。接着，我大胆地说：“‘抢镜头’的具体情况，我一直弄不清，又无处了解。这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搞得神秘兮兮的，有些让人高深莫测。”
王炳南听后立即表态说：“党内有许多人事问题，不经研究，一个人就可下令给人家定罪，目中没有党章、没有国法、没有组织原则。此事已经过周总理。我们要相信总理，只能照办，不能添乱。”
接着，王炳南对我讲了三句话。这几句话简单明了、道理清晰，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一、外交无小事，对一个驻外使节来说，都要把这一警句当成紧箍咒，牢牢地套在自己的脑门上；一个使节的举止形象，将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代表一个民族的素质，切要注意，不能大大咧咧的。
“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这根弦要在脑子里绷得紧紧的，切不可掉以轻心。
“该大使抢镜头，不管情节如何，都不能看成是生活小事。当然，此事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二、外交官对外讲话要有分寸，该说的，就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不该说的，就守口如瓶，切不可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夸夸其谈，总想高人一等、出人头地。
“三、人要以和为贵。这句话我听毛主席说过。同志之间要友善相处，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人非圣贤，焉能无过。我们对待人家的过错，只要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不要揪住不放，得过且过。我们要学会有气量、能容人、能宽以待人。
“康生对该大使的处理意见，作为中央的要求，我执行，但我认为仅凭‘抢镜头’就撤销人家的职务，似乎有些过。说不定此案还有其他什么因素。”
王炳南是搞过多年统战工作的外交家，他待人处事的经验比较丰富。他的品德和为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他朴实谦和，古道热肠，待人诚恳，没有架子。他不妒忌别人，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他的朋友遍及国内、外各个阶层。他处理任何难题，总是那么从容不迫，信心十足。当我对该大使的事，还摸不到头脑的时候，王炳南已对此事胸有成竹。仅用了几分钟，王就讲出了三点对该大使一事的看法。
这三点意见概括了此案的全貌和看法。
我每次听到王炳南敞开心扉讲这些心里话时，我都认为他是对的。
王炳南这次对该大使“抢镜头”一事，虽然他也认为“抢镜头”是外交官的大忌，是该大使的错误，但他对此事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听到王炳南讲到这几点看法后，忙问：“你讲得好。但不知该大使的事，是否还有挽救的机会？”
王炳南明确回答说：“没有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
王说：“我已说过，外交部是陈总和周总理领导的部门。该大使的事，也是经过周办下来的。如果我们对此案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或申诉什么，按组织程序，只能向周那里提出。这样做，不管提什么意见，都会使周为难。事已至此，收回成命已经不可能了。”
“再者，外交部是执行部门。考虑到该大使‘抢镜头’的具体细节，还没弄清，我们切不可贸然行事。”
王炳南稍停片刻后又说：“有些情况不了解，也就不必去了解。不了解也好。”
王炳南的这番话，似乎使我明白了许多。于是我又转过话题问王：“今天上午10时该大使来述职，实际上也是来谈召回他的问题，不知该怎么跟他谈？”这个问题提出后，我自己有些后悔，似乎我有些自不量力地在担心些什么。然而，王并不见怪，他反而和蔼地对我说：“见面看情况再说吧。这位大使是副部级干部，这类事好谈。”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4）
上午10时整，该大使忧心忡忡地走上东楼的二楼，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王炳南办公室的门。我立即出来迎客。
门开了。立在门前的这位大使，五十岁左右。一看便知，他是位久经风霜的老干部，他笑容可掬，礼貌周到，既有英俊潇洒的外交官风度，又有久经战火锻炼的军官气质。他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大大的眼睛，在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当他通报了姓名后，我立即表示，快进来，王副部长在等他呢。
该大使和王炳南寒暄后，就坐在王的对面，开始了他的述职报告。
在他们交谈中，该大使是那样平静、那样健谈，神情自然、谈笑风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不快和沮丧。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竟然把这个述职变成了一个久逢知己的一席畅谈。
这一出奇的情况，实在使我出乎意料。
这是为什么？
这本是一次十分沉重的对话。一位是犯了“错误”，被勒令召回，心里极不平衡，想通过这次谈话，听听自己犯的是什么错误，还准备为自己的尊严辩护一番；一位是代表外交部说明将其召回的原因，相机做些开导工作，以避免该大使背着思想包袱离外交部，最后还要给人家谈谈工作的去向问题。
然而，这件被罢官而又不太体面的事情，要拿到桌面上来谈，谈何容易。特别是对一个年过半百的干部来说，实在有些难为情。
因此，不管是谈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不愿意触及到这件事的细节。
王炳南不便起口，该大使有苦难言。结果这一碍着面子的错误细节，竟然被这两个人用婉转的语言给回避了。两个人不言而喻，心照不宣。
在两人的谈话中，王炳南已发现该大使早已知道其被调回的原因。因此，王面对该大使不便启口、又不想多问的尴尬情形，也就不想再难为人家了，不想再去触动人家的伤疤。
就这样，两人在不涉及“抢镜头”细节的情况下，竟然把一个沉重的谈话变成了一个比较轻松的交谈。
但是，我在他们的谈话中，还是听出了一些有关“抢镜头”的端倪。
关于召回一事，王炳南说，周恩来对外交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求办事严谨，又要求随时随地地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切不可大大咧咧的。对此，大使在使馆虽然时间不长，应该也会有所体会的。遗憾的是，大使就要离开外交部了，希望大使在这方面总结总结，在总结中提高自己。
该大使十分敏感地说：“是的，我每次调动工作，都会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在国外任职期间的工作，我是认真地做了。我问心无愧。”
“离开外交部后，你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考虑？需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王问。
该大使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在革命队伍里，多次调动，都是出自工作需要。一道调令下来，就卷起铺盖走人。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也很简单，仍回原单位。当初派我出国时，中组部安子文已和他讲定，等回国后，仍回原单位。”
关于接待我国代表团一事，该大使说：
“我代表团出访，通过会见会谈，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增进了驻在国对我的进一步了解，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双方看法取得一致。出访效果是成功的，对反对霸权主义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方的接待，规格是高的、友好的。对我代表团往访，十分重视。”
王炳南和该大使的畅谈，彼此都挺满意，都没给对方带来任何不快之感。
而我从旁听到他们的谈话后，却颇有感触。第一个感触是，该大使是位有涵养、有主意的人。在和王炳南谈话中，他没有埋怨、没有忧伤。似乎外交这一行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似乎他希望尽快离开这个难以琢磨的地方，早些回原单位，早些忘掉那些不开心的往事。第二个感触是，王炳南很会讲话，他以谈心的方式，巧妙地让该大使了解到自己的错误，既没使对方感到尴尬，又把该说的话说透了。
该大使走后，王炳南对我说：“该大使是位领导干部，有些事点一下就可以了。然而，他的错误对我们外交人员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都该对着这面镜子，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希望在我们外交队伍里，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该大使是位有德、有才、有著作，曾对我国经济建设有过重大贡献、并享有一定威望的老干部。当他被撤销大使职务、离开外交部之后，虽然不得器重，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埋头苦干。奋斗与贡献，不减当年。
遗憾的是，该大使已是耄耋之年，而对当年没有任何文字结论的“抢镜头”一事，不愿多想，也不愿多说。说不定，此案的内部详情，他当时就没去详细追究。中央既已决定，他也不便过于追究。事过境迁之后，他就更不愿就这种难以说清的事情，究其原委。
该大使年迈离休在家，当他听到当年自己被康生一句话，不明不白地被撤职这一往事，久久直视苍天，感叹不已。当年，他自己对奉调回国的原因，虽然也略知一二，却不知其详。他总觉得，上任不久，就被撤回，有些蹊跷、委屈。苦于知情人对这类事都不愿说满，而他自己也就不便去多想、多问。因此，他背了一辈子没弄清的冤包袱，自始至终也不知他是栽在谁的手里。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
有两位建部初期的老人对我讲过王任叔的事。他们一位是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一位是我国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民。姚对我说：“王任叔在大使馆光着膀子，出足了洋相，而且又被外国记者曝了光，轰动一时，成了国际新闻，成了国际笑柄，给中国人丢了脸。如此出丑的外交代表，对外影响不好，只能离开外交部。”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1）
外交部建部初期，干部来自五湖四海。这些干部都是经过革命考验和有过外事锻炼的优秀人才。他们大多是听从分配、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英。
外界对外交部的反映是，搞外交的这帮人是一代人的幸运儿。外交部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单位。外交干部也将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壮大。这一点比政务院其他部门要优越得多。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到外交部，和全体干部一起开了一个外交部成立大会，并作了一个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就如何做好外交工作，提出了许多忠告。这些忠告记录，有的干部一直保存了五十多年，也不肯丢掉。当外交工作走上轨道之后，外交部的人又经常被周恩来找去开会，研究国际形势、研究重大办案，并在周的要求下，建立了一套三结合（老、中、青）的调研制度，为外交部的调研和办案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一点确确实实是外交部干部得天独厚之处，也确实是我们这一代干部能在事业上有所提高的有利条件。外交部干部可以出国，这又是一大优越性。国家一成立，只有外交部和外贸部的干部可以走出国门，到驻外各使领馆工作，其他各单位没有或很少有这个机会。这一点确也值得人家羡慕。
但是，在建部初期乃至五六十年代，干外交的这帮人有些什么苦衷和教训，外界不一定了解。尽管这些苦衷和教训和国家大事相比，微不足道，但有些苦衷和教训却大大地启发和教育了一代人。
现在介绍一个被贬、被迫害，而又无处诉冤的大使。
1950年初，外交部通过中央调来了一批部队出身的兵团干部和一批长期从事地方领导工作的干部，准备派到各建交国当大使。
以上两种人当中，还有二至三名文化人，其中一位是撰有不少著作的名作家，他叫王任叔。
1950年8月，王任叔带上几位外交官，去印度尼西亚，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全权大使。但王到任仅仅一年，就被下令调回。
王任叔是浙江省奉化人，又是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在王入党的前一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国共合作的方针。于是王的工作也就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地进入了国共两党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