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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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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仪一行飞到沈阳机场,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是,静静的停机坪上,有大量的苏联军用飞机,排列有序,已经看不到一个日本鬼子。不多时,从候机室走来了两个苏联军官,并登进机舱,向溥仪等人下命令说,要全体乘员都下飞机,到候机室休息。
  这时,溥仪才醒悟,换飞机去日本是假,变成苏军的俘虏是真。
  溥仪等人被押送到候机室,谁也不知道,苏联军方将对他们如何发落。不多时,一位身穿皮大衣的苏联将军由停机坪走进了候机室。
  这位苏联将军威风凛凛,却又随和地通过翻译说:“我奉命将把溥仪一行人送往苏联。”
  这时,一位日本关东军头目大胆说:“我们和溥仪等人要回日本去复命。”
  对此,这位苏联将军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这道军令,使溥仪想起当年冯玉祥给他下的军令。那道冯氏军令,只不过是自己被撵出紫禁城,还允许自己去选择一个住处。而今苏联的这道军令,却意味着,他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时,溥仪才感觉到,已经没有退路了。原来去东京的设想,已成泡影;原打算偷偷摸摸地到国外找个地方隐居的设想,也成了问题。前景如何?是老毛子的阶下囚?还是和日本战犯一样流放北疆,还是杀头?他自己也弄不清。为此,他深感沮丧。
  没有多长时间,苏军将四个日本人留下;立即安排溥仪、溥杰等人专乘一架飞机,直飞苏联边城赤塔。
  从此,溥仪等人在苏联就呆了近五年。
  五年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溥仪他们才有机会被引渡回国。
  我和陆曦把溥仪和溥杰等人引渡回国后,立即把他们送往抚顺。虽说我们的引渡任务已经完成,但对溥仪等人刚开始的这段崭新生活,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和转报的材料,一直在不断地密切注意观察。
  对溥仪等人的教育和改造,应该算是在思想领域中,新旧思想,进步和反动思想的一番大斗争、大革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组织好的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好的事。
  谁都知道,思想最反动、最落后、最反共的,莫过于日本侵华将领、莫过于死心塌地做日本傀儡皇帝的溥仪等人。如果这些思想落后、反动的人,真的能够转变思想,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有认识、有思想的新人,确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但是,事情就是这么令人惊奇。首先,溥仪、溥杰等人在抚顺战俘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刚到抚顺的时候,溥仪等这批伪满洲国战俘,也有不少牢骚。有人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有人埋怨自己投错娘胎,而溥仪则属于后者。溥仪不时地在埋怨慈禧太后,不该让他当皇帝。溥仪说,由于他自幼就当皇帝,则弄得自己成了一个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的人。
  当初,溥仪自认为智商不差,不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比胞弟溥杰差。他当上了皇上,就把自己封在了一个不通风的罐子里,什么也不学,什么也都不需要学。任何事都会有别人替他去办。从而他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不懂。别人为了维护皇上的权威,也不敢教他、也不便教他。于是,他只能长期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因而他的社会知识和生存能力,已和溥杰拉开了距离,已远远地落在他胞弟的后面。
  溥仪被俘到苏联后,当他的侍从全离开他的时候,他“傻了”。他自己什么也不会,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其实,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把自己摆在一个养尊处优的位置上,致使自己在吃、穿等小事上不会、不懂,也不足为奇。他一辈子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谁也不会怀疑皇上不会这不会那。他一旦运气不顺,变成了阶下囚,可就露馅了。这样的事实,世上何止溥仪一人。可以这么说吧,能当皇上的人、或者是被人歌功颂德的人,不一定都是在思维、机智和能力上都超过常人的人。
  抚顺五年的学习与改造,使溥仪从个人生活到思想觉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后期的学习考察和参观访问,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使他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使他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使他看到了新中国、新人新事的一些重大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重大成果,也使他认识到自己投敌卖国、给祖国造成的伤害,对中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
  思想改造越深化,溥仪的懊悔和愧疚就更厉害,他就更加自责,有时,他也感到自己有些无地自容。
  抚顺战俘管理所不时地组织溥仪等人到工厂、农村去考察访问。但是,溥仪每次出去,都有些胆怯,不大愿意出门。每当参观队伍来到工人中间或进入农民家庭时,溥仪总是躲在后边,不敢向前靠。甚至,溥仪还担心,一旦被老百姓认出他是溥仪,就会带来杀身大祸,说不定会被老百姓碎尸万段。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1)



  有一次,溥仪等人到一个农民家里去访问,由于主人的谈话诚恳感人,使溥仪实在没有办法再掩饰自己了,实在没有办法隐藏自己了。
  这家农民出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刘的大娘。
  刘大娘一见来客,就放下手中的活,很热情、很大方地把溥仪等人迎进了新盖的北房。
  北房的布局整洁清爽,朴实大方。南窗下是个大火炕。炕上摆了一个新油漆的小饭桌,西墙根下放了一个立地式长柜。柜面上摆着一个用玻璃罩着的马蹄表,表的前面放了一套茶具,茶具旁边座立一个漂亮的圆口瓷花瓶。
  陪同溥仪等人来的村干部向刘大娘介绍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想看看农民的生活,你给他们说说吧!”
  刘大娘也不问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她认为,既然是村干部介绍来的,毫无疑问,一定是城里来的干部。她便毫无顾虑地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她说:“我家七口人。这几年,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我大儿子是暖窖的记账员,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在中学念书。全家人有的在公家工作,有的在家务农。我家今天的好日子和解放前相比,真的是天地之别。在伪满洲国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手拿打狗棍,到各村去要饭吃,过的是乞丐的日子。那时候,我的大儿子是先天性残废,像个小狗似的活着,乡亲们谁见到他,谁都心酸。
  “在伪满洲国时代,我们家种的是稻子,在秋收之后,全部收成一粒不漏地要上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我们一家老小自己吃的是政府配给的橡子面。那时,如果在谁家里查到一粒大米不交,政府就以‘经济犯’论处。这类‘经济犯’被日本鬼子抓去,就很难活着回来,九死一生。如果被伪满警察抓去,也要被打个半死。因此,我们只能靠吃橡子面过日子,靠到外边去乞讨混日子。
  “说实在的,生活再艰难再苦,我们也不怕,我们也还能忍受;我们最怕的是,日本鬼子来抓劳工。我老头子就是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了劳工,一去没回来……(刘大娘一面说,一面擦着流下的眼泪)。说也是,我们这村里被抓去当劳工的,就没有谁能活着回来的。
  “全国解放后,我们这些穷人可真的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啦。我们分到了土地,盖上了新房,吃的、穿的,都不发愁了。不仅如此,新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我。譬如我这个残废儿子,以前不如一条狗,现在已成了有用的人才。他也有了工作,在暖窖里当了个记账员,也可以自食其力。更值得庆幸的是,他已经和正常人一样,受人尊重了。”
  刘大娘一面说,一面顺手拉开了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溥仪看看里面的大米。这时,刘大娘的儿子在旁边笑着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刘大娘立刻反驳过来说:“没有什么可看的?我倒想问问你,你在‘康德’那年头,看到过吗?”
  刘大娘和儿子的对话,深深震动了溥仪的心。一种无法回避的忏悔和负罪感,在溥仪的脑子里折腾个没完。
  溥仪当初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当年的康德皇帝,只不过是想逃过人家的指责和臭骂,只不过是自己还没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至少是拉不下老脸,去认错、认罪。如果今天再稀里糊涂地瞒过刘大娘,不向刘大娘认罪,他已感到在良心上是“不可饶恕”的。
  于是,溥仪立即站起身来,走到刘大娘的跟前低头说:
  “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洲国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接着几个伪满洲国的大臣和将官都立起身来说:
  “我是那个下令抓劳工的伪勤劳部的大臣,我有罪……”
  “我是搞粮谷运出的兴农部大臣,我向您请罪……”
  “我是给日本鬼子抓‘国兵’的伪军管区司令,我有罪……”
  刘大娘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来她家访问的,就是老百姓破口大骂的溥仪,就是投靠日本、为虎作伥、让东北人当牛做马、做亡国奴的小皇上。由于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有多少老百姓死于非命,有多少老百姓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而这个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卖国皇上,却仍然自由自在地活着,实在是天理不公。家仇、国仇、民族仇使刘大娘无法咽下这口冤气。如果当时,她拿起菜刀,砍死几个伪大臣,谁也无可指责。但刘大娘毕竟是受过新中国教育的新农民。她压着自己的怒火,转身跑到了屋外,便嚎声大哭了起来,她还哭喊着:“真是冤家路窄,杀人犯怎么来到了我家!”
  刘大娘哭了一阵之后,在大儿子的劝阻下,她又回到了屋内。她看了看村干部,又看了看头也不敢抬的溥仪,她心也软了。她只好擦了擦眼泪,叹了一口气,很不情愿地把这口杀夫之仇的怨气咽了下去。
  最后,刘大娘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她见溥仪还在低着头,便说,“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刘大娘这句感人肺腑的话,使溥仪和几个大臣都放声大哭了起来。
  这时,当记账员的残废儿子说话了,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只是我妈不知道。毛主席说,大多数战犯都能改造过来。他老人家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好好改造、认罪,老百姓是可以原谅你们的!”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2)



  刘大娘母子的这几句话,反映了新农民的政治觉悟和宽大胸怀,使溥仪深受教育。
  溥仪自感一生计较得失,不断发誓要复辟、要报仇,远不如一个农民,竟有如此非凡的气度。
  20世纪八十年代(1985年)溥杰就他们在抚顺进行思想改造一事,对我讲过这么一段话(我因工作关系,在全国人大,同溥杰多有接触),他说:“理论学习,固然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对世界、对人生有一个高层次的认识。然而,当年安排我们到工厂、农村去参观访问,所看到的事实,对我们的启发教育更大。”他还说:“每个人,包括日本战俘,通过参观访问,具体地看到了日本入侵在中国造成的灾难,看到了人民解放后的新面貌。”同时,通过参观访问,他们看到了、听到了许多用血和泪谱写的历史故事。而且,这些历史故事常常会使那些极为反华、极为顽固的战犯为之震撼,受到触动,不得不低头认罪。
  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东北南满有一个村镇,位于抚顺露天煤矿大坑以东。这个村镇的名字叫平顶山,居住有一千多户人家。
  1933年,在平顶山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杀人惨案。
  日本侵略军占据东北之后,为加强其殖民主义统治,采取铁蹄征服的办法,在各地实行“三光政策”。
  这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出现,他们以打游击的形式,出击了日本侵略军,当场就击毙了日军扬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侵略军,并烧掉了日本侵略军的仓库。
  第二天,日本侵略军以搜索抗日军队为名,实乃为日本侵略军的损失进行报复,派出了六个小队,死死地包围了平顶山。约有两百多日本侵略军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地、把平顶山村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赶出家门,然后又一个不留地把这些无辜百姓赶到了山坡上。等三千多老百姓全部聚齐时,日本侵略军队长一声令下,日本鬼子用六挺机枪,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野蛮扫射。刹那之间,三千多平民百姓都倒在了血泊里。这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用机枪反复扫射,还不放心,又端起刺刀,挨着个地又扎了一遍。
  第三天,这些没有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带了不少炸药和工具,又回到死尸遍地的平顶山坡。他们为了毁尸灭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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