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10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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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的小屋里，这种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除了乌尔斯脱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黎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国王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达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来果、罗斯考门、梅沃、高尔威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直是对宗教和我国文明的污辱。”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象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象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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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定，同时，
“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经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以致贫困”。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秋收以后，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甚至在干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
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
“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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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频繁和长期的失业，所有这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述：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 他们的居住环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请看，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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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爱尔兰）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我把他亲口所说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只要我说出他是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场制造商品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工厂工人。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6点钟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大女儿12岁，料理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唯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起床上工。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5点半钟把我叫醒。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12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8点钟回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弄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我们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下工以后，我总是感到非常疲乏。我们偶而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们有3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和燃料每两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
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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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
我们从E表略可以看出，1864年，3个谋利者从总利润4368610镑中只捞去262819镑，而1865年，同是这3位大“禁欲家”就从总利润4669979镑中捞去274528镑；1864年，26个谋利者得到646377镑，1865年，28个谋利者得到736448镑；1864年，121个谋利者得到1076912镑，1865年，150个谋利者得到1320906镑；1864年，1131个谋利者得到2150818镑，几乎占全年总利润的一半，1865年，1194个谋利者得到2418833镑，超过全年总利润的一半。可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小撮大地主从每年国民地租总额中吞掉的庞大数额是太惊人了，以致英国的治国明哲认为，关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润分配这样的统计资料。达费林侯爵就是这些大地主中的一个。说地租和利润会在某个时候“过多”，或者说地租和利润的过多同人民的过于贫困有某种联系，这当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也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不接受的概念。侯爵依据的是事实。事实是，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而爱尔兰的地租却增长了；人口减少对土地所有者“有利”，从而对土地以及仅仅是土地附属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爱尔兰的人口仍然过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爱尔兰至少还应该排出30多万工人。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就让放血，然后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没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位还很富有诗意的侯爵是个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他只是要求再放30多万人的血而不是大约200万。但是事实上要想在爱尔兰建立起千年王国，非得放出大约200万人的血不可。证据是不难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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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到1861年间的集中所消灭的主要是1英亩以下至15英亩的租地农场。这些农场必然首先被消灭。结果就产生了307058户“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4口人，总人数就是1228232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完成后，其中的1/4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921174人移居国外。16至1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788761人移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1709532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主们的眼睛立刻会发现，具有350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是个穷国，而贫穷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因此，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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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才能完成它作为英格兰的一个牧羊场和放牧场的真正使命。【在本书第三卷论述土地所有权的那一篇，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单个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英国的立法如何有计划地利用饥荒和由饥荒引起的情况来强力推行农业革命，并使爱尔兰的人口稀少到符合地主希望的程度。在那里我还要重新谈到小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里只引证一段话。纳骚·威·西尼耳在他的遗著《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第282页）中提到：“G博士中肯地指出：我们有了一个济贫法，这是使地主取胜的强大工具；另一个工具就是往国外移民。没有一个爱尔兰朋友会希望战争拖延下去，更不希望这场战争以小租地农民获胜而告终……它越是迅速地结束，爱尔兰越是迅速地变成牧场国，同时人口相应地减少到一个牧场国所需要的程度，对一切阶级就越是有利。”1815年的英国谷物法保证了爱尔兰向大不列颠自由输入谷物的独占权。这样一来，谷物法就人为地促进了谷物生产。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这种独占权突然消失了。即使撇开其他各种情况不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大大促使爱尔兰的耕地变成牧场、租地农场积聚和小农被驱逐。1815—1846年间，人们称赞爱尔兰土地的肥沃，大肆宣扬爱尔兰的土地天然适合种植小麦，可是后来，英国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又突然发现，这些土地除适于种植青饲料外别无用处！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也急急忙忙在海峡彼岸重复起这种论调。只有象拉维涅那样“认真”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幼稚话（鬼话）。】
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象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也有它的缺陷。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着，而爱尔兰人则在美洲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着。被羊和牛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亚社社员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国面对海上的老女皇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
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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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1、原始积累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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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例如梯也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甚至带着政治家的严肃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法国人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权问题，那末坚持把儿童读物的观点当作对于任何年龄和任何发育阶段都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成了神圣的义务。现代庸俗经济学就是大学讲堂里的儿童读物。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