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杜拉斯-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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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读了扬的书，发现了让…达尼埃尔友好的警觉，发现了我们在她身边与死亡斗争的友爱的痕迹以及我们在夜晚的谈话。我打电话给玛格丽特。我说：“一切都完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最后泪如雨下。玛格丽特让我哭着。她什么都没问，仍抓着电话听筒。玛格丽特的沉默中也有流泪的声音。她说：“什么都还没有失去，我敢肯定可以渡过难关。”
我说道：“什么都不该出现，不许有任何痛苦。”
玛格丽特说：“对，什么都不该出现。”在泪水中，我听见她说：“有的人是不会死的，永远不会死。”
14年后，玛格丽特去世了，但今天，作为证明，我同样可以说：有的人是不会死的。她还活着，正忙碌于纸张与我之间。她狡黠地说，一本正经中甚至有点狡猾：“就是死了，我也还能写作。”
她的意思是说，一个作家，每当读者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写作？或者是说，她将让别人写出受她启发的作品？扬就是一个例子。肯定还有很多。
扬记录说，1982年10月21日，星期四，玛格丽特被送到一家美国医院。凑巧得很，我写这个星期四的故事也是在10月21日。超现实主义很看重这种偶然性。14年前，秋叶还像今天这样仍挂在树上？那个星期四，在诺弗勒，树叶五彩缤纷，从黄到红，什么颜色都有，还是已经落在了潮湿的地上？
我还遇到一件巧事：人们刚指给我看我的新车的车牌号码：796LVS75。这LVS立即跳入我的眼帘。劳尔·V·斯泰因的开头字母。
超现实主义者这样自娱是有道理的：神秘之物是可能存在的。我将开着劳尔·V·斯泰因的汽车。
1982年年底，玛格丽特还在说胡话，不过，她的幻觉越来越少。她又开始写几行东西了，并当场就把她所写的前几行东西给我看，写得很朴实。她从衫衣里拿出一页被涂抹过的手稿，说：“给，但愿这能帮上你的忙。”这是一篇评论我的小说《匿名者》的短文。评论界对这部小说没什么反应。
“别担心。沉默，我也遇到过。”
我结结巴巴地说：“你和我，这完全不一样。”我激动得都忘了谢她了，但她从不讲俗套。她认为我和一本妇女杂志的合作越是出名，文学评论家们对我的书就会越是视而不见。
“你只需把我的这页文章给《解放报》。他们会用的，因为这是我写的。朱利喜欢我。”
这时，我感到玛格丽特完全脱险了。我们决定在圣诞节庆祝她痊愈。
安托万的出世使她十分激动。她希望乌塔也有个孩子。她说：“否则，我就不是个正常的女人了。”
甚至对她来说也这样，一个正常的女人，应该是个母亲或是有魅力的女人。
一切都很好。小热苏顺利诞生了。玛格丽特恢复了活力。就此一次，圣诞节将真正成为一个节日，尽管大家都喝水。
“子夜弥撒后，大家还是不要聚餐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没有花环和蜡烛。我们简简单单地在诺弗勒吃饭，在餐厅而不是在厨房里。连同让…达尼埃尔和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我们这六个人都脱离了那场危险。就像我们在同一场水灾中死里逃生一样，我们感到了一种解脱，它犹如幸福，但人们所等待的这种幸福时刻很快就使玛格丽特感到厌烦了。对她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预料的，尤其是幸福。
我们互相准备了礼物。大家都准备了。除了她，她像个习惯于别人进贡的王后一样收了礼物。扬很尴尬，为她解释道：“你们都了解她。”
扬面对让…达尼埃尔特别感到难为情。让…达尼埃尔的忠诚和才能都是金钱所换不来的，他既不等待酬金，也不等待礼物，但也许他等待爱心的表示。
玛格丽特意识到了这种不适，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了。她发起攻击来。首先攻击我们严重的小资产阶级习俗，攻击圣诞节这种“毫无想象力”的愚蠢的传统，接着又攻击起我的孙子的名字来：
“安托万，就像爱德华和查尔一样，是在学校里用的名字。男孩，应该叫让（就像她儿子一样），皮埃尔、保尔或罗贝尔。别叫安托万。”
我还记得她所列举的名字，因为我经常想，为什么她那样排斥安托万这个名字。我笑了，我发现皮埃尔、保尔和罗贝尔是她的兄弟和他第一个丈夫的名字。
她和从襁褓里抱出来的一个月大的婴儿玩。她把婴儿的小手放在她自己的手上，她的手也很小，然后又把婴儿的手放在她的手下。就这么玩，很温情。这个轻松的时刻只持续到第一道菜上来。婴儿被抱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玛格丽特直冲让…达尼埃尔说：
“这是医生给作家看病的一个机会。”
我起初不明白她对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她马上又明确地说：
“你曾经有许多机会。跟我在一起，医生们进步很快。”
我们都愣了，哑口无言，让…达尼埃尔呢，这个如此敏感的人，差不多也无言以对。
女友杜拉斯（43）
直到聚会结束，她一直在谈这个话题：医生有没有本领，就看他对疾病有多深的认识。她看不起医生这个群体，但让…达尼埃尔除外，因为他懂得从她的酗酒中增长知识。
没有一个人回答她。她高谈阔论。每个人内心都感到哀伤。当她和扬离开时，她临出门，邀请我们说：
“明天五点去到我家。既然大家只喝茶……”她露出迷人的微笑，“大家聊聊天。”
13年来，我第一次不想理她，但让…达尼埃尔最后说：
“我们明天去。她之所以好斗是因为戒酒。她痛苦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在等我们，就像久别重逢一样拥抱我们。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们。对她来说，这是个机会。她坐在她那张大桌子后面，稳稳地把前臂放在桌上，开始说话，给我们讲起故事来。她讲的故事我都忘了，但我记得她右边的脸被灯光照得一片金黄，孩子般的手抚摸着扔在桌上的织物。她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除了喝自己的那杯水外，没有停下来过。她一口一口，慢慢地喝着那杯水，就像喝酒一样。
她东拉西扯，说些离奇古怪的事情，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她顽皮而迷人，对情人可能就这样。她让人忘了时间，忘了一切。那种“天方夜谭”，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以后也没有再像那天晚上一样听到过。只有那天晚上，她才有这种新生的举止和仁慈。
女友杜拉斯（44）
1983年刚刚开始，就需离开巴黎。远离她。无论去哪，但走自己的路。当我觉得自己迷路时，我就变本加厉。走得远远的，孤身一人，要取得成就，就得重新找到自我。这回，我得找一个国家，经受我和她一起经受过的那种考验。我曾在战火中的莫桑比克做过一次艰难的旅行，自那以后，我便发誓再也不回非洲了。现在，我觉得非洲及其不停的动乱突然使我忘记了美国医院。我在贝宁有个合作伙伴，她可以让我住在她家里。
在非洲，冒险家很少有失望的。在我逗留期间，邻近的尼日利亚正在驱赶必须经过贝宁返回家园的多哥移民，可怜的难民们流离失所，一队队来到科托努和波多诺伏。我害怕强盗，怕他们的刀。再说，那些在电视里差不多已屡见不鲜的画面，谁见了不害怕？在那里，我尽量不看尘士飞扬的路边的尸体，但我看见男人们跳进水中，想抓住开动的船只的缆绳，我看见他们淹死。我看着他们淹死。路上，没饿死的人继续拥向多哥，他们将烂死在露营地或衰竭而亡。他们在毒热的太阳下发抖，就像今天在卢旺达和扎伊尔一样。
我没法打开箱子。我颤栗，发抖。发烧。也许得了疟疾？也许是非洲的苦难使我精疲力竭？但最后还是感到很幸福：我可以病倒在那里，躺在“我”的床上了。
玛格丽特对我的发烧很感兴趣，她描述了疟疾的症状，她母亲在印度支那发作过，但没有阿米巴痢疾那么严重。她极为温柔，最后羞答答地说：“今年冬天，你五颜六色都见过了……”我明白她是暗指我们怕失去她而有过的恐惧。她补充说：“这是那些东西的影响，但重要的是小孩子，是安托万，他决定一切。”
接着，她还是那么激动：“我无法忍受你在那儿看到的东西。你给《解放报》写文章了吗？”
我没想到，没想到给《解放报》写文章，也没想到给另外的报纸写文章。她是天生的记者，一揭露不公正的事情，她就竖起耳朵。
只有带感情的新闻才是文学。我有时想，这样有倾向性、敢谴责的新闻才是最好的新闻。至少，它又恢复了愚昧状态，让人怀疑起对事件的说法来。
得了双重肺炎，这将是我此后持久的肺部麻烦的根源。
“像我一样。”玛格丽特相信自己有肺气肿。作家窒息而死，这是很常见的事。
此刻，她抢先了。医生说她的肺气肿是她自己臆想的——这个词应该使她感到高兴——但在她生命结束的时候，她的喉咙被管子穿了一个洞，肺不借助供氧设备便无法呼吸。这时我再次想起了她的预感，她的预言。
当我身体转好的时候，玛格丽特建议我跟她一起去蓬皮杜中心看伊夫·克莱因的画展。除了酒吧和剧院，我第一次和她出现在公共场合。大家认出了她，害羞地递信给她。直到现在，我还只看到过演员口袋里装有这么多信。每个作家都有他应有的读者。她的读者都是些脾气好的人：“请您看看这张便条好吗？”他们小心谨慎地走开，趋前：“我不想打扰您，但您写的东西实在太美了。”有位女士也走近来：“您就是……”玛格丽特正准备回答“是”时，这位女士又接着说：“安基昂夫人？”玛格丽特笑了。人们尽管不认识她，也把她当做一个人物。
走进头一个厅，她就发现一位似乎深思熟虑的先生。她问他话，像在商店或咖啡店里一样跟他聊起来。这位先生刚好是克莱因昔日的挚友。“他临死前的那天晚上，我整夜跟他在一起。”
“他是自杀死的？”
“不，心脏停搏。”
玛格丽特有点失望。她欣赏克莱因，因为他曾尝试过虚空、虚无的东西，他的画独一无二。她说：“写作，除了写作之外，我哪天还需要做出解释。”她停下来休息，“没有比坐在博物馆里更好的了。”
我常常想起这同样的事情。短短的几句话使友谊更巩固。
我们一直走到隔壁的展厅：乔治奥·德·契里柯1。和克莱因相反，他的画画面很满。作画，幽默，活泼。在一幅极欢快的油画前，玛格丽特说：“我好像听见有人在笑。”但看过两个厅后，她指出：“现在，我看出怎么回事了。克莱因也许更了不起。契里科的东西，家里都可以有，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不碍事。”
“不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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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碍事，深度无限，贝利尼呢2，太尖利了。”
“就像巴赫一样？”
“没错，那天，我听见一个乐队指挥在说，有的乐曲，刚演奏几个音符，人们就知道要去中心教堂了……中心教堂……我也听见鲁宾斯坦3在电视上说：‘莫扎特，就像个亡灵，人们永远也抓不到他。’音乐家们说了些……
春天，马居斯和我去特鲁维尔看她。我们睡在她的一处房产里：她在黑岩公寓外庭另一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里有个套间，我们就住在里面的一个房间里。玛格丽特一赚了点钱，就喜欢买些小房间。她买下了这个像车库一样的没有窗的房间，让客人或乌塔的朋友住。她出自内心地向我们夸奖房间的安静和舒适，就像她以为她的那套公寓面对大海，而事实上它大部分朝着大海对面的马路，要在阳台一端探出身子，才能看到芒什海峡的一角。问题不大，她的目光可以从她家的阳台一直看到暹罗湾。
我想劝她好好理财。也许把钱交给一个生意人或一个行家。不行，别人会偷了它。然而，靠这些房间和那点微薄的租金，她可以守住自己的财产。她以为如果自己不拿版税，大部分都留给她的出版商们，她就可以不交税了。甚至乌塔也赞同。母子俩都很节约。他们有着同样的经济观，事实上，这是对财富的一种拒绝，可以说是对金钱的一种恐惧。
乌塔和母亲同时呆在特鲁维尔的那个小套间里，他打扰了她，却辩解道：“是你挤在这儿。你走开就是了，因为你不洗澡。”玛格丽特很高兴乌塔顶撞她，并让我们做证：“啊，乌塔真像我。我没养好儿子，我太惯他了，我太怕失去他了。孩子们，但愿你们知道大家是多么希望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