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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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
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
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
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
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
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
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
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
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
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
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
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
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
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
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
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
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
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
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
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
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
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
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
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
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
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
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
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
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
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
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
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
因事而现。 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 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
“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
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
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
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他说：
书日：“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
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
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
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
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
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
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
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
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
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
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
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
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
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
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
人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
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
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
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
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
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磋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
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
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
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
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
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
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
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
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
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
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
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
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
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日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
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
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
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
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们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
鹰大而赴林教，语人日“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操罔答而入江湖，
语人日“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
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
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
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
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
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
（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
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
小之辈会捏造藉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
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
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
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
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
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
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
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
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
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
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
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
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
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
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沾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
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
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
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
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
浸成风痹。非只惮风痹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
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
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这时王安石的私人邓绍，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
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
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