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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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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议员,又是最杰出的辩论家之一。这样的一个任命,加上战时内阁阁员的身分,可以作内阁的发言人,这就把他们所追求而现在又在默默要求的广泛的活动范围交给他了。我同艾德礼先生讨论了这个办法,在这种紧张局面中,他的忠心耿耿是十分宝贵的。我向他建议,他将掌玺大臣和下议院领袖的职位让给克里普斯,他自己主管自治领事务部,并被授副首相的头衔,但在组织上不作变动,这里又是一种形式上的变革,而不是实际上的变革。 
  艾德礼先生同意了,因此我只得请克兰伯恩勋爵从自治领事务部调到殖民地事务部。我把这个职务同贵族院领袖一职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职位本来是莫因勋爵担任的,他是我所最尊敬的一个人物和朋友。他在政府中的落选对于他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这样对待他是于心不安的。后来经过一连串事件,竟使他的生命断送在开罗一个以色列刺客的手中。 
  亲爱的沃尔特:            1942年2月19日 
  由于公私方面种种原因,我不得已要对殖民地事务部作一次调动。对此,我深感遗憾。形势和舆论都在要求政府作一次重大的改组,我因此有必要把自治领事务部交给艾德礼,许多人坚决主张这一部门应由一位战时内阁阁员负责。既然如此,我深切盼望克兰伯恩担任你的职务,从我对你的认识看来,从你在这次战争中已有的表现看来,我敢肯定你是一定愿意满足我的愿望和需要的。 
  在这风暴袭击的时期同你共事,向来使我很感到愉快;为了你行使殖民地事务大臣和下议院领袖的职务时,发挥了高度的才能,又为了你所经常给我的帮助和友谊,我十二分真挚地向你表示感谢。 
  莫因以一贯的庄严的态度和愉快的心情,同意解除内阁方面的职务。“几乎不必说,”他写道,“我很了解你有改组政府的必要;我只要补充一句话,你给了我在这样有意义的机构服务一年的机会,你又始终对我关怀、体贴,我将永远感激。” 
※        ※         ※ 
  当这一切正在我们的穷于应付的政府机构的中心动荡的时候,国外的祸难又临到我们的头上。新加坡在2月15日投降了(准备下一章加以叙述)。如我们早先所估计的那样,英帝国有十万名官兵作了日本的俘虏。甚至在这以前,即2月12日,发生了一个插曲,我看虽然是次要的,但在公众中却引起了更大的愤怒和不安。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连同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已从布雷斯特逃脱,闯过英吉利海峡。据公众所知道的或可能听到的,它们虽在多佛的炮台轰击之下,又在我方所有空军和海军部队猛攻之下,竟能完整无损。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头谈这件事。公众对于内阁及其指挥战事的信心发生动摇,的确是不足为怪的。 
※        ※         ※ 
  由于生产部的成立,由于必须安排带来新的力量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政府内部进行了调动,这简直等于重大的改组。我决心要在同时进行某些其他的变动。马杰森上尉成绩斐然,不再当陆军大臣,我提议委派他的常务次官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继任。格里格是在效率和毅力方面最享有盛名的公务员。我任财政大臣时,他当我主要的私人秘书约有五年之久;他不但在财政部里受到过锻炼,而且曾在印度担任总督行政会议的财政委员,留下良好的成绩。他对于陆军部的全部工作了如指掌,并且获得全体将领和官佐的信任。 
  他不愿进上议院;对于下议院又没有经验;他不得不物色、在必要时不得不争取一个选区,使自己能适应于一位政治首领所应有的更广泛、更多样化的活动范围以及更灵活的手段。他的毅力、他的无私、他的勇敢,我还得加上一点,他的固执,都是很突出的。把他提升到大臣级,我的确少了一位最能干的文官官员。 
  在飞机生产部里我也作了调整,以卢埃林上校接替穆尔—布拉巴宗上校;前者在美国搞得极好,我们的全部飞机生产现在同美国打成了一片,后者,遗憾得很,已接受了贵族爵位。 
  亲爱的穆尔—布拉巴宗:1942年2月21日 
  我抱着十分遗憾的心情,写信告诉你,我为形势和舆论所迫,负责改组政府,不得不对飞机生产部有所调整。 
  我知道你在该部是多么努力;你对我一贯地表示亲切,使我十分感激。你知道,在这次激烈的、不顺利的战争中我的处境困难,深望公务上的分离不致影响到我所珍视的友谊。 
  他的复信显示出他的品德: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21日 
  我十分谅解。政策上有一两个地方我认为非常重要,本想早跟你谈谈,但是此刻已经无需了。 
  过去的一切我都感到满意。你给过我信任,十分感激。部务和工作已比当初我来时好得多了。 
  祝一切顺利。 
                       布拉巴宗 
  为了减少战时内阁的人数,我不得不请财政大臣不再担任正式阁员。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       1942年2月19日 
  我觉得有组织新战时内阁的必要,特将名单附上。你会看到我不能把财政大臣列在其内,这样就恢复到当初本政府组成时的原来计划。 
  对于这点我很抱歉,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涉及到有关你的公务时,你还得劳驾。 
  最后,在当时重要的更调中,格林伍德先生退出战时内阁,以便减少阁员人数,从而他表现了高度的爱国和无私精神。 
※        ※         ※ 
  在改组内阁的过程中,比弗布鲁克勋爵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除了对自己之外,他对各人的事情都能保持冷静客观的看法。例如: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7日 
  兹送上我在电话中提到的函件。 
  人民对于自己丧失了信心,他们仰望着政府,要把信心恢复过来。满足这个要求,就是政府的责任。 
  内阁机构的变更,能作出什么事情来给予人民所需要的东西呢? 
  1.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加入政府么?但是公众对于克里普斯的愿望是一时的热情。这种热情已经开始减退了。 
  2.任命一位国防大臣,或是一位国防次官么?但是这一职位,要找一位既能使公众满意、又能在你领导之下使你满意的人,是找不到的。 
  任命一位能满足目前公众情绪的人,如克里普斯那样,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克里普斯是不会使你满意的。 
  3.成立一个由少数大臣组成的战时内阁,其中每位都指导几个部,而又不担任各部的具体职责么?应当采取这个计划。 
  战时内阁应由现内阁中最有能力的贝文、最得人心的阁员艾登和工党领袖艾德礼组成。 
  内阁中其他阁员都当去掉。他们都是勇士,比较那三十位更为可敬,但是不及前三名。 
  4.最后,政府中有些人员是被公众看作不中用的大臣。 
  他们的名字是你所熟悉的。 
  国防大臣之中,无论如何有一位是同公众格格不入的。可能有两位。 
  这当然是一封私人信,我本人无意去助长或支持公众的任何激动情绪。 
  你的永久的朋友马克斯他还引了下面一段修昔底德①的话寄给我,没有写日期;也许他已经把这段话试用在他自己身上而白费了心机。不要再同斯巴达进行会谈。明白地向他们指出,你并没被目前的苦难所压倒。无论他们是国家,还是个人,只有面对苦难而不畏缩,只有进行最强烈的抵抗,才是真正的英雄。 
  ①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 
※        ※         ※ 
  但是现在一切好像都已定局,比弗布鲁克勋爵就辞职了。 
  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他觉得不能再负起所接受的新的而繁重的责任。我竭力劝他不要辞职,但是他和其他主要大臣当着我面前,进行了冗长而恼人的讨论,使我感到最好不要再去勉强他。因此我同意他退出战时内阁,到美国去担任一些职责不很明确的使命。他在那里能够影响总统周围的人物,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还可以在西印度的一个岛上找到他所急需的休养和安静。有许多不赏识他的品质或者不了解他对战事的贡献的人,还有某些同他吵过架的人,都称了心意。只是我深切地感到若有所失。 
  几天之后,他写来最后一封信,说明了我们是怎样分手的。 
  亲爱的温斯顿:            1942年2月26日 
  我今日离开本部,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现在我必须把我二十一个月来的高度冒险的经历告诉你,像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所作的一切工作,一直是依靠你给我的支持。 
  你担着很大的风险,把我拉进了内阁;你又因把我留在这里,遭到一部分阁员的攻击。 
  我所给你的,同你所给我的比起来,简直小得可怜。亏了你,我才能够声名显赫。公众的信任,实在出之于你。我的勇气是你鼓起来的。这些恩惠使我有权利在你的助手的名单中得到一席之地,当你拯救我们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这些助手们是替你服务的。 
  临别在即,我特写这封感激和致敬的信给国家的领袖、人民的救星和自由世界进行抵抗的象征。 
  你的亲切的马克斯我一向打算在他恢复健康、心绪宁静之后,要他回来,但当时我没有将这一意图告诉同僚们。 
※        ※         ※ 
  负重大责任的生产部,现在又出缺了;要找一位继任人选,我倒并不感到困难。我把奥利弗·利特尔顿看成是一个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又活动能力极大的人,这些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的。我在他童年时在他父亲家里就同他相识。1940年我使他脱离平民生活出任贸易大臣并进入议会。在贸易部时他已经得到了各党派的信任;作为驻开罗国务大臣,因中东军事失利,他首当其冲,将近一年之久。在后方的行政工作上和铁路事业上,他倡议了或者贯彻了许多重要的改革。这些使他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有了最密切的接触,在华盛顿受到了十分的尊重。我还得另外物色一人,接替他去当驻开罗国务大臣。3月18日,澳大利亚驻华盛顿代表R.G.凯西先生,受到继任他的任命。 
  战时内阁的改组是2月19日宣布的,虽然现在延揽了两位新人,人数却从八位减到了七位。读者自会看到,同舆论的强烈潮流恰恰相反,目前我已充分实现了我的意见,即战时内阁的成员也应该是负责部门的主持者,不仅仅当个空头顾问,除了想想、讲讲、又根据折衷方案或多数意见作出决定以外,就没有事干了。 
旧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掌玺大臣艾德礼先生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先生 
  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 
  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新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艾德礼先生 
  掌玺大臣兼众议院议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当然由此也产生了各种问题。克兰伯恩勋爵觉得,作为上议院议长,他应当是战时内阁的阁员,至少也应经常出席会议。他也急欲加强政府在上议院中的辩论力量;按照惯例——在宪法上虽然不是强制的,上议院至少该有两位国务大臣。在这时候,我想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可以以贵族身分去进行他的新工作。 
  丘吉尔先生致克兰伯恩勋爵        1942年2月20日 
  我认为,把那种“在战时内阁开会时经常出席的绝对权”给与任何一位领导上议院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求小型组织的议论是大家所坚决主张的。上议院和战时内阁之间从前唯一的联系是比弗布鲁克,他是难得来参加会议的,即使参加,也只是讨论他自己的问题。 
  我也不能保证,必须由上议院任命的各部次官一定是一位有议会经验和地位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各重要部门中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我当然要注意到有没有充足的辩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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