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8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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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见紫薇花怀元微之》诗句云：“除却微之见应爱，人间少有别花人。”又《戏题卢秘书新移蔷薇》诗句云：“移它到此须为主，不别花人莫使看。”这两个“别花”，都应当解作“鉴别花卉”。“不别花人”，就是不会赏花的人。郑谷诗中两次用到“别画”：“别画长忆吴寺壁”、“别画能琴又解棋”。都是鉴别（欣赏）名画的意思。梅圣俞有句云：“君谟善书能别书”，是说蔡君谟自己能写字，因此，也能鉴别书法。曹唐《病马》诗云：“不剪焦毛鬣半翻，何人别是古龙孙？”这个“别”字是单独用的动词，明清时代的人已不能理解了，所以《全唐诗》中此句下有一个小注云：“一作识”。可知有过一个版本干脆把“别”字改作“识”字了。
更可怪的是，尽管这个“别”字唐宋诗人都在用，也还有诗人不能懂。葛立方著诗话《韵语阳秋》有一条云：“白乐天诗多说别花，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谓别花，人未之见也。”他竟以为“别花”是一种花名，这位著名的诗论家不免出了洋相。
勉铃
《金瓶梅》是一部“淫书”，做“淫书”的人，兰陵笑笑生，当然是一个“淫棍”。
但是，全书中有淫事描写的只是三十七回，每回中最多的也不过二百多字，把全书中淫事描写总算起来，还不到一万字。因此，把这些描写文字统统删净，《金瓶梅》还是一部值得看的小说。《肉蒲团》、《痴婆子传》就不同了。删净了淫事描写，它们就不成为书。为此，我要替兰陵笑笑生洗刷，他还不是一个大淫棍。
再说，他的淫学知识也肤浅得很。他写男女交欢，没有什么新的把式。葡萄架一段，要算是他的大发明了。可是，如此这般，实在也不见得新鲜有趣。对于此道，我说，作者的“黔驴之技”，也只是“止于此耳”。
西门庆随身带有一个淫器包儿。这个包儿的内容，属于药物类的有“闺艳声娇”、“颤声娇”，这二者是同物异名。有“封脐膏”。属于淫器类的有“银托子”、“硫黄圈”、“相思套”、“药煮白绫带子”、“悬玉环”、“景东人事”、“勉铃”。一共只有十种，大概作者所知道的已全部开列出来了。
一九三八年，我在香港德辅道一家小饭店里午餐，独占一对火车座。正在吃饭之时，闪来了一个“老鬼”，手提一个小皮喼（箧）。他坐下在我对面，把皮喼放在桌上，打开来给我看。我一看，都是小纸包、小玻璃瓶、小器物。纸包上，瓶上，都有木戳子打印的品名，例如“久战丹”、“芙蓉膏”、“牛鞭丸”之类。小器物奇奇怪怪，我都不识，随手捡出一个有茸毛的橡皮套，问他：这是什么东西？那老鬼不做声，伸出右手中指，把橡皮圈套了进去，我才明白，大约就是“相思套”之类的玩意儿吧。我请他一支纸烟，摇摇头，挥挥手，打发他走了。这是我生平唯一的机会，见到这么多的淫器春药。
因此，我敢说：这位兰陵笑笑生的淫学知识，还不如我。
明朝从万历年以后，很有些像罗马帝国晚期的颓废时代。从士大夫到富商地主，都在追求生活的佚乐。起造大花园，讲究饮食肴馔的精美，服御、器用，争奇斗胜，家里都养着歌僮舞女。男女之间的隐私事，也公然成为戏谑谈笑的资料。色情文学，从小说、传奇到山歌小唱，也在此时大量出现。说得美化一点，这是一个讲究生活艺术的时代；说得现实一点，这是亡国的先兆。
兰陵笑笑生在他的小说中插入三十七段淫事描写，也只是赶时髦，随大流，正如现在青年作家时行在他们的作品中硬安排几段“性的解放”一样。西门庆的淫器包儿里的十件淫器，作者虽然简单地说明了它们的用法与效果，但我怀疑作者并没有见过或亲自使用过这些东西。我可以举“勉铃”一件来证明。
“勉铃”大约正是万历年间从缅甸传来的一种贵重淫器，当时一定成为群众注意的新事物，正如三十年代初期从日本进口的避孕套一样。《金瓶梅》作者也特别重视“勉铃”。第十六回有一首西江月词赋咏这件东西：“原是番兵出产，逢人荐转在京。身躯瘦小内玲珑，得人轻借力，展转作蝉鸣。解使佳人心颤，惯能助肾威风。号称金面勇先锋，战降功第一，扬名勉子铃。”
至于这件东西的功效，作者也有说明：
“妇人问道：是什么东西，怎的把人半边胳膊都麻了？”西门庆解答道：“这东西名唤做勉铃，南方勉甸国出来的。好的也值四五两银子。先把它放入炉内，然后行事，妙不可言。”
由此可知，这是使妇人肌肉麻木，感觉不敏的东西。放入炉内，是为了加热。不过从“惯能助肾威风”一句看来，这个东西是用于男根的。但是，在三十八回中，却说：“西门庆教妇人把勉铃自放牝内。”这里就出现了矛盾。再说，这个东西别的记载中都说是“缅铃”，因为它出于缅甸。只有《金瓶梅》中写作“勉铃”，还要加一个字，作“勉子铃”，可见作者是从道听途说得来，他的地理知识中没有缅甸。
现在，我们看看别的记载：
“缅铃薄极，无可比拟。大如小黄豆，内藏鸟液少少许，外裹薄铜七十二层，疑属鬼神造。以置案头，不住旋运。握之，令人浑身麻木。收藏稍不谨，辄破。有毫发破坏，更不可修葺，便无用矣。鸟液出深山坳中，异鸟翔集所遗精液也，莹润若珠，最不易得。”
——包楫《南中纪闻》
“滇中有缅铃，大如龙眼核，得热气则自动不休。缅甸男子嵌之于势，以佐房中之术。惟杀缅夷时活取之，皆良。其市之中国者，皆伪也。彼中名为太极丸。官属馈遗，公然见之笺牍矣。”
——谢在杭《五杂俎》
以上两条是明朝人的记录，正是万历年间的著述。
“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之术。有得其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谓之缅铃。
余归田后，有人以一铃来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不知其真伪。而握入手，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置于几案则止，亦一奇也。余无所用，乃还之。”
——赵翼《檐曝杂记》
以上是清朝乾垄嘉庆年间的记录，可知当时还有此物。
底下是现代人邓之诚的一条转录：
“滇南有树，名曰鹊不停。枳棘满林，群鸟皆避去，不复下。惟鸮之交也，则栖止而萃其上。精溢于树则生瘤焉。士人斫瘤成丸，大如鸟卵，一近人肌肤，辄自相跳跃，相传闺阁中密用。然滇中殊贵重，不能多得也。见陈尚古《簪云楼杂说》。鹊不停，即缅铃，一名太极丸。
鸮，或谓应作鹏。”
——邓之诚《骨董琐记》
以上四家记述，前三家所说略同，缅铃是一个小铜球，遇热能自跳动，用不到放入炉中。缅甸男子以此物嵌于势上，与妇人合欢时使其颤动，以求刺激。此物大小的记录，从小黄豆到鸟卵，差距颇大，未知孰是。但无论如何，此物决不是放入妇人牝内的！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兰陵笑笑生实在没有见识过缅铃。
元人话本小说中有一篇《金虏海陵王荒淫》，其中也提到过缅铃：“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缅铃，只有人才是活宝。”
这篇小说，向来有人怀疑它是明朝人的伪作。现在，我提出缅铃为证，肯定它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伪作。
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
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这是李清照的《武陵春》词。文字很明白，无可曲解。但是从胡云翼的《宋词逊到《唐宋词鉴赏辞典》都根据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辑》定为绍兴四年作者避乱至金华以后的作品。词的内容有“流寓有故乡之思”。
这样讲法，和我的理解大不同。我不知道这几位鉴赏家如何理解“闻说”与“也拟”。
词句明明反映出当时的情况：杭州人都在准备到金华去避难，李清照也想去金华，又感到疲于奔走流亡，打不定主意，这就不是“避乱至金华以后”的作品，而是避乱至杭州，拟去金华时的作品。
“物是人非事事休”一句也不是怀念故乡，而是悼念赵明诚。李清照和赵明诚带了许多书画文物，渡江避难，明诚忽病死于中途，此事对李清照是极大的打击。现在当继续流移之际，看看文物犹在，而人已故世，遂有事事休之感，因而引出下片迟疑不决之情。这一句中的“物是人非”，应当理解为“物在人亡”。
我以为，这样讲，可以批驳俞正燮之误。奇怪的是，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从此词明显的文句中去理解，而盲目地信从俞氏的曲解？
房内
有一位荷兰学者高罗佩（VanGulik），在日本、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任外交使节十余年，对中国人的性生活发生了兴趣，写了一部书：《中国古代的性生活》，出版于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文化闭关的时候，中国知识界非但无法见到，甚至未闻其名，不知其事。
一九七九年以后，我国敞开了大门，西方文化信息灵通了，我才从海外友人的通信中知道有此一书，为海外中国学者所重视，但我还是无法见到。
现在，居然见到了一个中文译本，书名为作者所拟另一个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
大约是为了避免“性生活”这三个刺眼的字，改用雅言“房内”，尽管书是“内部发行”的，也仍然可见译者还有一点顾忌。
书是朋友借给我的，不能久借不还，我花了整整三天把它看完了。看完之后不免长叹。第一个反应是：这本书为什么中国人不写，而让外国人来写？译者在《前言》中说：“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读者已经太陌生，简直好像是讲另一个国度。”又说：“此书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研究有开创之功。”由此可知，两位译者都是青年人；他们对中国文化史的知识大约仅限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似乎不知道中国性学的开创之功，应当归之于江绍原、潘光旦、周作人、张竞生。而刻佣双梅景暗丛书》的叶德辉，尤其不能说他不是中国性学的开创人。
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收集猥亵民歌，至今无法印出。张竞生大张旗鼓地推动性学，却被“小江平”等人搞坏了，在“千夫所指”之下，丢掉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回去隐居。
他的《性史》终于没有写成。
高罗佩很敏锐地看出，中国在唐代以前，有不少性学文献。不论属于儒家或道家，都是把两性关系看作养生延寿之道。尽管它们的理论有不少虚妄，但它们还是属于医学卫生的严肃的著作。宋代道学兴起以后，唐以前的许多房术文献很快就被禁止得亡佚了。
作者还提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论点。他以为，房中术是很早的中国文化，印度教中的密宗，也讲究两性交合，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然后再从印度，经过西藏，反馈到中国。
这个论点，我以为是非常正确的。由此，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宋元以后，中国古代的房中书日渐亡佚，很少流传，儒家与道家讳言房术。而元明二代的房中书，分明是密宗经典的译本，而其内容，却有中国古代房中术的遗迹。甚至，明清二代的中国人，看到雍和宫里的欢喜佛，都以为是西藏传来的藏佛，而没有人敢于设想这些造像的原始形态，正是“天老教轩皇”的图本。
高罗佩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他收集中国人的性生活资料，还不够充分，如果没有叶德辉的那些刻本，他这部著作，恐怕未必能写成。他说中国人的性生活中，病态现象极少，这就因为他没有见到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其实，记录性虐狂、变态性欲的资料，在历史中公然记录的，已不算少，何论笔记、野史、杂书中的许多记载？
关于中国近代的房中书，作者也没有见到，甚至还没有知道书名。因此，他这部著作，只能名为《中国古代的性生活》，而在明清两代的叙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