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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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封神榜”、“西厢记”、“琵琶记”可以演出，难道我们今天剧作家所创造的剧本的思想性还赶不工它们吗。我并不是把这些古典剧本作为思想性最落后的例子，而是要指出这种厚古薄今的观念是非常妨碍文艺创造的，这不单是戏剧如此，文学方面也不是没有这种现象。我以为一个应该被淘汰的剧本，总得在观众的意见之下自然被淘汰，而不该在排演之前就被闷死在一些不必要的顾虑之下。当然，我也并不主张每一个坏剧本都得有演出的机会。
作为文学读物的剧本，解放以来出版得真是太少了。我想这是图书发行机构及出版社应该共同负责的。出版社不肯出剧本，因为发行机构说剧本没有销路，于是这件事情的主要关键就在发行机构方面了。我相信剧本的销路不太大，但也不至于“没有”销路。
从营业观点来说，出剧本也决不会是亏本生意，要不然，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资本主义的私营出版社为什么倒着实出过一些剧本呢？别的我不很清楚，洪深先生的“五奎桥”，二十年前收在我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当时也卖了五六千册，这数字已经比一般的小说为高了。过去的出版社，无从计划发行，也不可能主动推销，可是它们接受一个好剧本的时候，却并不考虑到能不能赚钱，最多只考虑到能不能保本。因为明知道这是销路不大的作品，但也觉得是应该出版的。我想这一点至少是比现在的情况好些。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图书发行机构能主动地掌握一部分销路，本来应该更有助于剧本的出版，可是它们并不这样做，它们似乎要等到剧本能赚大钱的时候才欢迎剧本，于是剧本的出版希望被扼杀了。我还要顺便提一提，不单是剧本，诗也如此。我们出版的文学作品，好像只有小说，小说，小说……。
最奇怪的是苏联剧本，无论在出版或演出方面，也是那样地不被重视。苏联戏剧在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上贡献出的功绩，大大地超过了苏联的小说，如果和惊险小说比起来，那距离就更远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界却非常欢迎苏联的惊险小说，而不怎样重视苏联剧本。我以为向苏联学习，应该从最好的学起。解放以后出版的苏联剧本，品种反而比解放以前为少，这又从何说起？
苏联戏剧之很少演出，这是由于我们话剧不振的关系。要消灭这一现象，当然首先要大力发扬话剧。我们的话剧运动，如果从“春柳社”算起，也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有传统的了。五四运动以后，许多戏剧工作者，即使是搞民族戏剧的人，思想上大都承认话剧是新时代的主要剧种，为许多次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抗日战争服务，而获得光荣成绩的，也主要是话剧。但近年来，话剧的情况却一蹶不振，好像它不在民族戏剧传统之内了。毛主席对诗歌工作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我们对戏剧似乎也应当有同样看法。今天我们的戏剧，只有京戏和话剧是有全民性的。
我个人主张以话剧为主，京戏为辅。但也愿意退一步，承认二者共存共荣。至于其他一切地方戏，不妨环绕着这二者争鸣斗胜。如果它们中间有能够发展成为全民性的，那就给以更多的支持，成鼎足之势。但这必须是观众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领导上的偏爱和硬撑（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这里又牵涉到一个人民看戏的方式问题。我觉得现在看戏好像是被配给的。一个个剧团，一个个戏院，都排好了程序，观众只能依照这个程序去看戏，无法自由选择。这样就可能过分支持了某一戏种，也可能对另一戏种帮助不够，而无法看出人民的真正好恶，这是于戏剧的百家争鸣有妨碍的。
我并不轻视任何一种地方戏，但我还主张我们应该在许多戏剧中分别主从。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总该有几个戏种固定的戏剧。通年专演话剧和京剧，或者至少每年演两个戏剧季。我现在竟弄不明白人民大舞台是个什么戏剧院，长江剧场又是个什么戏院。
我想非但我们观众感到不方便，恐怕剧团里的同志们也不很愉快吧。
才与德
衡量人品的标准，大致不外乎“才”与“德”。才有通才，有专才；德有盛德，有美德。通才与盛德，可说全面发展，专才与美德，仅是一节之长。具有通才或盛德，已极不易，才德兼备，更是难得。大抵承平之世，丰于德而啬于才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并不尖锐，人民缺少磨练才能的机会。离乱之世丰于才而啬于德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剧烈，非有才能不易生存，但为了逞才能以求生存，德操便不免会沾些瑕疵了。
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德的标准又很高，要求的是共产主义的品德，这已是超于我们传统的盛德以上了。这一方策本来不坏，如果所有领导干部都具有这样高的德行，才虽不足，亦决不致偾事。因为一般的说来，有才无德的人较多，有德无才的人较少。具有共产主义品德的干部，我相信他决不在中才以下。
可惜近来各方面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父子之亲，而有协议离弃的文书；师道之尊，而有渔色女学生的风流校长。这些人距离共产主义品德，似乎甚远，虽说是个别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众心里，总是为党惋惜而不是为这些干部惋惜的。
由此看来，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汉武帝刘徹，在元封五年，因为文武臣僚不够用，故下诏求人才。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千里马是不容易驯服的，有才干的人往往是被一般人所指摘的，但汉武帝并不因此而不用此马此人，因为他自信有能力驾御得了，可以用其所长，制其所短。
魏武帝曹操更为突出。他下过三个命令，要不拘品德，登用人才。甚至说：“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应该由地方官吏保举出来，使他“得而用之”。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百废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甚于“德”。尚书说命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亦就是说，要按才能以任命官吏，按品德以评薪评级也。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多，专业分工又细，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即使有超于传统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怕不顶事。
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可以想见，盛德如孔子，如果要他去领导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一定自认不如一个老农民的。现在改两句龚定庵的诗，以结束这一点点感想罢：“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
乙夜偶谈
小引
答应给《随笔》写稿，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但一直写不出来。顾名思义，随笔是随时有所想，随时笔录下来。随时有所想，没有问题，一日之间，胡思乱想可真不少。
随时笔录，却十分困难，没有这样一支勤奋的笔。为了蓄意要给《随笔》践约，不得不在随想之后立即随笔。可是白天的随想总是无法赶快笔录，因此，它们几乎全部逃走。
两个月来，总算录出了几段晚上的随想，即以《乙夜偶谈》为总题目，亦可以说是记实。
希望不久就会有一种录想机，可以在运行思维的时候一按电钮，立即记录了我的随想，那时《随笔》的稿源，一定如长江水涨那样滚滚而来，我的投稿或许也不在少数。是为引。
形象思维
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论诗的信发表以后，“形象思维”喧腾众口，成为文艺理论家不可不谈到的题目。有人从外国文献中去研究形象思维，有人从中国古典中去探索形象思维。文章发表了不少，已经编成好几本厚厚的专集了。形象思维本来不是什么奥妙的东西，给百来万字的文章一讲，却变得有些奥妙了。有人说：戏剧是形象思维；有人说：小说里也得用形象思维；还有人说：二王的书法是高度的形象思维。文艺理论发展到这样“高度”，形象思维钻入牛角尖了。
毛泽东同志明白地说：“诗要用形象思维。”可见形象思维是诗的表现方法。中国诗论中没有“形象思维”这个名词。但中国诗人能用这种表现方法，他们称之为“比兴”。
“比兴”和“形象思维”的概念，恐怕不能完全一样，正如一切同样的文哲术语，古今中外都不会是同样的概念。但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提到“比兴”，可以体会，他是把“形象思维”联系到“比兴”的。
对于形象思维，我以为不需要下繁琐的定义。运用具体的事物形象来表达逻辑思维的结果，这就是所谓“形象思维”。“思维”是一个名词，不是动词。人的思维活动，是逻辑的推理，不是形象的思索。有人把“形象思维”诠释为“形象地思维着”，这可使人愣住了。
自从《诗经》里有了“手如柔荑”、“齿如瓠犀”，后世人做诗就用“柔荑”来代替女人的手，用“瓠犀”来代替女人的牙齿。不说头发，而用“乌丝”，不说眼睛，而用“秋波”。有人以为这就是“形象思维”。我看，还不是。因为这些具体形象所表达的只是另一种名物，而不是一种思维。这是《词源》作者张炎所谓“代字”，而不是“形象思维”。
唐代诗人最善于运用形象思维，他们的窍门是不漏出一点逻辑思维的痕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诗人的逻辑思维是：见过第一等的东西，对于第二等以下的东西就不以为奇了。他用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这两个形象来表达这一个思维成果。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诗人的逻辑思维只是：我将永远思念你，永远悼念你。他用蚕丝和烛泪这两个形象来表达其思维成果。“丝”字尤其巧妙地谐音“思”字。我以为，引用这两联来解释形象思维，似乎可以说是够明白了。
至于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虽然是“比”，却不是形象思维，因为他把逻辑思维漏出来了。这首诗，只是比较好的说教诗，却没有诗意。？
一九七九．七．二十五
宗教艺术
几个朋友在一起，谈到新出版的一些画集。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册，里边有几幅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名画，画的都是圣经故事。朋友甲翻了一遍，皱着眉头说：“这些宗教宣传品还是不印为妙。”
我说：“这不是宗教宣传品，是艺术品。”
朋友乙说：“尽管是艺术品，还是宗教艺术。宗教艺术，总是为宗教服务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它们是宗教艺术呢？”
朋友甲说：“你看，这个画题：《最后的圣餐》，不是宗教吗？这个女人是圣母，不是宗教吗？”
我找出一幅毕加索的画，是用蓝油，画着一个女人，正在吻她抱着的孩子。我说：“你们看这一张，是不是宗教艺术？”
“画题叫什么？”朋友乙问。
“圣母与圣子。”我回答。
“那当然是宗教艺术。”
“如果画题是《母爱》呢？”我问。
“这就和宗教无关。不过它宣扬资产阶级的母爱，也不行。”
“好吧，”我说，“毕加索不是宗教家，也不会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这幅画的题目是《放工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