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6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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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说：“也许这一次中庸主义毫无用处了。”　　
　　我说：“当然，中庸主义不会永远麻痹革命意识。商汤、周武也不能不闹革命。”　　
　　客笑道：“所以称说是和稀泥主义，大有道理。”　　
　　我说：“我还不如陶渊明说得好。陶渊明说孔子是‘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这‘弥缝’二字，更为形象化。他把国情比为一堵有裂缝的墙，孔子的工作任务只是用水泥石灰把裂缝填满，让它的外表仍然是一堵完好的墙。”　　
　　来客大笑：“妙极，妙极，陶渊明也早已看透了孔夫子。”　　
　　我说：“这也证明我的观点是有根据的。”　　
　　来客沉思了好久，郑重地问道：“既然孔子思想不过如此，为什么近来东西洋各国都在热心吸收孔子思想？难道他们觉得这个中庸主义还有用处吗？”　　
　　我说：“当然他们会发现它有用处。我说‘他们’，是指各个帝国、酋长国、君主国和资本主义民主国的统治阶级。他们一向对人民用高压政策，造成国内矛盾的尖锐化，城墙上的裂缝愈来愈大。读到孔子的《中庸》、《论语》，好比找到了水泥石灰。他们开始注意人民的生活福利，多开放些民主、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这就是他们从孔子思想中体会出来的仁政。”　　
　　“依你的说法，孔子思想是适用于一切政治制度的万应灵膏了？”　　
　　我说：“我不信世界上有能治百病的万应灵膏。不过，能暂时止痛的膏药还是有的。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孔子的中庸主义是不彻底的。这一点，你也已经理解了。如果找不到华佗、扁鹊，就贴这一张膏药也不无小补。”　　
　　“你说孔子是卖膏药的？”　　
　　“对！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他并不伟大。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只是一个政客！”　　
　　一九九○年九月十五日　　　　　　　　　　
人道主义　　　
　　比利时向来禁止人工流产，法律规定人工流产是违法行为。现在，看看这条法令行不下去，立法部门改定了一个流产法，放宽一下。这个新法令要呈请国王签署，颁布生效。可是，比利时国王说：他是天主教徒，妇女做人工流产是教义所不允许的。因此，他拒绝签署这个法令。　　
　　怎么办呢？——有了。　　
　　一九九○年四月四日，比利时国王放弃王权一天。　　
　　一九九○年四月四日，比利时内阁依照宪法规定的：当国王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内阁会议可以代行国王权力。于是召开了内阁会议，代国王签了字。　　
　　国王没有签字，流产法生效了。　　
　　于是我想起孔夫子。孔夫子不忍杀生，屠杀牛、羊、鸡、鸭、猪的生命，以供自己口腹之欲，多么残忍！但是，他老先生偏偏喜欢吃肉，而且还要切得方方正正的四喜肉才吃。　　
　　怎么办呢？——有了。　　
　　“君子远庖厨。”　　
　　杀鸡、杀鸭、宰猪，让大师傅在厨房里干，这是大师傅的非人道主义行为。我没看见，也不知情。　　
　　我吃的是装在盆儿碗盏里的无生物。我吃肉，我没有杀生。　　
　　一东一西，一古一今，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国王，两个人道主义的伪君子！　　　　　　　　　　
魔棍　　　
　　古人写文章、抄书，都没有标点，也不断句。从帛书、竹简到敦煌卷子，历代以来，都是各人各读，各自体会，各自解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宋元以后，有了断句，“五四”以后，有了标点，于是古书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同样一句话，同样几个字，加上一个圈，一个逗点，会产生不同的涵义，引出无穷的论争。　　
　　标点符号是乱天下文章的一根魔棍，岂不信哉？　　
　　你不信，有例为证：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孔夫子的话，见于《论语·泰伯》。上下文都不相干，没头没脑的，不知哪一位高足弟子，记下了老师这么一句。从汉到宋，从小学生到老师宿儒，都在两个“之”字上读断。意义很明白，谁也不怀疑。老百姓，只能叫他们依照政策法令做人做事，不用叫他们懂得其中的道理。“由”是指行为的准绳，“知”是指这个准绳的理论根据。　　
　　朱熹注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看起来，好像还是这样讲法，其实已有点移动了。朱熹把“不可”（donot）讲作“不能”（cannot），于是前句中那个“可”字就是“能”字了。程颐的注解也是一样，不过他说得更老实些：“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一个“不能”，一个“但能”，说得多少苦心，多少无可奈何！他们二人总算替孔圣人洗刷了愚民之罪，归咎于人民自己愚蠢。　　
　　一转眼，六百多年过去了。时代在前进，出了一位新圣人，梁启赵。他读《论语》，觉得这两句话实在有点侮辱人民，于是挥动魔棍，来一个点铁成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样，他把人民分做两档。一档是“可”的，一档是“不可”的。可的人民，让他们在行动上奉公守法；不可的人民，就应当办个学习班，使他们懂得法制。于是，一种人民是由而不知，一种人民是知而不由，似乎有点颠倒吧？　　
　　一转眼，又过了七十年，《论语》这两句，始终没有现代化。虽然有了“新儒学”，还不见有新圣人。蜀中既无大将，小子也只得当仁不让，来一个班门弄魔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也把人民分做两档：“可使”之民和“不可使”之民。　　
　　“可使”就是“可以使用”。可以使用的人民，不管他知或不知，都不妨由他自己行动，不予干涉。或者说，给他们多一些自由。这就叫“由之”。不可以使用的人民，一般都是无德无才，而好“作乱犯上”的。这种人民，必须一个个调查清楚，记录在案，严加管束。这就叫“知之”。　　
　　这两句《论语》，不是“现代化”了吗？　　　　　　　　　　
富贵·贫贱　　　
　　这两个语词，说明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富则贵。有了钱，才能做官；贫则贱。没有钱，无法高升，只能做贱民，服贱役。　　
　　一九一七年以后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东欧诸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现实都翻了身，这两个语词显得荒谬了。　　
　　富有的人是资产阶级。资产队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能做国家领导人，成为新兴的贵族吗？　　
　　穷人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正是反封建、反资本家的革命先锋，他们的社会地位还会贱吗？　　
　　我建议，这两个语词应当批判掉，给它们重新组合：富贱旧社会的富人成为贱民了。　　
　　富贫旧社会的富人成为贫民了。　　
　　贫富无产阶级翻了身，成为富翁了。　　
　　贫贵穷人当家作主，成为新社会的显贵了。　　
　　新版词典应该收入这四个条目。　　　　　　　　　　
旅游景点设计　　　
　　这两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建设旅游景点。只要本地有过什么浪漫故事，神怪故事或武侠故事，就会大兴土木，大做文章，把这些故事具体化、形象化、现代化、企业化，一心想靠这个景点招来四海五湖的游客，发一笔横财，上则可以充实国计民生，下亦可以行廉政，饱私囊两不犯，似乎也可以算是振兴中华，开拓财源的一种好办法。　　
　　“三碗不过冈”的打虎酒已在阳谷县酿造出来，在电视荧屏上见了广告。我猜想景阳冈一定已收拾清楚，在山坳里安置一只死老虎，旁边树上挂一块木牌，写道：“武松打虎处。”冈下山路口一定已开了一座酒店，像绍兴的咸亨酒店一样，不过下酒的东西不能用茴香豆，而应该用人肉包子。如果把武松的故事，采用连环画的方法，编成一系列连环旅游点，那么郓城县里可以开一家王婆茶馆，隔壁是武大郎的家，门口挂个竹帘，找一个姑娘代表潘金莲，不时挑下帘子，掉在哪一个旅游客身上，就算他是西门庆。这也肯定会使游客高兴，如果游客要进屋子里看看，那么屋内可以布置两个景点：一张床，是“武大郎中毒身亡处”。厅堂里满地都是血渍，这是“武松杀嫂处”。游客到此，一定会触目惊心。对于女游客，说不定还可以起一些教育作用。至于这是正面教育还是反面教育，那就要看这位女游客的爱情观点了。　　
　　读者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想入非非，胡说乱道。一点也不是。我这些设计是有依据的。　　
　　这个大胆的旅游点设计，早已有了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有一座普救寺，这是《西厢记》故事的诞生地。这座普救寺本来已经是废井颓垣，香火零落，现在却改建一新，非但佛殿成为“妙庄严域”，连那间爱情中心的“西厢”也装修得叫普天下才子佳人心中发痒。更妙的是，在花园里墙角上还挂了一块木牌，写上五个大字：“张生逾垣处”（“逾垣”就是“跳墙”）。这不是设计得十分到家，把整个故事的细节都导游到了无微不至了吗？　　
　　同时，浙江诸暨县的苎罗村里，也已经建造了美轮美色的“西施殿”，还有一个“西施浣纱处”。不过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东施效颦处”？西施的故事，在苎萝村里，无法再有景点，因此，我建议，必须采用连环景点的设计。例如，在苏州灵岩山上，可以建造吴王宫殿，山下箭泾码头上可以算是“吴王迎西施处”。苏州盘门城墙上，可以挂一颗伍子胥的头，以寓惩戒荒淫好色的昏君之意，这也是旅游不忘教育的措施。　　
　　如果再扩大范围，嘉兴应该有一个古代宾馆，是“范蠡和西施私通，在此生孩子处”。　　
　　无锡梅园也可以增加一个历史古迹，“西施随范蠡泛五湖处”。这样一来，一个故事，可以为四个城市引来不少旅游客，经济效益肯定比单一景点的收入高得多。　　
　　我敢向各省市旅游局设计景点的负责同志提出这样一种合理化建议，如蒙采用，我可以担任义务顾问。　　
　　一九九一．三．十　　　　　　　　　　
“自由谈”旧话　　　
　　《劳动报》副刊“文华”即将出到一百期，编者来邀我写一篇文章，参加祝典。我寻不到题目，就谈谈关于报纸副刊的老古话罢。　　
　　日报有文艺性的副刊，不知起于何时？欧美报纸没有这种副刊，因此，我想中国报纸有副刊，大约也是受日本报纸的影响。上海最早的报纸是《申报》，它的副刊名为“自由谈”。《申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自由谈”之设置却始于民国初年。一开始就由周瘦鹃主编，撰稿者都是他周围的一群上海文人。如范烟桥、顾明道、程小青、沈禹钟等。版面左下方是长篇连载，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好像就先在这里每天发表的。　　
　　一九三二年，黎烈文从法国回来，想在上海找工作。不知什么人，把他介绍给《申报》老板史量才。史老板正想把报纸改革趋新，就把“自由谈”的编辑任务交给黎烈文。　　
　　周瘦鹃是申报馆的老编辑，“自由谈”是他的宝座，一旦被史老板踢下宝座，心有不甘。　　
　　而且这一事意味着新文学家占领了旧文学家的阵地，正如沈雁冰接替恽铁樵编《小说月报》一样，当时都使上海的旧派文人忿忿不平，群起而轰之。史老板不愿得罪旧派文人，就请周瘦鹃在《申报》上另外编一个副刊，取名“春秋”。从此《申报》每天有两个副刊，一新一旧，息事宁人。黎烈文接手编“自由谈”的前几天在福州路会宾楼菜馆请了一次客，我也在被邀请之列。黎也请了鲁迅，但那天鲁迅没有来。因为鲁迅从来不参加较大规模的九流三教的宴会。　　
　　但鲁迅是支持黎烈文最出力的撰稿人。新的“自由谈”发刊后，鲁迅投稿最勤。鲁迅的文章，尽管都用笔名，可是熟悉新文学文风的人，嗅也嗅得出来。后来又出了一个唐彛�，也用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他的文章风格，很像鲁迅，可说学到家了。　　
　　许多读者以为唐彛�文章也是鲁迅的手笔，于是鲁迅在“自由谈”发表的文章更多了。这一情况，为国民党市党部所注意。我听说黎烈文曾被市党部请去谈话，受到了礼貌的警告。此事真相如何，无从证实。一九四一年，我在会见黎烈文时问起此事，他一口否认，只说鲁迅因健康关系，后来少写文章了。　　
　　为了保持“自由谈”的旧传统，黎烈文接手之初，就仍在左下角版面登载一个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黎烈文在法国住了多年，对祖国文坛情况完全不了解。他还以为张资平是创造社的作家，他的小说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