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沙-第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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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抗么？一刀挑破盐包，白盐就是红血，蚀尽老本饿煞妻儿，比流血更为痛苦。
即使生存情境如此孤绝，如此艰难，他们仍然结帮闯荡江湖，面对着北洋军阀，以蛮悍对蛮悍，展开求存的保卫。那时北洋缉私队捕获盐枭，严刑拷迫，恣意杀戳，盐枭遇上缉私队，打杀后还得开肠破肚，空膛塞进一捧盐，名为“上肉税”；这怪盐枭们野蛮么？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我可以说：在被迫保卫的一方，唯一的人道就是无我的抗争。
盐归国有伊于春秋时代，管仲曾以之富齐，这政策原是极端正确的，历代行之，利民富国，甚少引起民怨，唯有自清末至北洋割据时期，盐政为人为因素破坏，盐枭才遍野皆是，并发出反抗的怒吼。
在若干传说中，我发现两宗事件，是有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而这两宗事件，直接间接，都与走盐人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一是民初，驻扎淮上的清军第十三协，因为不满严刑拷迫盐枭及上级侵吞盐税，引起哗变，哗变发自该协炮队，旋而扩及全军，兵勇们纷纷携械奔散，使该协全部瓦解。其二是北伐军经龙潭血战，光复淮上的前一年，由盐枭群散布革命军北上的消息，率先纠合各县民众，集聚民枪民械和一切原始武装，公然反抗北洋，他们更取得若干零星北洋驻军的配合，造成了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槽河之变。（*俗称占大槽。）
槽河之变时，据传经盐枭纠合的抗暴民众，至少万人以上，孙传芳曾派重兵镇压，把抗暴民众视为匪类，官称为“大槽马子”，（*马子，意即股匪。）经过镇压后，民众抗暴武力流散四乡，零星抗暴事件，一直延续到北伐军光复淮上为止。
这该是我写“狂风沙”一书时“史”的根据。
难的是我所要描绘的年代系在我出生之前，而童年时期所听取的传说，经过数十年动乱流离的生活，早已朦胧得难分影廓了；我祗记得盐枭们迷离的影子，他们所讲的故事中零星的片断，一小部份盐枭专用的暗语而已，凭空构建一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复活并重现一个时代更是无比艰难，我总不能抱空幻的野心，舍弃足够的生活认知，凭空去架构一部以概念为主体的作品。
而在那已逝时空中曾经艰难存活过的那撮人，总在我心里呐喊着，使我在沉默中思想着他们。因为我觉得那一时代背景，和当前赤色大陆的时代背景相同，往昔盐枭们所受的痛苦，正还压在幕后同胞的身上，不幸的历史在轮回，惨痛的悲剧正在重演，我实在值得写一部这样的书，召回那个已逝时代的真实情境，用它去鼓舞受难的人群，更用它去撞击暴力的本身。
远在民国四十四年，我就动了写它的念头。
我知道写这部书是困难的，它的人物众多，生活面既深且广，绝非是我稚弱的笔锋所能刻绘、所能表达的，它需要巨大的篇幅，较长的时间和比较安定的环境，而这又是我所缺乏的；事实上，最主要的困难还不在这里，因为那时候，我对于全书仍没觅得一个完整的纵线，也缺乏统一的意想。
直至前年夏季，我友唐陵，（即诗人唐静予）经常来舍闲谈，他谈及关八爷的传说，以及在万家楼为拯一弱女，而被万氏族中小牯爷活剐双眼的经过，力言这不是传说，而是发生在北方的事实。同时他鼓励我依据这事实重加安排，写出一个中篇来。
我衡量过唐陵所传述的事实，觉得这原始的素材很动人，不但色彩浓烈，还有一份野犷的沈怆，但构建一部作品，真实与否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作者是否能在作品中充实其生活的肌里，赋作品以真实的血肉。唐陵所提供的素材虽然极可能是真实的，但祗是一条故事进行的纵线，由于辗转传述，渐趋夸张，其中尤以末段关八爷被剐去双眼后，盲目听音，终于除奸复仇，最富传奇色彩，我愿意在作品中尽量吸取民间传说中质朴的美，却不愿使作品的精神落入古老传奇的窠臼。
几经考虑后，我仍决定采取这素材作为“狂风沙”一书的纵线，将它和另一部份有关盐枭群抗暴的传说并合起来，使它具有比较稳固的“史”的基础，我不但抒写关八，更同时抒写那一群感受生存重压的、卑微的江湖人物，“狂风沙”的轮廓，大体上就这样构成了。这轮廓初步的构建，实系由三大部份的揉合。一、是依据唐陵所提供的关八爷的半生经历。二、是依据我往昔听取的槽河之变的零星传说。三、是依据个人对于盐枭群和北方乡野社会的了解，但这三部份都是比较薄弱的。
也就是说，在构建这部作品的轮廓时，我的野心远超过我的综合经验。构建同时，我已经发觉了这一点。但这种情形，在创作中是常有的，我知道唯一克服它的方法，就是不断孕育，汲取更多有关的生活经验，搜集更多的资料，使我在表达时不致流于空泛。
那年秋天，我拜访了在盐市生长、同时办理过多年盐务的乡友陶永康先生，并约其经常来舍长谈。我决定借用他的经验，来充实“狂风沙”一书的生活肌里。两鬓斑白的陶先生半生生活在那种境界中，“狂风沙”所要表达的境界，正是他的生存境界。约晤时多在夜晚，薄酒无肴，灭灯燃蜡，造成一种适乎回溯的情调；陶永康先生谈锋甚建，尤当微醺之际，所述更为鲜活；从盐栈盐槽的经营状况，到盐市过往的繁华，从盐政的混乱，到盐枭群受迫的情景；从北洋防军的装备服饰，到风月堂的门规暗语，甚且连当时每种衣料、菜蔬的价格、各家盐栈的栈号，盐船起航时呼出的号子声，几乎从事盐务的各阶层人物的生活，他都了如指掌。
经过多次长谈，陶先生更讲述了很多盐市上的乡土传说，像荷花汪老鼋的故事，红妓小荷花、小叫天的经历，据说槽河事变后，盐市亦曾拉枪自卫，抗拒北洋防军的无餍榨取，不过规模极小，旋为北洋防军敉平，同时举火焚了些栈屋，拘囚一些疑犯而已。
我觉得槽河抗暴事件，是书中最主要的一部份，而对这一部份，我知道得最少，便修正初初构建的轮廓，把以槽河旷野为背景的事件，移至盐市来抒写，因为盐市的背景是我所熟悉的，这样，在场景的处理上较有信心。
由于唐陵和陶永康先生的热心帮助，促使我确定了“狂风沙”的写作大纲，以关八爷半生经历为经，以北方苦难人群抗暴事件为纬，由单线切入，到复线进行，到全面的轮回。
大纲确定后，我仍觉得这样巨大的构建超越了我实际的表达能力，内心惴惴不安；在阿里山旅行时，我曾将这部书的内容，向朱西宁、尼洛重复讲述过，一面思考着细部的表达问题。因为在这部篇幅巨大的书里，我要召回一个已逝的时代，勾勒出它全部的面影，赋予那些人物的生命，就必须尽量取用他们本身的生活语言，使用乡土气习浓烈的、平朴野犷的文字，尽量避免使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习见的词汇，这就是一大难题。
其次是对于关八爷、朱四判官、戴旺官、方胜、汤六刮、张二花鞋等这一帮人物处理，也是令人深感困惑的，如果我依据现代小说的观点去刻绘他们，全书情节，就将整个推翻。我发现中国若干乡野传说中，由人物造成的事件，和现代若干观点，有着自然的冲突性，除非我放弃原始传说中夸张的、质朴的美。如果我依照传说，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去表达呢？又恐怕使刻意塑造的人物远离真实，变成概念中的一些疑幻疑真的浮影。尤其像戴旺官师徒，这样精于击技的人物，从传说中听取他们的故事，觉得无一点不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当枪炮等现代火器尚未普及的年代，击技在古老北方，尤其在江湖道上，确然是常见的。姓名之外，冠以诨号，同样不足为奇，我幼年就曾亲见一老兵，诨号“过街虎”，能一跃数丈，穿房越脊。如今，也许受了坊间一般怪诞的武侠小说的影响，使这类精于击技的人物，被剔除在文学作品之外了，一般意识总认为谁写这类人物，谁就在写“新武侠”！但我必须表明，这是不合理的，我必须通过这种错误意识的“窄门”，以艺术的诚恳，在“人”的基础上，表达我由这些传说中所获得的、真纯的感动。当然，我这样作，事实上是一次极大的冒险，时至今日，我还没有发现我们文坛上，有哪部文学性的现代作品，是刻绘这类人物的，（历史小说除外。）“狂风沙”动笔前，我就思考过这一点，我的结论是：大仲马能写达太安，我为何不能写关东山？成功失败是另一回事，作品中文学的质素，是不会受时下一般错误意识影响的。
再其次是适度夸张的问题：民间传说的鲜活性，全得自于适度的夸张，对于人物，更是如此；像武松、李逵等英雄人物，所以能留给读者极深的印象，乃由于诸多夸张情节所造成。我写关东山等人，不愿意使用失实的夸张，破坏作品的自然与真朴，问题是在若干童年印象的本身，就蕴含着原始夸张性。我在写作“荒原”一书时，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洪泽湖东岸的红草荒原，若以今日成人的眼光去看，也许祗是一片宽长数里的荒地罢了，可是，它在我童年眼里，却是一片广阔无际的海洋。狼呢？少数的狼是有的，但在听取众多有关狼的恐怖传说而惊疑骇惧的幼小心灵中，仿佛每一波草浪下面，都伏有噬人的狼群；又如歪胡癞儿那个人物，是我依据童年所见的一个老兵写成的，今天看起来，他也许祗比常人较高较壮些罢了，但在当时的眼中，他就是另一个张英武。在“荒原”中，我虽忠实的唤回童年的记忆，实际上，它仍免不了那种原始的夸张性。
“狂风沙”一书，既是依据传说为主体写成的，而传说的夸张性远较童年与成人间真实印象的差距为大，我如何适切掌握，使书中的人物不远离真实呢？
这三种顾虑，时时苦恼着我，一直到动笔时，我仍无把握克服它，任它在我心上，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重量，但我终于动笔了。
这部近百万言的、篇幅巨大的作品，经皇冠杂志连载经年，都是在边写边载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一个同时荷负着生活重压的职业作者而言，这是一种不得而已的方式。虽然在写作期间，居地和生活都有了变迁，我仍然按照预定的计划，勉力写完了它，对于我本身而言，总算是一种安慰，——终于把心头重负减轻了。
对于已经完成的作品，我没有解释的必要，我祗是籍此说明此书脱胎和孕育的经过，简答关心“狂风沙”的读者群的问询。我知道，任何一部作品，都必需赤裸裸的面对着批评的炮火！——虽然我对于某些不读全书就大发高论的批评家们一向就缺乏信心。也许他们祗抱着某种敏锐的直感，捏捏书页就如此吠叫：
“砖头！砖头！可不又是一块砖头！”
无论如何，我总将是坦然的。
而西宁兄对我一贯的严苛的督责、彭歌兄对我过份的鼓励、童真夫妇来函指正，都是我深深感激的，我必需对作品中任何微小的缺失负责，在远遥的文学长途上，端正我的行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