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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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五六年间，我的业余时间都花费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前后译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东欧、北欧及苏联小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才重又回到古典文学的阅读和研究，主要是对唐诗宋词做了些考索工作。但就在同时，我的兴趣又转移到金石碑版。陆续写成了《水经注碑录》、《诸史征碑录》、《唐碑百逊、《北山楼碑跋》等十多种著作。这些手稿，在“浩劫”中也损失了一大半。
以上是我生平治学的一个大概情况。如果说“治学”就是“研究”学问，那么我实在没有“治”过任何一种学问，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实在做得太少。不过我以为“治学”这个名词，意味着一整个过程。任何人都不会一上手就研究一门学问，必须有一个逐渐走向研究工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浅尝到博览。对某一门学问开始感到兴趣，渐渐地一本一本找这方面的书看，熟悉了关于这一门学问的各方面情况，这是第一个阶段。既已熟悉了关于这门学问的各方面情况，在更广泛的阅读与思考之际，必然会发生问题。碰上了问题，就要自己去求解决，这才走上了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入门”。入门之后，你会觉得欲罢不能，索性把一切弄不清的问题弄弄清楚。于是不能不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探索，这样才到达第三个阶段，开始做研究工作了。
由于我个人性情急躁，没有耐性，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再加上生活条件的不稳定，我治过许多学，可是都只走了两段路，没有完成治学的全程，因此，至今不名一家，在文学研究工作者中间，我只是一个“三脚猫”。
我把我的经验贡献给青年学者，祝愿他们审慎决定研究课题，一段一段地走完治学的全程，不要像我一样的见异思迁，半途而废。近来有不少青年学者，随便找一个课题，一上手就做研究工作，对这个课题的各方面情况，全未了解。这是没有基础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取得正确的成果。他们的毛病，恰恰和我相反。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于华东医院
寒山寺碑二题
寒山寺碑
苏州寒山寺的“枫桥夜泊”诗碑，近年来报刊上屡有提到。今天又在《文汇报》上见到一文，说到抗战时期有一位刻碑人钱荣初曾刻了一块假碑，以代替真碑。又说这个故事为香港《大公报》发刊作头条新闻。
我没有见到香港《大公报》的报道，不知如何说法。不过关于这块为好古之士和日本旅游家们所注意的唐诗石刻，似乎近来已无人知道它的历史，连苏州人都说不明白。
所谓真碑，是谁写的？假碑，又是谁写的？文章都没提。文章的作者是钱荣初的外孙，还是初中学生，当然不会知道。但刻碑的钱荣初，似乎也不知道真碑与假碑有何区别。这却更不可思议。看来，这些报道，反而把这块石刻的历史弄糊涂了。
抗战前，日本游客买回去的“枫桥夜泊”碑，是俞曲园（樾）写的。这块碑的拓本流传了五六十年。我也还有一张。但这已是第二块石刻了，第一块是文徵明写的，据说俞曲园写的那块碑阴（即碑背）有题记，说明文徵明写的一块已经岁久亡失。
抗战以后，有人送我一张寒山寺碑的拓本，已是张溥泉写的了。因此，我才知道俞曲园写的那一块又已“岁久亡失”了。唐代诗人张继的诗，由现代诗人张继来写，倒也有趣。当时我猜想，俞曲园写的那块碑，大概被日本人盗去了。抗战期间，日本人取去了许多石刻，旅顺口的那块唐代崔忻井题名石刻，听说现在还流落在东京。我猜想，大概钱荣初刻的就是张溥泉写的那一块，也就是现在寺中的那一块。这也是真碑，并非假碑。
奇怪的是，一九八二年，我在南京瞻园看到了两块名碑，正是关心石刻的人都不知道下落的东西。一块是端方仿刻的天发神谶碑，嵌在瞻园壁间。另一块就是俞曲园写的寒山寺碑，在一个特建的碑亭里。当时一看此碑，真是又惊又喜。喜的是俞曲园的遗迹犹存，惊的是它怎么会跑到南京来落户。可惜当时匆匆过目，忘了看碑阴，不知有字否。
在寒山寺的时候，这块碑是嵌在墙上的，所以没有人见过碑阴。现在屹立在亭中，我希望有人去核实一下。最好，请南京文管会弄弄清楚，到底这块石刻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来到南京的。苏州文管会也应当把这块碑去要回来，还给寒山寺。
寒山寺碑信息
我写了一篇关于寒山寺碑的小文，刊在四月二十二日《新民晚报》，当时是在病床旁写的，但凭记忆，没有检查文献。该文刊出后，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提供了各人所知关于此碑的信息。有常熟九十一岁的曹仲道老先生，有俞曲园的后人俞泽民同志，此外还有杭州林菁、苏州邓兆铭等七八位，可知读者中关心此碑的大有人在。晚报编者不可能把来函逐件刊登，只好由我综合为一文，名曰《寒山寺碑信息》，希望这里所记的，都是实在情况。
第一块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应当是北宋宰相郇国公王珪写的，记录于《吴郡图经》。这块碑久已亡失，所以俞曲园碑阴诗说“郇公旧墨久无存”。
第二块碑是明代苏州书家文徵明写的。此碑在俞曲园时还没有亡失，只是“漫漶”（字迹模糊），所以俞曲园诗云“待诏残碑不可扪”。可知这块碑在俞曲园时还在寺中。
俞曲园写的是第三块碑。碑面为张继原诗大字三行，小字题记三行。俞泽民同志寄来一张照片，是一九八一年春在苏州寒山寺中摄影的，这块碑至今还在寺中。杭州林菁同志将碑阴刻的一段题记抄来，也是俞曲园写的，内容是关于原诗“江枫”二字在龚明之的《中吴纪闻》中却是“江村”。文徵明写的那块碑已不可辨，不知他写的是“江枫”还是“江村”。因此俞曲园诗云：“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但俞曲园似乎不以“江村”为是，所以他写的还是“江枫”。
另外有一块同样的俞曲园书碑，在南京煦园，不是瞻园（这是我记错了）。据说是汉奸江亢虎叫人从苏州搬来的，也许当时是为了防止日本人偷走。现在可以揣知，二碑之中，必有一块就是钱荣初刻的“假碑”。俞泽民同志寄来的照片，碑侧有小字题刻，不知内容如何。我怀疑这一块留存寺中的倒是假碑，是准备被日本人偷走的。
一九三六年，吴湖帆请张溥泉也写刻了一块，这是第四块《枫桥夜泊》诗碑，与俞曲园写的一块并立寺中。
德清蔡剑飞同志来信说，他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曾在枫桥住过一个月，在寺中看到的诗碑乃是南海康有为所写。这一信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而蔡剑飞同志说是“千真万确”的。
如此说来，张溥泉写的应当是第五块碑了。
现在本文可以结束了。留下两个问题：一、南京苏州各有一块俞曲园写的《枫桥夜泊》诗碑，谁真谁假？二、康有为也写过一块，有人见过拓本或实物否？这块碑是否还在寺中？
一九八四．五．十三
支那·瓷器·中华
两个月前，《报刊文摘》转载了一位荷兰华裔学者黄隆泰先生的谈话。他提出我国不应被称为“支那”，应当正名为“中华”。其理由是：支那这个字，在荷兰语、英语字典上都解释为“瓷器”。以“瓷器”来称中国，这是侮辱之词。所以，这位黄老先生主张我国的外文名称应改为“中华”而抛弃“支那”。
前几天，看到香港出版的《镜报》本年第一期，其中发表了黄老先生谈话的全文，可知《报刊文摘》的摘录不误。这件事，我想，这位黄老先生似乎有点误会。经《报刊文摘》一转载，我恐怕国内可能有许多人也跟着糊涂起来。
我国的外文译名，是统一用的China，英国、美国人读作“查艾那”，法国、西班牙等拉丁语系的国家读作“希纳”。译成中文，就是“中国”，而不是“支那”。只有日本人从前称我国为“支那”，但这也不是China的译音。“支那”这个名称，起源于印度。
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脂尼”，这是见于唐以前的佛经译本中的。印度古代的“脂尼”Chini，向东流传到日本，成为“支那”，向西从阿拉伯传到西欧，成为“希纳”。英国人又用他们的缀音读法，把中间的i读成长音，就成为“查艾那”。我们只能说China是“支那”的音译，不能说“支那”是China的意译。现在，印度还有人称中国为“脂尼”，日本也还有人称我国为“支那”，但在公文书上，已经都不用这个旧名了。
“脂尼”这个名词，过去有人说是“秦”字的音译，但苏曼殊曾经否认过，他说过“支那音非秦转”。不过我们如果注意到这个名词早已见于古梵文的佛经，可以推测印度和中国的交通始于中国的秦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已记录了“天竺”、“身毒”等名词，都是指印度的。
只有对日本人来说，“支那”可以说是China的译音，但对欧美人来说，他们没有“支那”的概念，故不能说欧美人称中国为“支那”。
契丹蒙古人称中原人为汉人，因为他们最早接触中国是在中国的汉代。中国人移民到南洋去，始于唐代，故南洋人称中国人为唐人。这个名称流传到美洲，至今旧金山、纽约等地还有唐人街。可是，其英文译名却是“中国城”而不是“唐代人的街”。俄罗斯人最早接触的中国人是东北的契丹民族，故俄文中称中国为“契丹”。这个字，现在当然已译为“中国”而不能译为“契丹”了。
西欧人在最初见到中国瓷器的时候，大为惊异。当时他们还没有瓷器，不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名字，于是以中国国名称之。这是瓷器因国而得名，并非国名因瓷器而得。况且，作为瓷器解释的china这个字第一个字母是小写的，作为国名的China，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区别很清楚，怎么能说支那（或中国）这个名词的意义是瓷器呢。
黄老先生还说：荷兰有一个专指华人的字，叫做“西内逊”，现在成为到中国餐馆里去吃饭的代称。因此，他认为这也是一个侮辱华人的字。其实，“西内逊”的意义就是中国人，或中国事物。法文中也有一个同样的字，叫做“Chinoiserie”，可以译作“中国东西”。这是它的本义。但因为当时欧洲人瞧不起中国人，所以这个字又有另一个意义，指愚蠢的人，不可理解的事物。“西内逊”这个字的意义，也是这样。这种字，在欧洲每一国的语言中都有。它们都含蓄着对中国的贬义，这是由于那时中国的老弱，保守，落后。今天，法国人已很少用这个字，即使用，也不再有瞧不起中国的意义，“西内逊”这个字的意义已仅仅指“到中国餐馆里去吃饭”这件事，可知它已转变成另一种特定的用法，这与“支那”都没有关系。
一九八四．五．二十
祠庙·宫观·庵寺
近来看了几本古典文学读本的注释，发现有一种旧社会的情况已不为当代青年所了解。例如刘禹锡的诗“玄都观里桃千树”，注释道：“玄都观是道家的庙宇。”又有一本书的注释中有“和尚庙”这个语词。可知“庙”字的意义，有些人已不很清楚，连类而及的“祠”、“观”、“寺”等字，似乎也很少人能区别，连大中学校的某些语文教师，也未必能讲得清楚。
我国古代，从皇帝到士大夫，都有祭祖先的祠庙。庙的级别高，皇帝家祭祖的建筑物叫作太庙，这是至高无上的庙。颜真卿家历代都是大官，他有家庙，是祭颜氏历代祖先的地方。颜鲁公写的家庙碑，现今还在。一般士大夫祭祀祖先的建筑物，称为“祠”，俗称“宗祠”或“祠堂”。山东嘉祥有武梁祠画像石刻，是汉代武家祠堂里的壁画。汉碑有李孟初神祠碑，张公神碑，是李氏、张氏祠堂的碑记。人死为鬼，鬼升级为神，子孙不忍说已死的祖或父是鬼，所以称之为神。祠堂里有每一位祖先的牌位，写着“×世祖××公之神位”或“先考××公之神位”，就是这个神字。
成都有一座先主庙，就祭祀刘备的。刘备是蜀汉开国之君，他的庙是蜀汉的太庙。
另外有一座后主祠，是祭祀后主的。这位小名阿斗的刘禅是一个亡国之君，死后居然还有人纪念他，为他立祠，但没有资格称为庙了。杜甫诗云“可怜后主还祠庙”，这个庙字是凑足七字句，没有原来的意义。
祭圣贤、忠臣、烈士的建筑物，也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