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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

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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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苏联军队已经占领了全部东北三省,日本飞机已全被冻结,嵯峨浩等“皇室”眷属,只能在通化一带流浪。
  后来,有的“皇室”眷属已有去处、各奔东西的时候,嵯峨浩也只能携带两个幼小的女儿,经过艰难困苦,在流浪中被好人收容。
  嵯峨浩母女三人又漂泊了几年,直到1947年1月,才乘上最后一艘遣返船,回到日本。从此,嵯峨浩和丈夫溥杰一别就是16年。
  嵯峨浩也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对丈夫的感情,坚贞不移。她在日本除含辛茹苦地抚养两个女儿外,还不断地打听丈夫的下落和情况。她坚信他们夫妻终会团聚的。1950年,当溥杰被引渡回国到达抚顺后,她就千方百计地打听丈夫的消息。
  1951年4月,嵯峨浩突然接到国际红十字会转来溥杰寄给她的一张明信片。在这明信片上,有溥杰写的十二个大字:
  “注意身体,拿出勇气,等待下去!”
  这个明信片对嵯峨浩来说,如获至宝,字字千斤。这个明信片给她带来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后来,嵯峨浩从抚顺释放回东京的日本战犯口里,得知一些有关丈夫的情况。她很高兴,似乎感到团聚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但是,出自某些顾虑等种种原因,嵯峨浩没敢及时地给丈夫回信,怕丈夫被怀疑有里通外国的嫌疑,甚至她还担心,即使是给丈夫写了回信,丈夫能否收到,她也没有把握。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5)



  溥杰长期得不到妻子的音信,则揣摩不安,十分困惑。夫妻双方的思念之情,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有增无减。
  1955年春,夫妻二人终于取得了联系。溥杰收到了一封来自东京的信,打开一看,信封里装有妻子和两个女儿的三封信。溥杰惊呆了,他高兴极了。从此,夫妻两人开始了不断的书信来往。在这些来往的书信中,嵯峨浩对溥杰说了一句最激动人心的话是:“我等你一辈子!”溥杰读后,流下了眼泪。
  这句话是嵯峨浩对溥杰1951年的来信,明确的,发自内心的答复。
  五年之后,于1961年11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特赦令。溥杰获释。
  12月7日溥杰由抚顺抵达北京。
  当爱新觉罗在北京的家人为溥杰洗尘,在餐馆欢聚的时候,溥杰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日夜想念的、在日本的妻子和女儿。
  溥杰每当想起妻子,总觉得自己有愧于她,对她苦苦等他16载的恩情无法回报。他渴望早日和妻女团聚。但是,他万没想到,他的胞兄溥仪极不赞成他们夫妻团聚。
  当溥杰对溥仪讲到嵯峨浩在等他的情况时,溥仪竟然板起面孔,要溥杰和日本妻子断绝关系,还提出了三条理由:一、嵯峨浩是日本侯爵的女儿,是个贵族,是帝国主义分子,你应该与她划清界线;二、她如果来到中国,从思想上你怎么帮助她。你也帮助不了她进步,因为你性格柔弱,难以开展批评……三、嵯峨浩到中国来,她在日本的家人会常来信打听中国的情况,如果你常回信讲讲,日久天长,岂不成了特务?!
  溥杰听后十分惊讶,他没想到溥仪的想法和他的想法相差得如此遥远,似乎有些难以沟通。
  如果从前,溥杰和胞兄发生分歧,他一贯的做法是,收回自己的意见,迁就胞兄的意见,甚至个人有所委屈,也不反对溥仪的意见。而今,在与嵯峨浩团聚的问题上,溥杰不想再违心地同意胞兄的意见。虽然,溥杰没立即顶撞胞兄,但他已经一反常态,流露出不同意胞兄的分析和意见。
  溥杰再三思考,始终认为胞兄要他和嵯峨浩断绝关系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其一,嵯峨浩虽然出身皇家贵族,但不能以此认定,她是不可救药的。毛泽东说,有成分论,但不能唯成分论。况且,嵯峨浩一直把中国看成是她终生的婆家,硬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实在不公平;其二,嵯峨浩是个通情达理的人,16年的艰苦考验,都动摇不了她对丈夫的真情。难道在一些问题认识上,她还会抗拒丈夫的帮助吗?连我们长期与共产党对抗的皇家兄弟,都已经改造成与旧思想决裂的新人,浩为什么就不能呢?其三,60年代还怀疑嵯峨浩会成为爱新觉罗家庭中的特务,更是毫无道理的。当年,日本关东军的阴谋圈套,都对嵯峨浩没起到任何作用。和溥杰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嵯峨浩不仅从没参加任何不利中国的罪恶活动,反而还一再表示,对日本军方的一些作法不满。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怀疑她呢?我们堂堂正正做人,脚正不怕鞋歪,谁愿意怀疑我们是特务,就让谁见鬼去吧。
  回北京的两天之后,12月9日,溥杰突然接到由中国国务院转来的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惊喜若狂,原来是嵯峨浩从日本拍来的简短电报,祝贺他被特赦。
  嵯峨浩在日本不知溥杰回北京住在何处,便大着胆子请中国国务院代转这封电报。
  又隔了四天,溥杰收到妻子的来信。妻子在信中表达了十多年不变的眷恋之情,并倾述了等待与丈夫团聚的急切心情。溥杰哭了。
  紧接着,溥杰又接到了妻子的第二封来信,信中再次表达了渴望回到中国,实现全家团圆的衷心要求。溥杰再次哭了。
  怎么办?
  夫妻分居两国,彼此强烈期望团聚。
  团聚不成的干扰,无非是来自溥仪的一些猜疑。这些猜疑虽然没有多少道理,但对溥杰说来,还不便完全置之不理。
  应该怎么办?
  溥杰想到先向组织上写一个报告,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希望组织上帮助解决妻子回中国的问题。他在报告中写道:
  “现在我对于她的打算是,我在事事依靠组织的基础上,尽我的全力,争取一定把她改造好。我们二人在新的夫妻关系上,教她也为祖国尽一份力量,帮助我一同在后半生中来赎罪。这是我惟一的愿望。
  “但是她在回国之后,如果坚决不改造思想,而和我绝对不采取同样步调时,我也只有决心随她的便。她回她的日本。我做我的新中国人!”
  中央几个领导人看到溥杰的报告,都认为应该允许嵯峨浩来北京和家人团聚。于是,中央派专人告知溥仪和溥杰,告称:时代在变化,任何人通过改造,都会提高觉悟,跟上形势。并强调指出:“如果说嵯峨浩曾受过日本人的操纵,那是过去。现在不是这样了。你们能改造好,人家就不能改造好吗?”最后,来人还特意对溥杰说:“过去和日本人结婚的不是你一个人,东北约有四千日本女人和中国人结婚。你应该给嵯峨浩回信,告诉她,你已经得到初步改造,已经是平民了……可以说,政府已同意她回来。她回来能不能过得惯,让她自己考虑。让她也是以一个平民的立场,来华做一个平民溥杰的妻子。”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6)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溥仪对嵯峨浩来华一事,不再坚持己见,也欢迎她早日来华。
  最后,爱新觉罗一家人怀着极为喜悦的心情,以溥仪、三妹、五妹夫妇名义,用流畅的日文,给嵯峨浩写了一封邀请信,请她携女儿回家。
  在此期间,溥杰借廖承志赴日机会,给嵯峨浩带去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的最后,溥杰写了这么一句话:“不多写了,只盼望你早日和我一起过上幸福愉快的后半生的生活……”这句话使嵯峨浩很为之感动,两行泪水流淌在绯红的面颊上。就在她朦朦胧胧沉醉于幸福的追忆中的时候,家人给她送来了爱新觉罗全家人给她寄来的邀请信,请她回家。
  这封邀请信反映了婆家上上下下的心声。嵯峨浩被这一件件难以预料的喜事所感动,她激动地哭了起来。
  约在4月底,溥杰接到嵯峨浩将携女回国的回信,很高兴。他不辞劳苦,竟然提前半个月,就乘火车去迎接她们。
  溥杰和嵯峨浩一见面,就不顾一切地依偎在一起。陪同嵯峨浩来华的女儿生、母亲嵯峨尚子和妹妹町田干子都被这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场面,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溥杰回顾这段往事之后,对我说:
  “嵯峨浩回北京的路上,对我讲了几句感人肺腑的话,她说,‘在回中国之前,有不少日本人劝她不要回来。甚至有人说,至少等中国灾荒过去后再回来也不算晚。她回答说:等到灾荒克服之后,再回去坐享其成,那还能算是中国人吗?!她还说:我们国家(指中国)虽然还比较不发达,但她自始至终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她还说:她在和我结婚的那天起,她就决心陪我一辈子,至死不变。这些话,我终身难忘。”
  接着溥杰又补充说:“想起这些话,再看看她二十多年来那种毫无怨言的实际行动,我真的感到有愧。我对不起她。”
  溥杰还谈了他小女儿生回国的事,他说:“小女儿生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习惯,便坚持要回日本。这件事,我作为她的父亲,曾坚决反对过。我知道,她是不愿跟父母在中国过苦日子,是不愿放弃东京的优越生活。对此,我批评过她。我还向她发了火。她不管我怎么反对,就是听不进去。最后,她还是走了。这件事,我也拿她没有办法。
  “小女儿回东京一事,在精神上,对我的打击很重。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剩下这个小女儿也离我而去。我失去了天伦之乐。
  “小女儿回日本之后,只剩下我和浩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小院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和浩以我们自己仅有的微薄力量热心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祖国建设和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添砖加瓦。
  “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们也经历了多种多样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固然受到了某些惊吓,但也受到了锻炼,受到了考验。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较为清苦的日子。但我们没有什么怨言。我们夫妻之间,从没有为些家庭琐事而红过脸。可以说,我们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平稳的、没有起伏的美满幸福。但万万没想到,正在我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年月里,浩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对此,我十分不安。”
  当时我对溥杰的幸福晚年表示祝贺,对夫人生病表示同情和慰问,溥杰补充说:
  “每当想起,由于我的罪过,使我们夫妻出现悲欢离合,我就深感内疚。每当想起,浩作为妻子,对我这样好,为我吃了这么多苦,我就深感有愧。我欠她的太多了,而我对她爱护也不够。现在后悔也晚了。”
  嵯峨浩入院之后,溥杰对妻子关怀备至。每天晚上,溥杰都去医院陪她,给她喂水、喂饭。夜里,为了观察她的病情,溥杰就在她病床旁边,支起一个折叠床,陪她过夜。
  我忙问:“今天,你怎么没有去医院?”
  “今天白天,浩的妹妹在医院陪她,晚上我去接班。”
  我听后,觉得不该前来打扰,便脱口而出说:“我不该这样来打扰你,很对不起。你所谈到的一些往事,我很爱听,只是占用了你的时间。对你夫人生病,我只能为你着急,但帮不上什么忙。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请尽管说,我会全力去办。现在我能做到的,只能是给你节省一些时间,让你也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去医院。等夫人出院之后,我们再聊。”
  “不!我们有几十年前相遇、相识的缘分,现在碰在一起,又能共同回顾一些往事,很有意义。对我说来,也有需要。我很想写一本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留给后人。能不能做到,我还没有把握,至少现在不行。我现在还无法平静下来,专下心来写东西。以后再说吧!……”
  溥杰接着说:“你要走,我不留你。但请你下周三再来我家一次。我们再深聊聊。今天你听我谈了,下次听你谈。我们的话题是共同追忆一些五十年代的往事。我很感兴趣。”
  “好!下周三上午我再来。”
  就这样,我离开了溥杰的家。
  西皇城根2号是一个十分显眼的大宅门。门前有解放军守卫,大院内的主楼也有解放军岗哨。就从这警备森严的架势上看,谁也猜不出大门里面是个什么衙门。其实,这个大宅门只不过是全国人大的一个招待所。自从六届全国人大把新成立的四个职能委员会设在这个大院之后,这大宅院就变成了全国人大各委员会的办公所在地。说实在话,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休会期间,除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这里忙忙碌碌外,没有几个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入这个大宅门。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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