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伽活佛 作者:佚名-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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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发现一个山上的几十亩地都是红色的，感觉像是种了一片红高梁，一问藏民才知道是经幡。不知是哪个大活佛发了一通愿后种上了一片经幡，成千上万根木杆矗立山头，每一根杆上的旗帜印满了用朱砂写的经文，风一吹来犹如千军万马呼啸着在天地之间播扬佛的声音。
　　还有的是用长长的布条围成一座塔状的经幡塔，像一棵巨大的圣诞树，阳光透过红色的经幡丝丝缕缕射进来，你可以在里面仰望着苍穹。有的塔非常大，直径能有四五十米，中间一根高高的杆子支撑着，起码有十几米，壮观，壮观。有些地方将十几座经幡塔长长地摆了一字长蛇，弯弯曲曲非常漂亮。
　　有一个老喇嘛临死时把他全部的财产拿出来，全做成经幡塔在寺庙的周围飘扬，让那些牧民平时在塔下念经、聊天，据说坐在塔下都有福气。几年以后经幡的颜色慢慢褪去，逐渐凋零，最后归于尘土。
　　关于经幡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传说。古时候有个高僧去印度取经，回来路过一条河，不小心经书被河水打湿了。过了河之后，他在一棵大树底下把经书摊开在地上晾着，然后坐在树底下打坐。很快，他就进入了冥想状态，突然，天空中梵音四起，各种各样的菩萨、佛出现在眼前，他睁开眼睛一看，一阵风把正在晾晒的经书吹到天上，天际间飞舞着经书，树上挂满了经书。喇嘛一下顿悟，原来是佛渡着你到达彼岸，佛说登岸弃法，你达于彼岸了对法都不必执着，一个大彻大悟的人还要经书有什么用啊！
　　这个高僧完成了他的心路历程，顿悟了。于是他仰天大笑，潇洒地抛下满树满天的经书不知所踪。
　　从此悬挂经幡的形式就这样流传下来。
　　有的专家考证，从民俗学的角度上讲，经幡是为了在茫茫的朝佛路上给人以信心，让所有的朝佛者在朝佛路上留下自己的表迹。
　　阿须这种旌旗似的经幡也可能跟康巴人古代好战有关，康巴人在很多山上都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有好多用木头刻的各种各样的兵器，叫小拉康。他们认为这是供奉战神的。康巴人每到山颠都要高声呼喊：“呜——啦索喽！”直译成汉语就是“战神必胜”。
　　康巴人的旌旗、刀枪、兵器特别多，节日的时候每个骑着马的康巴人手里都拿着旗，经幡用旌旗的形式想必也顺理成章。那种塔状的经幡，跟佛塔的形式很相近。佛塔一般是为了昭示高僧大德的业绩，里面往往有他们的舍利子，甚至还有高僧的肉身塔。让你对佛坚信不移。
　　康巴人在历史上就非常剽悍，能征善战。其实达赖喇嘛大西藏的一统思想从来也没有实现过，康巴人相对一直保持独立，以前就有很多土司把康区分成大大小小的领地。
　　德格印经院之所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它保存了藏传佛教的各种经典，不分教派，不像拉萨、日喀则地区，必须严格地按教派一统天下，政教合一。
　　康巴地区信仰噶玛噶举（俗称白教）的比较多。有一种说法，卫藏的菩萨，康巴的汉子，安多的马。安多地区牧场特别好，生活也比较富裕，马匹自然多，卫藏地区的宗教感特别强，康巴地区张扬一种野性，人性。所以关于康巴汉子的传说往往都跟盗马贼、强盗联系在一起。
　　康巴人是很具有美感的部族，而且他们并没有被宗教搞得那么压抑，生活比较放松。他们是天生的流浪汉，天生的到处飘泊，做买卖，基本保持了游牧民族豪放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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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新风〃
…
　　阿须的录像点不仅放枪战片，也开始放毛片了
　　后来，拍纪录片变成了我们去阿须的一个理由，其实拍不拍片已经不太重要了。我们跟那儿各个阶层的人都交了朋友，我们开始熟悉那个社区。
　　在那个领地里面，我们每年回去都要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第一年去只有活佛一家开了一个小商店，1992年以后有了四家，这四家分别是乡长、副乡长、还有一个县上的退休干部，都是权力阶层。换句话说，在阿须他们是首先富起来的带头人。
　　后来变成了七八家、十几家，以至于到现在有二三十家。
　　我们采访了和活佛合作经营小店的人：
　　“你们怎样合作？谁出资金？”
　　“资金吗？资金是活佛出的，我主要是经营。”
　　“那么你们收入是怎么分成的？”
　　“收入一年有一万左右，对半分的。一年结一次账。”
　　“你们的货主要是从成都进还是甘孜进。你们是不是也拿一些虫草、皮子或一些旧东西到成都卖？”
　　“我们从成都进货，也拉一些虫草、兽皮到成都。”
　　有些人成年的在高山上挖虫草，贝母，时间长了会头晕。巴依老爷想了一个招儿，他从朋友那儿搜刮了一大瓶止痛片，然后背着就上山了，一颗止痛片换一根或几根虫草，这样，一大瓶止痛片换了好多虫草。
　　飞速的商业化发展带来了令人惊讶的变化。
　　1993年出现了台球桌子。到了1994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已经有了录像点。1998年像新龙门客栈那样的小饭店已然矗立在阿须的小街上了。
　　康巴汉子们骑着马带着枪在那儿喝大酒，不像以前自己弄瓶酒在草地上喝翻了，自己躺在地上睡一觉完事儿。
　　最有意思的是录像和电视的传播，这些东西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往虽然说有一条路，也有外来者进入，但这些外来者带来的都是些不确定的、远方的信息，电视真是迅速地让你立地成佛，知道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怎么回事，知道汉族人享受了多少的荣华富贵。活佛去内地考察回来以后就跟我探讨，他说：
　　“汉族人生活得太幸福了！他们不知道前辈是怎么样积了德，这辈子才能出生在汉地，才能享受这么多现代化的优越的物质生活，对比藏族来讲，他们简直不知道幸福到哪里去了。”
　　但反过来他又为汉人惋惜，认为他们太不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不知道完善自己的人生和难得的机遇，他们没有好好地修身、修法，去做一些慈善事业。倒反而变得人心很不好。
　　我跟他一通地瞎逗，我说：
　　“那要按你的说法，汉人要是这一世不好好修行，岂不是下一世就要变成藏人？这不太荒唐了吗？”
　　活佛笑了，他没法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藏区是这么纯净如水的地方，藏族简直是应该进天国的民族，这个世界最后一拨好人就是藏族，如果这辈子修行好，下辈子就落得汉人的境地，这真是太说不清了。
　　我跟活佛探讨，这种物质文明迅速的变化会不会让人们想不起宗教，比如说，见到过外面世界的僧侣越来越多，他们会不会受到这个物质世界的诱惑？他跟我说：
　　“诱惑从来都是有的。物质对人的诱惑不是今天才有的，不是现代化程度高了才对人的精神生活有影响。比如说金钱、美女，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对出家人有诱惑的。那为什么宗教还能传播下去呢？佛法是安心的，只要人有生老病死，只要人有精神的需要，佛法就能传下去。金钱并不可怕，本身并没有罪恶。
　　“比如地下有一块金砖放在那里，一个贪婪的人看到时会想到，这会给我带来何等的荣华富贵啊！他会把金砖拿回去。那么一只小狗过来，金砖发出耀眼的光芒，它很喜爱地去舔一舔，哎，很光滑，也很温暖，这时它正好累了，便爬到金砖上躺一躺，睡了一觉，做了一个挺美的梦，它睡醒了，头也不回就走了。出家人对财富就是这样。狗不会说走时我要把金砖带着。”
　　活佛的解释是乐观的，但是，我确实看到的是另外一些不那么乐观的迹象。这时我不禁想起以前我们交往的藏语教师尼玛泽翁的话……
　　阿须的录像点不仅仅放枪战片，也开始放毛片了。在那么边远的草场上居然能看三级片，这对于过着紧张的野外生活的大多数同志们来讲，也还是个小小的娱乐。有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毛片借回来自己在活佛家里看，当然是不让活佛看到了。巴依老爷恶作剧，他把松培拉过来偷偷地看。松培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东西，简直惊呆了，笑得咧着满口的大金牙前仰后合的。最后看完了我们假装进行即兴采访，松培说：
　　“哎！他们那个牦牛的一样，像牦牛一样的姿式。”
…
僧俗之际
…
　　好几个与活佛最近最贴身的喇嘛都还俗了
　　阿须还有很多人是出家以后再还俗做生意的。我们认识一个大铁棒喇嘛，当时是非常漂亮、巨大的康巴汉子。
　　铁棒喇嘛相当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头，是执法者。三年一轮换，而且是要通过民主选举才可以当。我们认识他三年以后，他已经拖着两个鼻涕吱啦的孩子还俗了。找了一个阿佳拉（女人的意思），开了个小卖部，我在他的脸上再也看不到往日的精气神。人有信仰和没信仰完全不一样。看他搂着那两个鼻涕孩儿的时候，不知道是该为他惋惜还是为他高兴。
　　那夫妇俩对孩子特别的喜爱。藏族有个特别好玩的习惯，看到孩子流鼻涕，脸上脏兮兮的样子，他们经常会伸出舌头来叭叭地一舔，舔得干干净净的。那种舐犊之情不是可以用词形容的。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我想起小狗生下来没满月的时候，所有的尿屎都是被妈妈们吃掉的，那种母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回到北京我把这感人的场面跟我老婆说了以后，我老婆说：“你要是羡慕的话，归你舔吧，这福份让给你了。”
　　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好几个与活佛最近最贴身的喇嘛都还俗了，或许因为活佛带他们见了太多的世面，见了太多文明的诱惑。一般来讲，活佛选的跟随他的人都是非常聪明伶俐的，佛法上都是有成就的，可是他们出乎意料地都还俗了。
　　有一个小伙子叫嘎松建才，也是个特别好的小扎巴，他跟着我们到处走，拍了一年多的纪录片。每次去见噶玛巴的时候，他的脸都涨得通红，激动不已，他会把所有的工作都扔下，给噶玛巴叩长头，每次离开噶玛巴房间他都要倒退着走出去，最后双手合十，深情地望一眼屋顶，恋恋不舍离去。那种虔诚简直是骨子里的。
　　我带着他到北京、到成都，我们坐着飞机，他坐在窗口着迷地看着云海，抑制不住地轻轻摇着头，嘴里发出咂咂地声音，表达他内心不可思议的赞叹。这完全是现世成佛，这只能是在他们的传说里才有的情景。这个小伙子后来也还俗了。也倒卖虫草、贝母。
　　特别有意思的是嘎松建才跟他的叔叔共有一个女人。他叔叔有一个女人，但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于是就把还俗的小扎巴接到家里一起住，也跟他的女人一起生活，他们还生下了一个小孩。兄弟俩个共妻、朋友共妻，包括父子、叔侄共妻，在那儿都不算出奇的事情，很正常也很公开。
　　对于这些现象，巴伽活佛几次向我着重强调，其实，90％的扎巴们是坚定不移的，大约也只有10％左右的还俗了。
…
现代人的苦修
…
　　当地干部在完成苦修历程的时候，
　　真是廉洁到催人泪下的地步
　　阿须是乡政府所在地，政府一些最基本的机构，派出所、粮站、县里合作社的分点、卫生所、兽医站都有，后来又有了工商税务这种东西。乡政府管理的范围有方圆近百公里的土地。
　　文化革命期间是藏区教育空前普及的时期。它和内地的文革在表面上正好相反。
　　内地的文革是破坏教育，而那个时期藏区才建立人民公社，各种各样的学校，马背小学、帐篷小学正以破除封建迷信的名义开始兴建。而且当时学校是由公社给工分，政府出津贴，这有点像早年康区的改土归流，把土司的制度改成流官制度。当政府委派官员的制度实行以后，便鼓励康巴人送子女读书，当时政府严令每个家庭都必须送子女读书，结果很多贵族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他们便让奴隶的孩子替自己的子女读书当成支乌拉差，就是苦差，所以康巴人早期一些支过乌拉差的孩子成为后来藏区的一批干部主力军，给共产党做向导。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再也没有以前的吸引力，小孩上学不算工分，政府也不给补贴，孩子们又成了家里放牛放牧很重要的劳动力。学校老师的工资发不下来，学校根本办不下去，基本黄了！
　　草原的教育又开始以寺庙为中心。小孩都送到寺庙也不一定就当扎巴，一家几个孩子同时到寺院受教育，长大了也许会还俗，但是一般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像是必修课。藏区的教育，历史上都是由寺庙来完成的。
　　藏区历史上的天文、医学、文学等等所有成就都出自高僧大德。随着学校和公费医疗机构的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