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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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期间的三次表决中既然分别投了二百五十二票、二百八十一票和三百零九票，我恐怕保守党会对于不支持政府的行为有所批评。
同时，《新闻纪事报》已成了评论得最尖锐的、常抱敌对态度的报纸之一，可惜还落在《曼彻斯特卫报》的堂皇但遵命行事的独立性之后。
我向你建议，这些情形需要你认真注意。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曾以议会中席次的多寡来衡量自由党的力量，然而，议席既已如此之少，那么依我看来，党就更有必要在信任它所正式郑重地决定参加和支持的政府的事项上，团结一致地行动。
※ ※ ※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辩论的过程中，没有发言，但在辩论进展时给我写了一封友好的信，说明在我所提的条件之下，他不能接受我请他担任军需大臣的建议。他说，要实行增产以副期望，最低限度，必须使军需大臣能在本部门中完全当家作主，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个成员，并在分配和决定优先重点方面负责。“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出，我觉得在所提的条件之下接受这项任务，是不妥当的，因为我感觉到我不能使这一岗位取得成功，而只能使你和公众都感到失望。我本来希望对于你所肩负的重担，或者能助一臂之力，但在经过最慎重和急切的考虑之后，我觉得不能不作出这个消极的结论，我是很抱歉的。”
我答复道：
1942年1月31日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认为除非另有条件（而这些条件不是我的权力所能答应的），便不能帮我们的忙，担任军需部的重任。
以军需大臣为战时内阁的成员，是违反由生产大臣负主管军需品整个部门之责这一政策的，议院最近已经表示对这一政策坚定不移。这样做，也会进一步脱离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在现政府成立的时候和成立以后，舆论对这一点是十分强调的。我们已经从五位成员增加到八位；你如果把驻开罗的国务大臣计算在内，就有九位了。如果［·依·据·职·权］再加上军需大臣，那也就不可能把飞机生产大臣排除在外。如果这两个军需部门的长官列在战时内阁之内，那么也就有必要将它们所供应的作战部门的大臣级长官包括进去。这样一来，一个［小型］战时内阁和一位生产大臣的两个原则都遭受到破坏。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无论下议院或公众都是不会赞成的①。
①“依据职权”字样是我2月9日给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信中加上的。见第69页
你建议我可以时常和你会晤，那是一件乐事。我将随时准备接受你的友好的意见，尽管我过去所要求的是你能作出实际的帮助。也许有一天我总是能够得到的。
事情到这里搁下来了——但只是暂时的。
第五章 内阁的变动
政治上的日益紧张——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健康——我和他的关系——他出任了生产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场——新的权宜之计：下议院领袖——莫因勋爵离开殖民地事务部——2月里的灾难——政府中进一步的变动——比弗布鲁克勋爵2月17日的信——他辞职了——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任生产大臣——新旧的战时内阁——其他大臣的变动——我们会议中的日常工作——我个人的地位——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的来信——我蝉联国防大臣。
信任票不过给人以暂时的慰藉。大难即将临头，我至少已给了充分的警告。到2月间大难果然降临了。同时我觉察到政界中的紧张情况也在增长。有的要求“加强”政府。他们说，“新的血液”应该加进去。现成的、最值得注意的新的血液当然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了。我极不愿意因受外力压迫而作出更动，在信任投票的辩论中，我曾为这件事用过一些强硬的言词。但是过了2月份，要成立生产部看来无论如何要有一次变更，这次变更应该具有内阁改组的性质。新闻部驻在世界许多地区的人员都报导了英国国内的政争会造成莫大的危害。明显得很，对于艰难的、麻烦的人事问题必须立即予以解决。另一方面，成立一个生产部，尽管必须采取温和的办法总比采用激烈的办法好，虽然采用激烈的办法也许是必要的。
当我组织生产部的计划接近完成的时候，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身体正迅速垮下去，我听到了很难过。他开始患严重的气喘症，往往整夜不眠，而只有睡眠才能治好。我从华盛顿回国以后，有天晚上我们在新楼开会，我听见一个持续不断的声音，很不耐烦，突兀地说，“哪一位出去一趟，把猫叫的声音制止住。”大家沉寂下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那位可怜的朋友在气喘啦。我道了歉，事情也就完了，但我之所以旧事重提，因为这可以说明在那些使人疲于奔命的时期的紧张情况，而这又是促进比弗布鲁克行动的原因之一。他真想每晚能花三四小时，在万呎以上的空间飞行，以便减轻由于高度而产生的气喘病。
这种毛病是比弗布鲁克神经衰弱的根源，我只能管它叫神经衰弱。在我们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把他的一次出于感情冲动的辞职打回去了。但是他现在增强了对职务的坦率而强烈的厌倦之意；虽然有一种要求有更广泛更无束缚的权力的心情，内心却盼望从重担和忧虑之中解放出来，在我的同僚中还有许多人也是这么要求的。
有的人没有像我那样知道他在任职期间所作的贡献，不知道他的力量、他的魄力和判断力，就往往不明白他对我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事务中和扫尾工作中有过长期的协作。除了我所十分尊敬但关系一直不算密切的大法官西蒙勋爵之外，比弗布鲁克是跟我一道在前一次斗争中经历了震惊和劳顿的唯一同僚。我们两人在政治上是属于老一辈的。在前些日子的危机和争论中，我们往往站在不同的方面，有时我们还彼此反对得厉害；但总的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关系，这是我的绵延不断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历经宦海浮沉，但是由于私人间的亲密友谊始终不渝，所以这种关系就更加巩固了。在这些暴风骤雨的新的年代里，同一位一向虽没有行政权力而往往能发号施令的人物，谈谈当时的困难和问题，把它们同我们已经克服的或者经历过的事情比较比较，这对我来说，往往是一件乐事。我的其他同僚当年还都是不知名的人士，其中大多数是那些在记忆犹新的过去的日子里驰骋在战场上的年轻军官。
我已经准备就绪，要把一个巨大的新任务交给比弗布鲁克，使他得以充分发挥才能，而容易引起他生气的种种阻碍将减到最低限度。2月4日向议会宣布了成立生产部，任命比弗布鲁克勋爵为生产大臣，他的原有职务由安德鲁·邓肯爵士继任。不过还有一些重要的细节要在幕后安排一下。按照比弗布鲁克的要求并经莱瑟斯勋爵的完全同意，我又把军事运输部并入筹划中的生产部。这本来不在我原来计划之内，但是莱瑟斯勋爵希望跟比弗布鲁克一道工作，并且在他领导之下，他们二人又能非常融洽，因此我觉得进一步的合并是有利的。但是划分责任的每一细节，都像作战一样要经过一番斗争。我的耐心还算不小，可是最后我忍耐到极点了。
丘吉尔先生致比弗布鲁克勋爵 1942年2月10日
我即将在几小时内将白皮书送达议会，兹特寄上校样一份。就我而论，是定稿了。上一个星期，为了作好安排，使你满意，而于公众有益，又为了消除即将同你发生接触的各部门的顾虑，我已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
我敢肯定，承担这一工作，并尽最大的力量把它办成功，这是你的责任，并且你是有充分的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的。我认为，莱瑟斯关于军事运输部对于商船的类型应有有效的发言权的论点，是很有力量的，因为该部是这一问题唯一的权威，而且了解情况。如果，其他一切已经解决之后，你还在这一点上，或者同我为你规划的这一大机构有关的任何其他一点上弄翻了，那么，鉴于我们所处的形势极度危急，牵涉的利害关系又十分广泛，我不得不指出，你会受到国内和美国严厉的批评。因此，我希望你顾全大局，勿使你的国家、你的朋友、特别是你的名誉受到严重的打击。
在这件事上，我将按照计划办理，今日上午提出白皮书，如果，在另一方面，你决定要断绝我们的关系，我将请求议会允许我将我的报告推迟到星期四。这封信是由布里奇斯亲自送给你的，请你托他把回音带给我。
比弗布鲁克勋爵接受了这一决定，明确规定生产部职责的白皮书于是在2月10日由我向议会提出。我向议会里宣读了开头的主要四节：
1．生产大臣是遵照国防大臣和战时内阁的方针对于一切战时生产事宜负主要责任的战时内阁大臣。该大臣执行一切原属生产管理委员会掌管的任务，但有关人力和劳工的事务除外。
2．其任务包括现有生产能力和原料的分配（包括原料进口的安排）、在必要时生产优先权的决定，以及对有关的各部门和分支机构的管辖与领导。
3．尽管本白皮书中有所规定，负责有关生产的部门的各大臣在主管各部时对议会所负的责任，依旧不变；各部的任何大臣级长官，对有关正当履行职责方面的问题，有权向国防大臣或战时内阁申诉。
4．生产大臣又代表战时内阁对在国内和美国所设立的、处理盟国间军需品的分配和原料问题的联合机构，讨论时主持会议。
读到这里，我被霍尔—贝利沙先生打断了话，向我询问，为什么人力和劳工问题不包括在这一建议之中。这当然是牵涉到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势不两立的个人关系，因此我又宣读了另外三节，内容如下：
8．劳工与兵役大臣是战时内阁大臣，将来在战时内阁总的领导之下行使原属生产管理委员会掌管的有关人力和劳工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对武装部队、民防、战时生产和民用工业等方面分配人力资源，并处理生产方面的一般劳工问题。
9．处理对于人力的要求和分配，是劳工与兵役大臣职责的一部分，他有责任对他认为可能更有效地经济使用人力的方针发布指示。为此目的，他的官员得根据需要，有取得人力使用的情报的便利。
10．各生产部门和劳工部之间的一切劳工问题将由劳工大臣和生产大臣或他们所委派的官员商讨解决。这三个供应部门将保留其现有的、独立的劳工组织。
最后，我要求对白皮书进行仔细的研究，对于这一计划给予试行的机会；如有辩论的需要时，我当提供一切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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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正在发展的时候，期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场和态度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他表现出仿佛他有谈话需要发表的样子。他从莫斯科回国之后，作过一次广播，受到欢迎；
因此他受了鼓励，坚持要求新闻大臣进一步给予机会，进行广播演说。2月9日我写信给他，原文如下：
我了解到，你在布里斯托尔答复关于参加政府的问题时说，“你最好去问丘吉尔先生”，或诸如此类的话。在这种情形下，好不好发表你在1月29日的来信和我在31日的复函呢？
我发觉到在第二页上“如果再加上军需大臣在内”这几个字前面，我忘了插入“依据职权”字样。比弗布鲁克当然不是以军需大臣身分参加战时内阁的，而是他在1940年秋季任飞机生产大臣时，由于一般性的理由被指定的。所以我提出要添上这几个字，这不过是想将我的原意说清楚罢了。
依照他的意愿，我没有把函件发表出来，但是在我看来明显得很，他的加入战时内阁是受到普遍欢迎的。既要满足这个需要，又要符合许多有势力的人士方面所表示的同样强烈的愿望，认为战时内阁应当切实减少阁员，所有阁员应当尽可能摆脱各部的行政责任的约束；要两面顾到是不容易的，因此我想出了一个新的权宜之计。
当1940年5月间政府组成时，我担任若干职务又兼下议院议长一职。一切日常工作，由艾德礼先生处理，我只参与无论如何必须处理的重要事务。据我看，斯塔福德爵士有种种的才能足以领导下议院。他是个议员，又是最杰出的辩论家之一。这样的一个任命，加上战时内阁阁员的身分，可以作内阁的发言人，这就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