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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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之依里亚德、奥德赛；希伯来文之旧约与希腊文之新约；英国之莎士比亚戏剧
全集（在我国即有朱生豪与梁实秋两译本） ； 最近黄文范及宣诚两先生之汉译本
《西线无战事》，即在台先后出版；所以《苏东坡传》这部名著有两个译本，也是
值得的。只愧我这件粗针大麻线的活计比不上宋小姐的细工巧绣那么精致。
本书虽属翻译，但力避卅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文体。诸如“当……
时候”，“假若……的话”，“散步着”，“有着”，“被成功地实验了”，“房
子被建筑好了”，“快速地跳”，“公然地反对”，‘哪些花朵们”，“诸位青年
们”，“各位同学们”，“他（她）们”，“它们”，“红黄蓝白和黑”等句法文
词，全避而不用。人说话时，先写某某道，不先写对白，然后再补注某某说。一个
人说话，不先说半句，中间腰斩，补入谁说道，下面喘口气再补半句。这种洋说法
也完全避免。没有别的，就是不愿向洋人毫无条件一面倒。还有尽量不用“地”当
副词符号，而以一个“的”字代之，自然“底”字更不愿用。
本书翻译时多承周素樱小姐代为整理稿件，褥暑长夏，代为到图书馆、书店去
查阅疑难之处，助我良多，并此致谢。
本书翻译，时作时辍，综计前后，行将两年。译稿杀青，停笔静坐。偶望窗外，
树叶萧疏，已见秋意。回忆童年，读书燕市，长巷深宅，树老花繁，四季皆美，秋
天为最。今日寄迹海隅，又喜秋光如故，人健如仙。名著译毕，顿感松快，得失工
拙，不计也。于此附记一片喜悦心境。
张振王于台北复旦桥燕庐
第一章 文忠公
要了解一个死去已经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试想，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
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
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姑就一端而论，现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结，一
旦遇有危机来临，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行动。醉汉会戒酒自新，教会中的圣人会堕
落，牧师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着的人总会有好多可能的改变。还有，活着的
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
这就是何以评论与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人是一件难事，因为他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
论一个已然去世的诗人如苏东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札记，他的七百首诗，
还有他的八百通私人书简。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
人与否，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
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
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哪一
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
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
诗人是苏东坡。
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
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的越发充分。在我头脑里，苏东坡的意象之特别清
楚明显，其理由有二。第一，是由于苏东坡本人心智上才华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写
的每一行诗上，正如我所看见的他那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宝墨之光，时至今日，依
然闪耀照人，就犹如他蘸笔挥毫是在顷刻之前一样。这是天地间一大奇迹，在莎士
比亚的创作上，亦复如此。莎翁诗句的遒健，是来自诗人敏感的天性与开阔豁达的
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纵然有后代学者的钻研考证，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活所
知者仍极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后，由于他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们却知道
了他的心灵深处。
第二个理由是，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
漫长的一生中，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那些资料，存在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
繁的著作中，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接近百万言，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
书信，在当代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现在了。
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的。宋儒都长于写日
记，尤以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为著名；勤奋的传记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温。
由于王安石的国家资本新法引起的纠纷，和一直绵延到苏东坡一生的政坛风波的扰
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时代的资料，其中包括对话录，为量甚大。苏东坡并不
记日记。他不是记日记那一类型的人，记日记对他恐怕过于失之规律严正而不自然。
但是他写札记，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处所、事件，他都笔之于书，有的记
有日期，有的不记日期。而别人则忙于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
的书简题跋等精心保存。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随时有人恳求墨宝，他习惯
上是随时题诗，或是书写杂感评论，酒饭之后，都随手赠与友人。此等小简偶记，
人皆珍藏，传之子孙后代，有时也以高价卖出。这些偶记题跋中，往往有苏东坡精
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书简约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迹题跋约六百件。实际上，
是由于苏东坡受到广泛的喜爱，后来才有搜集别的名人书札题跋文字印行的时尚，
如黄山谷便是其一。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苏东坡去世之后，立即开始搜集苏
东坡的墨迹书简等，刻之于石、拓下榻片出卖，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有一次，苏
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争相背诵。苏东坡
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
之际，当权者之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势严重，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他是不
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贬滴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但是对
莫逆之交，他说并无悔意，并且说，倘遇饭中有蝇，仍须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
白流露，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
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有
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为文人窃窃私语的话柄，
尊重景仰的话题，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
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
雪莱、拜伦相近。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
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
像英国的小说家赛克瑞（Thackeray ）；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
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生。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生的中风，
现在还觉得不安，而对弥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弥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根兹博
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绥
福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
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
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
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一出戏演
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是如同戏剧，但
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
然无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
庶乎近之。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逐
一观看，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这自然是一项重
大的方便。在我将《苏东坡传》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
要有某些作为不可，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
的星象家，给一个人细批终身，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事故是那么在命
难逃。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
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
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
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
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一0 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O 一）
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间长大，
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 在位期间做官， 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
（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滴。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
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凡是读《水淋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
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身入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了梁山上的
英雄好汉了。
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
已悉数凋零，或是丢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
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于小人取而代之，此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
宁愿遭受奸究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
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宋朝国力之消弱，始
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藉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
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
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
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
清楚。
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自然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
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
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
避免之事。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
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
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
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
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谨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
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
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
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做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
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
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
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
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
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
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
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
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一大为
削弱。正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