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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行走江湖 作者: 张纪中-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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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 不能忘记的历史(1) 
      第三部分 … 
      不能忘记的历史(1)  二○○四年要拍摄的戏比较多,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安排下来的,像《民工》,从剧本开始准备了整整两年了,现在是水到渠成;像《神雕侠侣》,也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计划,还有另外一些堆积到了今年的工作。而另一件处心积虑,不得不在今年展开的事情,就是抗战题材小说《吕梁英雄传》的电视剧拍摄。 

        不仅仅因为二○○五年是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纪念,十多年前,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我就想要拍摄这部小说,就开始了相关的工作。那时我还在山西话剧院,我记得好像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的话剧院都有了电视剧拍摄的甲级许可证。山西话剧院与“吕梁”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山西话剧院的基础力量都来自于“吕梁剧社”,那还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后,成立了山西话剧团,整个吕梁剧社都调入山西话剧团内成为基础的骨干力量。文革期间,山西话剧团全团下放,又都全部重新回到吕梁地区,一待就是将近十年。因此可以这么说,山西话剧团的老成员们,从上到下都了解吕梁的历史和民间的风俗,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怎么说话,怎么处世,怎么个过日子,吕梁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大家闭着眼睛都能够说出来。话剧院也因此排过不少讲述吕梁地区抗战故事的话剧,像《汾水长流》,《山城围困》。我虽然是一个北京人,北京生北京长,但是在一九七八年我进入山西话剧院的时候,已经在山西的农村插队、山西的煤矿教书十年了,那是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成长、成熟的十年,期间的种种积累远远超过我最先在北京待的十七年。因此在进入山西话剧院的时候,我已经“彻底被改造”,我不由自主,从心里面认为,我就是一个山西人,至今我在不假思索的时候,在心里还是这么觉得的,也因此了解了山西的民风民情,山西的历史,民间的种种“文化”。 

        《吕梁英雄传》是山西的作家马烽与西戎合写的、抗战时期一九四五年在《晋绥大众报》上首次连载的抗战故事。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马烽与西戎,在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他们都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山西的名作家除了赵树理就是“西李马胡孙”,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汾水长流》),孙谦。我们想要拍摄《吕梁英雄传》,必须首先征得马烽与西戎的同意。八十年代末,我们与这两位作家联系的时候,马烽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第一次与《吕梁英雄传》的作者马烽联系,出面的是当时话剧院的院长彭毅。那时我还在山西话剧院,除了参加一些山西电视台的电视剧拍摄,依然还在参与山西话剧院的话剧演出。彭毅老院长汾阳出生汾阳长大,自己就是吕梁人,十二岁参军当了红小鬼。用过去的话说,他是一个老革命,用现在的话讲,他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每一个经历了抗战历史的人,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是被侵略的受害者,还是打击侵略者的军人,民兵,都不会遗忘那段历史。让山西话剧院拍摄《吕梁英雄传》,让山西人自己演绎吕梁英雄的故事,彭毅老院长不但是自己,也发动了我们开始奔波这件事。我对《吕梁英雄传》的热情很大原因来自于插队期间与山西农民之间培养出来的感情。现在城里的人已经很少机会去了解农民了,进了城打工的农民子弟,为了生存与发展在本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真正的农民啊,他们一辈子与土地厮守,他们对于土地的热爱和对于土地的感情,无需表达,却像是一个人与“呼吸”的关系。农民情感的质朴,他们的豁达,智慧,全部来自于土地与庄稼给予他们的启示。一直以来农民的理想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爆发的所有战争都与土地有关,所以当外族侵略,当他们养以生息的土地面临被掠夺,家园的平静被枪炮声搅乱,老婆孩子不再平安,那他们打日本人是豁了命,一根筋地去打的,我在山西农村就听说过无数极其悲壮的打日本人的故事,日本人是机枪大炮,红了眼的山西农民举的是红缨枪,铁镐锄头这样的种田的用具。所以说起《吕梁英雄传》,无法不热血沸腾。 

        老院长彭毅亲自与作者联系,我在十多年前的工作是回一趟北京,找中央领导为我们的《吕梁英雄传》题写片名,寻求这样方式的支持。 
        马烽在当时是支持我们的意愿的,因为作为一个山西作家,他完全了解山西话剧院的背景,与吕梁地区的关系。《吕梁英雄传》很快进入到剧本的创作阶段。但是,剧本写了好几遍,无论是马烽还是我们话剧院,都是不满意。这样,有将近三年过去了,这件事情逐渐搁浅下来。这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老院长彭毅又开始忙碌、奔波话剧院其他的事宜,我呢,则开始渐渐全面转入电视剧的拍摄,制作。 

        然而,我们都没有忘记要拍一部“历史上”山西农民打日本人的故事,拍《吕梁英雄传》。 
        之后听说,山西电视台随后也参与过《吕梁英雄传》的拍摄想法,种种原因同样没有实现;再随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买了《吕梁英雄传》的拍摄版权,也是经历若干年,直到二○○三年版权期限到期,也没有银幕实现。这样在忙碌和等待中度过了十几年,形势又回到八十年代末的状况:我们要拍摄《吕梁英雄传》。 

        同样具有这种想法的,还有山西省委。这十几年的变化之一,就是我更加具备了电视制作的经验和能力。我是北京人,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山西的朋友,都认为我是山西人,大家都觉得,把这样一件与山西直接相关的事情交给我来做,是合适的——可以说我一直以来期望在屏幕上表现农民题材的故事,拍摄农民的生存与情感,统统来源于我在山西农村插队的生活,对农民的了解,与农民的感情。 

      第三部分 … 不能忘记的历史(2) 
      第三部分 … 
      不能忘记的历史(2)  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距离马烽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吕梁英雄传》拍摄版权到期还有十天的时候,我回到山西太原。在非常追求商业价值的当今,《吕梁英雄传》不具备有完美的商业倾向,但是,想做成一件事情的愿望,告诉如今在电脑上熟练地玩着战争游戏的孩子们一段真实、残忍、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历史,都迫使我“不很娱乐”地要做这件事。 

        由山西省委中介,依然是由山西话剧院老院长——已经退休了的彭毅带领,我们找到了作家马烽的家。那时,马烽已经八十四岁。 
        但是他头脑清晰,虽然患有长期的心脏病、哮喘病,他依然像一个中年的作家,对他的《吕梁英雄传》滔滔不绝。那个时候马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既不想与北京电影制片厂续签拍摄的合同,也不是很愿意重新找人合作,他还是想自己重新来编写剧本。我不赞同他这样的想法,编剧是很繁重的一项工作,绝不是将原有的文字、故事的情节重新编排一下。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了,虽然他“心有余”,但是“力也足”吗? 

        马烽老先生很执著,我们就没有太坚持。也可以依照马烽先生的意愿尝试一下。岁月无情带来人生的遗憾,三十多年前那段特殊的历史,让多少人在人生最珍贵的年华失去了创作的机会。我理解一个老人的心情。 

        然而,在二○○四年年初的一月底,从山西传来马烽因病去世的消息。 
        在去世之前,马烽告诉他的女儿,答应将《吕梁英雄传》完全交付给我们来做。 
        二○○四年的四月十六日,因为《吕梁英雄传》我再次往返山西太原。同行的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李培森。 
        到目前为止,《吕梁英雄传》名正言顺成为山西省吕梁市委、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山西电视台的合作拍摄项目。 
        十几年弹指一挥间。乐观地看,有些事情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及时”做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可能“及时”不应该单指当时,更合适的应该是现在。比如去年非典时期“因闲”而发现的雁荡山外景。站在雁荡山的时候心里有一瞬间冲动的遗憾:如果我们早三年发现……但是早三年未必是好事,《笑傲江湖》未必是合适的机遇,“现在”才是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吕梁英雄传》也是一样,如果十几年前就被我们拍成了电视剧,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知,表达,都会留下比十几年要漫长得多的遗憾。而现在对于这个故事的进入,起码我们在人性,良知,和历史真实的了解上,有了新的积累。二○○三年为准备拍摄《陈赓大将》,我看了大量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无形中也为《吕梁英雄传》填补了必要的知识。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各方面装备,都是远胜于中国的,他们的士兵,最低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文化既是沟通与理解、认知的能力,这对于一支作战的部队来说,非常重要,而中国的士兵,大多是农民的孩子,对仗的时候基本上凭借的是勇敢,民族情绪。抗战初期,在武器装备上,八路军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步枪,还是那种低质量武器,像“汉阳造”,“老套统”,或者土造的火枪,其余的士兵用的还是大刀,梭镖(红缨枪);而日本鬼子们呢,每一个士兵都有一杆射程远、命中目标精度高的“三八大盖儿”,每一个班就有一挺机关枪,每个排都有小炮,掷弹筒(作用雷同迫击炮,却比迫击炮方便,拿在手里就能使用),连以上的有重机枪,团里有山炮,山炮就是我们在抗战电影里面看到过的,用马、骡子就能够拉着满山遍野跑的炮,还有鬼子们充足的弹药配备,手榴弹,等等。八年抗战,“八年”证实的也是抗战——打击日军侵略者之艰难。就是在这样对比悬殊的军备条件下,中国人全民皆兵,艰难的,悲壮的,义无反顾的,前赴后继地将日本鬼子侵略兵最终赶回了他们的老窝。 

        《吕梁英雄传》是整个悲壮的抗战事迹中让历史、让中国人不能遗忘的山西吕梁的一幕。 
        第一次看《吕梁英雄传》的剧本在九十年代初,剧本由山西话剧院的编剧编写。但是所有人都觉得不理想,尤其是故事的结构,在情节设置上依照的还是抗战题材的老套路。第二次看到剧本,相隔了几乎十年,换了编剧,剧本所属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是不好,不精彩,人物的“深入创作”又增添了九十年代的特征:女性角色。也不能说不对,但是看着有些别扭,就像《林海雪原》给杨子荣加了一个情意切切的妻子。第三稿,就是二○○三年,由马烽自己参与了创作、由山西作家张石山和马烽的女儿梦妮合作编剧完成的,我还是觉得不理想。故事的编织不流畅,形势的展开描述也不严酷,剧本的第一集竟然将日本鬼子写成在中国人面前充当好人,这样的一种“怀柔政策”,怎么可能是这样?历史的记载不是这样,农民也不是这样。我并不想诋毁农民,但是农民的实际不在于“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是被逼迫得没法活,活不下去了,家园被毁,被侵占,家破人亡。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首先的政策就是“三光政策”,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杀光,抢光,烧光。一九七○年我在山西原平上院村插队的时候,听老乡说过,抗战时候日本鬼子还没到,种种可怕的传闻都有了,都是关于杀光、抢光、烧光的,因此日本鬼子第一次进“上院村”的时候虽然才三个人,全村人都躲了起来,那三个鬼子兵将三支步枪架在场院上,然后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也是无人之境了,走家串户肆无忌惮见好的东西就拿,抢鸡抢粮。这是真实的“场景”,真实的恐怖心理,然后,是什么将“躲藏”的恐怖逼迫为打日本鬼子的勇敢?只有是更为残酷、更为恐怖的现实。怕和躲在现实面前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成为了可耻——中国人的血性被煽动了,人的捍卫自己家园与尊严的血性被煽动了。抗日战争不是“和平战争”,是不得不打、即便是用种田的农具也要杀死鬼子兵的义无反顾。 

        我想要拍摄的是中国国土曾经被无辜侵略、中国人被残酷杀害这样大背景之下的抗战故事。我觉得编剧仅仅依照小说原文,坐在电脑前编写是不行的。这次的编剧必须到吕梁地区去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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