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9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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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个别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为租地农场主只是偶而才雇用孩子。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他在开放村庄中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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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们每天要到5、6哩有时甚至7哩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伦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左右各由一个慓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淫乱罪恶之地，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一样，但人数较少，并且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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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了。

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需要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的发财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把他的工人人数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林肯郡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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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极。

（f）爱尔兰

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还应该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与此有关的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1841年曾达到8222664人，1851年减少到6623985人，1861年减少到5850309人，1866年减少到5500000人，即几乎减少到1801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1846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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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此后不到20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5/16以上。1851年5月到1865年7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数为1591487人，而在1861年到1865年最近5年间移居国外的人口达500000人以上。住宅从1851年到1861年减少了52990座。从1851年到1861年，15—30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61000个，3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109000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数减少了120000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自然，产品量总的来说也减少了。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1861年到1865年这5年就够了。这5年间，有500000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330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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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略中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减少或增加的数字。谷物包括小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厚皮菜、甜菜、白菜、胡萝卜、美洲防风、小豌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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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草地”增加了127470英亩，这主要是由于“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101543英亩。我们把1865年同1864年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246667夸特，其中小麦减少48999夸特，燕麦减少166605夸特，大麦减少29892夸特，等等；马铃薯种植面积在1865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446398吨，等等（见C表略）。

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D表略，应当指出，D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C和E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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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到1864年，D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0。93％，而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4。58％。下表略表明1864年和1865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

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它的人口也象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许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

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废止耕种，使农产品大大减少，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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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变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20年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

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别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随着人口的减少，用在农业上的生产资料量也减少了，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

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二十年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大波动之中。但是，这个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更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对增长量很小，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已经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它还是增大了。

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教条了。按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十四世纪中叶的鼠疫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十四世纪的尺度应用到十九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学究式的天真，况且这种天真的做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随那次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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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是有意忽略，还是无意忽略？

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了一百万人以上，但是毁灭的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二十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战争那样，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使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大量减少。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一种崭新的方法，象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它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要比新生的人数多，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C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兰，耕地变成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菜类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了。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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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主——我把耕地不超过1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仍然约占总数的8/10。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从1861年到1866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而在本部门内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象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了。E表内60—100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原因。

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1870年）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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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20年来已经提高了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6—9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略就可作为例证。

可见，同二十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工资率必然提高。一个时期的统计数字常常与另一个时期的统计数字不可比。

“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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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些时候，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1846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除了乌尔斯脱的某些地区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