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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宋齐北魏纷争史版-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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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蹙簟A踉J植宦沼谠诘诙辏簿褪墙驳垡逦跏荒辏ü415年)对司马休之摊牌,将还留在建康的司马休之次子司马文宝、侄子司马文祖一并赐死,自领荆州刺史之职。他把建康的事务都托付给刘穆之,亲自带兵讨伐司马休之。
  司马休之已有防备,他与同样不满刘裕专权的雍州刺史鲁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鲁轨联络,并向朝廷上表列举刘裕的罪状,以荆州兵马对抗刘裕。
  刘裕听说司马休之的参军韩延之是个人才,有心招降,便给他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司马文思的事情,远近所知。我去年把他执送给司马休之,给他留足了面子,而司马休之这个人毫无愧疚之心,此乃天地所不容的。我受命西征,只捉拿他们父子而已。你们这些原先的官员,一概不问罪。当年刘毅的手下帮着刘毅规划谋反,不得善终。如今足下诸位为形势所逼,并不想谋逆,我一向虚怀若谷,敬贤爱才(即“虚怀期物,自有由来”),只望足下能够早日归顺。将来军临城下,刀枪可是不长眼睛,只怕到时不小心伤了足下诸位的性命。足下可将此信给你的同僚看,希望他们也能顺应局势。”
  韩延之不为强势所屈,一封回信慷慨激昂,大骂刘裕无耻,可谓拒降书的经典之作:
  “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恇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辱来疏,始委以谯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即司马休之)体国忠贞,款怀待物。以君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然也!前已表奏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正当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义旗以来,方伯谁敢不先相谘畴,而径表天子,可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诳国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来言‘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虚怀期物,自有由来’矣!刘藩死于阊阖之门,诸葛(即诸葛长民)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诧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臧洪乃是东汉末年名士,因为上司张超复仇起兵,被袁绍所擒,面对袁绍诱降,义正词严,指斥袁绍,兵败被杀。韩延之引用这一典故,也显示其决心)。”
  刘裕碰了一鼻子灰,一个劲地叹息,还让自己的手下都好好阅读这封信,说:“事人当应如此!”
  (韩延之拥帝反刘的彻底,也表现在了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上,他听说刘裕的老爹刘翘字显宗,就把自己的字也改成了显宗,并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韩翘,以示对刘裕的不敬。晋末名士陶渊明有感于韩延之的事迹,也曾在他的《读〈三海经〉》的诗中留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名句。)
  劝降宣告失败,刘裕便以大军强攻,他命参军檀道济和朱龄石的弟弟朱超石率步骑兵从襄阳出发,江夏太守刘虔之屯兵三连(今湖北安陆西),接应檀道济。竟陵的鲁轨突袭刘虔之,将其击杀。刘裕有意提拔自己的女婿徐逵之,让他率领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为前锋,从江夏口(即长江与夏水的汇合处,今湖北监利西)出兵进攻鲁轨,两军在破冢(今湖北江陵东南一带)交战,徐逵之等人战败身亡,只有蒯恩的军队勉强守住。

  十 讨灭宗室(2)

  刘裕的大军抵达了马头(今湖北公安西北),就得到了连败两阵、女婿战死的消息,他勃然大怒,立即指挥诸军渡江,直扑西岸的江陵。这一带的江岸都是数丈高的悬崖峭壁,鲁轨与司马文思领兵四万把守,在悬崖上排下阵势,刘裕的军队根本无法上岸。刘裕披挂整齐,准备亲自登岸,众将苦谏不听,主簿谢晦以死阻拦,才将他劝住。刘裕又强令建武将军胡藩登岸,胡藩用刀尖在峭壁上刺出一个个小的凹槽,正好可以容下脚指,由此一步步往上攀爬(可见胡藩是攀岩运动的早期开拓者)。随后的部众越来越多,跟着他奋勇上岸,与司马文思等人的军队展开肉搏战。荆州的军队没见过如此勇猛的架势,很快被击退。刘裕乘胜猛攻,司马休之的军队溃败,江陵被攻克。司马休之、鲁宗之北逃,并派人向后秦和北魏求救,鲁轨则据守石城(今湖北钟祥),以期作最后一搏,却被刘裕部下赵伦之、沈林子击败。司马休之、鲁宗之两对父子,以及那位誓死反刘的韩延之等一干人只好投奔后秦,宗室司马休之再度被迫离开了故国。
  太尉刘裕取得了权力斗争的最后胜利,他被加封太傅、扬州牧,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最高待遇。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他又被加封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并增加都督南秦州,总共都督的州数达到了二十二个。至此,刘裕已是名义上的“一人之下”,实际上的“万人之上”,可以为所欲为了。

  十一 刘裕的最后一次辉煌(1)

  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后秦的第二代君主姚兴病死,太子姚泓继位,接过了姚兴末年由于统治不力所留下的内外交困的烂摊子。十六国的末期,叛乱与战争比比皆是,只要有利可图,谁都没少干“落井下石”的勾当。后秦西面和北面的邻国西秦和大夏乘着新主登基,都来攻伐,西南的仇池杨氏则猛攻祁山,而后秦境内的各地羌人豪酋也纷纷拥兵叛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孝友宽和”却“无经世之用”的姚泓显然一筹莫展。
  北方各国互相征战已有百年之久,即使从淝水战后前秦分裂算起也已有三十多年,此时形势已渐趋明朗。关东一带只剩下了北魏和北燕两个国家,北魏占据黄河以北的幽、冀、并州以及漠南的大片土地,北燕则只保有幽州的一小部分和平州。如此大的优势下,拓跋嗣自然也不满足于称霸关东,他的势力已经渗入到后秦统治的河南地区,时刻关注中原一带的争夺。
  关中地区还有五个国家,昔日的强国后秦国土日蹙,只控制着关中平原渭水流域的狭长地带,以及关东的洛阳、许昌地区,北面的河套地区虎踞着大夏赫连勃勃的游击队,不断侵扰蚕食后秦边境。西面的凉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依次是西秦、北凉、西凉三个国家,其中西秦在第三代君主乞伏炽磐的经营下,日益强大,也对姚氏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形势如此有利,早有吞并关中、洛阳之志的刘裕当然不会错失良机,何况他还要用关中的土地与羌人的鲜血为自己的篡位添置大礼呢。
  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刘裕决定兴兵伐秦。他封世子刘义符为中军将军,留守建康的太尉府,尚书刘穆之为左仆射,管理京师一带的事务,实际上就是代刘裕本人总揽朝政。他还把左司马徐羡之、左将军朱龄石等亲信安排在京师,以备不测。
  安排好大本营的事宜,刘裕就可以放心地亲率大军北伐了。这一次的北伐准备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充分,刘裕的大体战略规划是,从秦、晋边境的兖州、徐州、荆州等处多点进攻,由东、南两个方向对后秦形成半圆形的合围架势,一举拿下关东地区,继而齐攻潼关。
  晋军共分为五路,由步军、水军两部分组成:第一路为步军前锋,由龙骧将军王镇恶与冠军将军檀道济率领,自淮水、淝水开往许昌、洛阳方向;第二路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领,自襄阳进攻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策应前锋主力;第三路由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率领,自襄阳进攻武关(今陕西商县西南);第四路为水军,由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出石门(今河南荥阳西北),自汴水入黄河,直逼洛阳;第五路也是水军,是由北兖州刺史王仲德统领的前锋诸军,开通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北)入黄河。五路大军并进,气势如虹。刘穆之为王镇恶壮行,对他说:“刘公如今对阁下委以伐秦的重任,阁下可得好好加油啊!”王镇恶慨然发下誓言:“我若不能攻克关中,就再也不渡江回乡!”
  后秦的统治中心在关中,关东地区是姚兴当年乘着东晋内乱夺来的,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兵力相对薄弱。王镇恶与檀道济的这一路进入后秦国境内,所向披靡,连战连捷。秦军毫无抵抗的决心,将领王苟生以漆丘(今河南商丘东北)降王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檀道济。其余要塞守兵,大多望风而降,只有新蔡太守董遵死守,也被檀道济轻松拿下,董遵被虏杀。檀道济继续进兵,攻克许昌,擒获后秦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
  沈林子的一路水军进入黄河后,得到了襄邑(今河南睢县)豪强董神虎的协助,很快就攻克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后秦的兖州刺史韦华只得投降。沈林子又以董神虎擅自回襄邑为名,除掉了董神虎。
  从东面进入黄河的王仲德水军溯河而上,逼近了北魏在河南的据点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北魏的兖州刺史尉建驻扎在这里。姚兴刚刚在头一年把自己的女儿西平公主嫁给了拓跋嗣,秦、魏两国已经结为亲家,换句话说,后秦皇帝姚泓应该叫北魏皇帝拓跋嗣“妹夫”。这样亲密的关系,危难关头怎么着也得拉一把吧,可是尉建却心生胆怯,率众弃城北渡黄河。王仲德又惊又喜,白捡了一座滑台城,虽说是空城,却也足够休养军队了。
  拓跋嗣听闻这个消息,勃然大怒(估计皇后姚氏也吹了不少枕边风),立即派了大将叔孙建、公孙表引军渡河,斩杀尉建,兵临城下,向王仲德喊话,质问他为何入侵魏国。
  王仲德并不慌张,他明白东晋这个时候是不可以与北魏结仇的。他让自己的司马竺和之在城头答道:“我们刘太尉从黄河攻打洛阳,只是想清扫晋室皇陵,并不想入侵魏国。魏军守将自己弃城而去,我们也很意外。王征虏(王仲德)只借城池稍做停留,很快就将西进,不会影响晋、魏两国的友好,你们何必扬旗鸣鼓、耀武扬威呢?”刘裕得知此事也相当重视,亲自写了信函道歉,说自己只想攻打与自己为敌的后秦,向北魏借道而已,没有别的企图。
  原来北魏的军队刚刚平息了上党一带匈奴人的叛乱,也需要进行休整,向晋军问罪更多的是在虚张声势,无意与晋军发生大的冲突。
  再说王镇恶、檀道济的这一路,后秦的阳城、荥阳两城相继投降,王镇恶、檀道济与沈林子合兵一处,进抵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离洛阳已经相当近了。镇守洛阳的是后秦宗室姚洸,他一面向长安方面求援,一面与部下商量对策。宁朔将军赵玄建议集中主力固守金墉(今河南洛阳东北),以待援兵。姚洸却不愿示弱,采取分兵扼守关要,命赵玄率领千余士兵守南面的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广武将军石无讳守东面的巩城(今河南巩县西南)。

  十一 刘裕的最后一次辉煌(2)

  这个决策的错误很快就由于成皋和虎牢的沦陷而显现出来,王镇恶等人长驱而进,与赵玄在柏谷展开大战,赵玄寡不敌众,身披十几处伤口而死,石无讳走到半道,见势不妙,转身就退回了洛阳。姚洸见大势已去,长安的援兵又来不及赶到,便出城投降。檀道济面对被俘的四千余秦军,没有接受手下坑杀降卒的建议(南北朝时期能做这样的好事的也不多了),他说:“伐罪吊民,正在今日。”将被俘的士兵全部释放回原籍。这一行为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后来刘裕丢失了关中,与他大杀姚氏羌人不无关系,但东晋在关东地区的一系列安民的行为,使其保有了后秦在关东的大部分土地以及原先所占据的河南、山东大部,这些都为南北朝初期南方政权的基本疆域奠定了基础)。
  收拾完关东,刘裕有些得意扬扬起来,他派左长史王弘回建康,试探性地向朝廷要求加九锡。留任建康的刘穆之这才完全明白了刘裕的狼子野心,心想自己给做了一辈子后勤工作的上级居然是个想要篡位的逆臣,感到又愧又怕,居然一病不起。(这让人想到曹操手下的谋臣荀彧,同样才能很强,政治立场上呢,说得好听是忠于前朝,说得难听是十分迂腐。在乱世之中,这样的人恐怕是活得最郁闷最痛苦的。)
  晋廷封刘裕为宋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加九锡。刘裕很潇洒地辞而不受,这个时候建康方面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要不要这个名头并不重要。
  这时候后秦再次内乱,没有多少兵力和工夫对付东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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