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杜拉斯-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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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不知疲倦、如此好奇地讲述的只是一些无法讲述的东西？我一看见玛格丽特和扬在一起，就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扬正是玛格丽特所夜思日想的那种人。在按响黑岩公寓的大门之前，他就已经是她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了。他是那种软弱的男人，既无财，也无权。正因为他不可能成为情人，所以他才有可能成为情人。两个人大同小异：同样缺乏生活能力，同样清醒得让人无法安慰，这使得他们两人会一起大笑。
他们经常笑。他们也争吵。在前几个月里，扬沉默寡言，如饥似渴地接受玛格丽特直接向他提出的尖刻而公开的意见：“哎，扬，你总是一言不发！”或更严厉地在饭桌边当面对他说：“扬，你什么都不是。”
扬毫无怨言地忍受玛格丽特的任性和专横，这本来会让人感到怜悯或让人瞧不起。但他的小心谨慎，他在此事上的细心，使他歪打正着，更给人以好感，露面更多。
他自信而平静，不虚伪，不招摇。当玛格丽特冷得发抖时，他便把披风披在她肩上；当晚会结束，她走路蹒跚不稳时，他便去扶她；当她弯不下腰的时候，他便替她系鞋带。他是个骑士，为人服务，却不奴颜婢膝。他在她身边所占的位置，人们觉得由于种种深层的原因很适合于他。有时，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是玛格丽特。她会产生一种极为隐蔽的失望。
玛格丽特和我不公开各自的爱情秘密。正如扬出现在诺弗勒之前，她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他们相遇的故事一样，我也没有预先告诉她马居斯走进了我的生活。
这两个男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好像孤独的限期到头了，玛格丽特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的样子。她总觉得例外是极正常的。
马居斯只受过一次批评：“法官，那又怎么样？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也一个都不认识。
我们四个人满足于互相观察。几个月后，友谊加深了，我们一起去罗马。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卡罗琳娜和乌塔。他们的调情使我们觉得很有趣。
在罗马，玛格丽特受到了一群又一群女人的欢迎，新闻记者们也对她大加赞扬。这种成功使她忘了一切疲劳。她大量喝酒，每天晚上只睡三个小时，我像她一样失眠，很难跟着她在晚会上呆得那么晚。我都站不稳了。确切地说，我每天数次直挺挺地躺在罗马的人行道上。她嘲笑我，也嘲笑自己：“荣誉，那是什么鬼把戏啊！《广岛之恋》上映之后我就获得了荣誉，请注意，这有时也挺管用。”
法国大使馆请她单独去喝茶，她把我们全带上了：“我喜欢带谁就带谁。”结果我们五六个人提着大小塑料袋到了法尔内斯宫，塑料袋里装满了我们刚买的拖鞋。她高兴坏了：“我们真像是乡下人。”
文化参赞来了，对她说大使夫人要接见她。她准备离开，因为等她的不是大使。参赞不得不找出一个重要的理由，说大使不在。于是，她同意前往。她矮矮小小的，却很高傲，后面跟着那帮吵吵嚷嚷的人，来到法尔内斯宫的圆拱门下。
吃点心没有延续多久。她拒绝茶和橘子水。她对惊呆了的膳食总管说：“您不如来点红酒。”谈话很不热烈。大使夫人不知所措，便求助于卡拉瓦乔1，并像个守夜者一样，一言不发地展示着柯勒乔2的画。
当我们出来时，玛格丽特高兴坏了：“啊，那杯红酒，就是革命。你们见到大使夫人的脑袋了。你们见到她的毛衣了！对了，她把毛衣穿在衫衣里面！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像一个穿不暖的穷人。”玛格丽特不断地嘲笑此事。那件毛衣成了一路上说不停的话题。玛格丽特不放过任何东西，尤其是使她发笑的东西。
在罗马度过的那几个夜晚，她也让人担惊受怕。她责问那些悲惨的女人，直接问她们的爱情状况。那些晚上她一直坐着，崇拜者围在她的扶手椅四周。玛格丽特听她们说话，首先使她们受宠若惊。她们讨好地倒出了自己的苦水，然后在香槟酒中倒地、哭泣，其中一人早上还企图自杀。可玛格丽特对大使夫人的毛衣比对这起未遂的自杀要感兴趣得多。
玛格丽特就像帕索里尼1的《泰奥莱姆》中那个破坏天使一样，离开了意大利首都，但她的最后一部实验电影《罗马对话》，尽管充满咒语，但不拘言笑，甚至并无破坏性。她曾说，她再也没兴趣和力气拍电影了。人们不再赞同她的电影，这她能忍受，但她决不能忍受别人对她的书有任何不同的看法。她不再理睬梅洛…庞蒂，因为他有一天对她说，他更喜欢她前期的作品。她认为，一个作家不能喜欢不喜欢他的书的人，因为作家在书中倾注了自己最真实的东西。
玛格丽特打电话来。她准备和密特朗乘“协和”飞机到（美国）约克郡庆祝拉法耶特2周年纪念：“我拒绝了所有的荣誉，但这次我接受了。随后，我将去纽约与扬会面。在到蒙特利尔之前，爱上两天。”
像所有的人一样，爱情给了她，并且再次给了她翅膀。
突然到圣伯努瓦街去看她：玛格丽特正在厨房里缝衣服。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灯泡，一个陈旧的洗碗槽，没有任何家庭小摆设。
明天她准备和共和国总统一起出发。她给我看了她用机器缝制的背心，准备在美国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穿。她给我看了她的行李，每件衣服都被卷成一包，系着饰带：“在印度支那，人们就是这样搞的，这很好，衣服不会皱。”我看见床上放着一个个整洁的小包，就像看见一个农妇在准备她的包裹。
后来，当我听她说起自己的本领时，我深感同情。
女友杜拉斯（37）
然而，对于她宣称的这种本领，她自己也表示怀疑：“本领总是后天的。人们以为是天生的，但它往往来自别处。我不知道出了什么奇迹，竟写完了一本书。”
我在一个本子上记着：“戏剧、舞台和电影使我缺乏激情。只有写作能使我激动，写书。”
接着，好像她还需要证明似的：“我是个作家，这挺好。”
女友杜拉斯（38）
一则社会新闻成了我们一个多月来晚上聊天的话题。我们和扬和马居斯只谈论“断水者”：一个市政职员在盛夏时节切断了一个贫穷家庭的用水。父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一只狗便睡在高速列车的路轨上。铁路穿过离他们的破屋不远的一片荒地，把他们都压死了。
玛格丽特不断地想象科克兰一家的死，想象他们的贫穷，他们的痛苦。她追根溯源，分析他们做了什么决定：就在悲剧发生之前，母亲去村中最近的咖啡店了。她向咖啡店老板要了什么？那个市政职员怎么会蠢到这种程度，不知道三伏天断了婴儿的水，就等于要了他们的命？
玛格丽特尤其指责马居斯说：“喂，你也会断水吗？因为你也是人们所说的公务员，为国家服务的。”
她使他缩成一团。她有这种本领，知道怎样以自己矮小的身躯，用一种庄严来控制比她高大的人。
“国家，就是制止一切自由的表达，是永久的威胁。你为什么要从事这种职业？”
马居斯对她解释说，法官工会的成立在1968年使法律系年轻的大学生们有望得到更加民主的公正。许多打算当律师的大学生成了法官。
每天晚上，我们都打算第二天去现场调查。喝了酒，我们有时发生争吵。玛格丽特一派，马居斯另一派，扬和我是中间派。
“我一旦反对断水者，也就会反对你，因为你是个想让别人付水费的秩序捍卫者。”
“是的，但当你说必须制止年轻人伤害水塘中的青蛙时，你也完全剥夺了我选择价值体系的可能性。社会越需要压迫，我的自由便越少。当你要求制裁别人时，你便创造了断水者。”
“运用法律是绝对愚蠢的行为。”
玛格丽特没有放弃她的立场。那是奠定她毕生伦理道德的基础。
“我母亲害怕那些让别人遵守法律的人。她觉得自己犯了错。那是穷人无可救药的精神状况。啊，不，服从规章，让我喘不过气来。”
“你希望在小学里就教人不听话吗？”
“不，那也将是一种规则。必须给人以独自思考的机会。教得越多，人便越贫乏。传媒说，科克兰一家大脑迟钝，但他们的迟钝有聪明的地方；他们的举动有极人道的一面。他们集体自杀，躲过了国家，躲过了正义。”
“死亡不是一种解脱。谁也无法用死亡躲过正义。”
“不，必须有死亡的才能。”
玛格丽特经常笑自己的极端。一晚上东拉西扯，但并不尽然，在她对非正义和愚蠢的强烈反对中，有一种完美的和谐。当她碰到难题时，她便转移话题，从各个角度，甚至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去对待它。
“我很震惊，这个悲剧竟发生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1
她想说些什么？沉默。人们感觉得到她在思考。
“假如社会主义不能改变断水者的意识形态，假如社会主义不能发挥积极性，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我看这个断水者和苏联的断水者没有任何区别。”
“这个断水者的悲剧是政治干预的结果。”
“但假如……”
讨论又开始了。人们精疲力竭地回去睡觉。睡得很不好。然后，有天晚上，这个话题让人厌烦了。
“哎，是不是录了音？大家也许说了些重要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全漏了那可太蠢了。”
玛格丽特知道失去它们是必然的，但她与之斗争，并加以否认，作殊死的斗争，她做任何事情都这样：录音、拍电影、记录、写作、下厨房。
女友杜拉斯（39）
玛格丽特脸色变青，手发抖，没有扬扶着就走不了路。我知道这是她最后的夏天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离开诺弗勒。我不想失去任何和她在一起的时刻。我像她与失去作斗争一样，与所有的失去作斗争。我知道她完了，她要消失了，但不知道是怎么知道的。我希望自己弄错了，在肯定的同时也觉得自己弄错了。
扬问我认不认识医生。玛格丽特不想看任何医生，但她本人觉得非常糟，不想喝酒了。我叫了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让…达尼埃尔·莱奥尔，他立即来到诺弗勒，在“体育”咖啡馆与扬谈了好久。我们决定把他作为一位路过的医生朋友介绍给玛格丽特。让…达尼埃尔的精明、幽默以及犹太人的特征吸引了她。她本能地喜欢我的男性朋友甚于喜欢我的女性朋友，除非她认识她们，或制服了她们。她给男人们留下了一个空间、一个机会和观察玩味的时间。她也在“体育”咖啡馆里与让…达尼埃尔见了面，后来又在家里见了他。她忘了他是个医生，称他为摩尔达维亚的犹太人，并跟他谈起了以色列。
让…达尼埃尔没有给她看病，也没有给她开任何药。他说她病得很重，但她得自己决定是否采取她不愿意接受的解毒治疗。他花了一个夏天劝她，结果只成了她的朋友而已。他不愿意动粗，想等她自己同意接受治疗。有时，她想死；有时她又打听去哪家医院。有时她喝得少了，担心起自己的健康来，她希望身体好起来，她想一直活到《死亡的疾病》出版。她说假如她去医院，她会死在那里，她首先得完成她为玛德莱娜·雷诺所写的戏剧剧本《萨瓦纳湾》。
她白天打瞌睡。晚上喝一小杯酒才能睡得着。自从失眠后，她就天天晚上要喝酒。一小杯，但总是倒得满满的，总是放在手边。人们不明白她怎么能写出东西来。
最后的一个晚间聚会，大家一起唱起了《雅克兄弟》和《在我的金发女郎身边》。扬自己一个人跳舞，带着随身听，耳朵里插起耳塞。她说：“可怜的家伙。他自从和我一起生活之后就没有跳过舞。”她为他担心起来：“他会跌倒的，他会晕倒的。”而摇摇晃晃的却是她自己。她叫他：“我的宝贝，我的小姑娘。”她对乌塔生起气来，因为他支持巴勒斯坦人：“你没有政治头脑。你人云亦云，不动脑筋。要精明一点。”她说，“我儿子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书。这很好。”乌塔说：“你的书，可以不读。”她笑了。她什么都笑，笑卧铺车厢里的查票员火车过隧道时与空姐做爱，笑鸡奸者为了更好地口交而拔掉六颗牙齿。
她对扬说：“你很可爱。”然后又骂他，“你在让我死。是你逼我自杀的。”
由于我们不再劝她戒酒，甚至不限制她喝酒的量，有一天晚上，我带去一箱“马戈…城堡”1，她惊呆了，半是失望，半是高兴。失望的是人们不再怕她喝酒了，高兴的是自己又得到了自由。
“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不要喝酒，而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