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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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无数，成了“无”的幽灵。它是“有”的粒子又是“无”的波，可以分别观
测到，但不能同时观测到。它到底是什么，取决于人们的观测手段，取决于人们
要看什么和怎样去看。不难看出，这些说法与佛家论“心”（包括道家论“气”）
不谋而合。人们没有理由不把它看成是一份迟到的检验报告，证实了东土经藏千
百年前的远见。

　　　　佛学是精神学。精神的别名还有真如、元阳、灵魂、良知、心等等。精神是
使人的肌骨血肉得以组织而且能够“活”起来的某种东西，也是人最可以区别于
动物植物的某种东西——所谓人是万物之灵长。但多少年来，很难把精神说清楚。
从佛者大多把精神看成是一种物质，至少是一种人们暂时还难以描述清楚的物质。
如谈阿赖耶识一类时用“流转”、“识浪”等词，似乎在描述水态或气态。这种
看法得到了大量气功现象的呼应。意念就是气，意到气到，可以明明白白在身体
上表现出来，有气脉，有经络，有温度和力度。之所以不能用X　光或电子显微镜
捕捉到它，是因为它可能存在于更高维度的世界里而已。也许只要从量子论再往
前走一步，人们就可以完全把握精神规律，像煎鸡蛋一样控制人心了。

　　　　在这一点上，很多唯物主义者确实是他们的同志，恩格斯就曾坚信，意识最
终是可以用物理和化学方法证明为物质的。

　　　　这些揣度在得到实证之前，即便是一种非常益智的而且有些根据的揣度，似
乎也不宜强加于人。洞悉物质奥秘的最后防线能否突破，全新形态的“物质”能
否被发现，眼下没有十足理由一口说死。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精神只是一种物质
的话，那么就如同鸡蛋，是中性的、物性的、不含情感和价值观的，人人都可以
拥有和运用。这与人类的经验不大符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称所有洋洋得意之
态都是“有精神”，显然将“精神”一词用作中性。但很多时候，人们把蝇营狗
苟者的得意称为“精神堕落”，无意之间给“精神”一词又注入了褒义，为好人
们所专有。提到“精神不灭”，人们只会想起耶稣、穆罕默德、孔子、贝多芬、
哥白尼、谭嗣同、苏东坡、张志新……绝不会将其与贪佞小人联系起来。这样看，
精神又不是人人都可以或者时时都可以拥有的。它可以在人心中浮现（良心发现）
；也可以隐灭（丧失灵魂）。它是意识、思维的价值表现并内含着价值趋力——
趋近慈悲和智慧和美丽，即趋近大我，趋近佛。

　　　　佛的大我品格，与其说是人们的愿望，不如说是一种客观自然。与物理学家
们的还原主义路线不同，心理学和生命学家们当今更多采用整体观。他们突然领
悟：洞并不是空，而是环石的增生物。钢锯不是锯齿，而是多个锯齿组合起来的
增生物。比起单个的蚂蚁来，蚁群更像是一个形状怪异可怖的大生物体，增生了
任何单个蚂蚁都不可能有的智力和机能，足以承担浩大工程的建设（B。戴维斯：
《上帝与新物理学》）。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同理，单个的人如果独居荒
岛或森林，只会退化成为完全的动物。只有组成群类之后，才会诞生精神——它
来自组合、关系，或者叫作场一类不存在于空间的东西。

　　　　这样说意味着，人类的精神或灵魂就只有一个，是整体性的大我，由众生共
有，随处显现，古今仁人智士只是它的亿万化身而已。这也意味着，灵魂确实可
以不死的。不是说每个死者都魂游天际——对于人类这一个大生物体来说，个人
的死亡就如同一个人身上每天都有的细胞陈谢，很难说一一都会留下灵魂。但只
要人类未绝，人类的大心便不会熄灭。个人可以从此大灵大魂中承借来一部分受
用，即所谓“熏习”；也可以发展创造，归还时“其影像直刻入此羯摩（即是灵
魂——引者注）总体之中，永不消灭”。这是梁启超的话，他居然早已想到要把
灵魂看成“总体”。

　　　　精神无形无相，流转于传说、书籍、博物馆、梦幻、电脑以及音乐会。假名
《命运交响曲》时，贝多芬便犹在冥冥间永生，在聆听者的泪光和热血中复活。
这就是整体论必然导致的一种图景，它可以启发我们理解精神的价值趋向性，理
解为何各种神主都有大慈大宥之貌，为何各种心学都会张扬崇高的精神而不会教
唆卑小的精神——如果那也叫“精神”的话。精神既来自整体，必然向心于整体，
向心于整体的福祉，成为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

　　　　因此，“个人”的概念之外，还应该有个“群人”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来
说，所谓入魔，就是个人性浮现，只执利己、乐己、安己之心，难免狭促焦躁；
所谓成佛，则是群人性浮现，利己利人、乐己乐人、安己安人，当下顿入物我一
体善恶两消通今古纳天地的妙湛圆明境界。作为这种说法的进一步联想：还原论
的精神，是分割化的微粒，是一种物料，可以被人私取，容易诱致个人的囿闭；
整体论的精神，则是合和性的关系，是一种动量，只能参汇融与，总是激发着与
天下万物感同身受的群人胸怀。

　　　　精神之谜远未破底。只是到目前为止，它可能是这样一个东西，既是还原论
的也是整体论的，是佛和魔两面一体的东西，大我与小我都交结其中的东西。汉
语中的“东西”真是一个好词。既东又西，对立统一，永远给我们具体辩证的暗
示。

　　　　/*　38　*/第二部分佛魔一念间（4　）

　　　　六

　　　　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坦山和尚与一个小和尚在路上走着，看见一个
女子过不了河。坦山把她抱过去了。小和尚后来忍不住问：你不是说出家人不能
近女色吗？怎么刚才要那样做呢？坦山说：哦，你是说那个女人吗？我早把她放
下了，你还把她一直抱着。小和尚听了以后，大愧。

　　　　事情就是这样。同是一个事物，看的角度不同，可以正邪迥异。同样一件事
情，做的心态不同，也势必佛魔殊分。求“术”和求“道”都可以成佛，也都可
以入魔，差别仅在一念，迷悟由人，自我立法，寸心所知。佛说“方便多门”，
其实迷妄亦多门。佛从来不能教给人们一定之规——绝不像傻瓜照相机的说明书
一样，越来越简单，一看便知照做就行。

　　　　世界上最精微最圆通最接近终极的哲学，往往是最缺乏操作定规且最容易用
错的哲学，一旦让它从经院走入社会，风险总是影随着公益，令有识之士感情非
常复杂。而且从根本上说，连谈一谈它都是让人踌躇的。精神几乎不应是一种什
么观念什么理论，更不是一些什么术语——不管是用佛学的符号系统还是用其他
学派的符号系统。这些充其量只是谈论精神时一些临时借口，无须固守和留恋，
无须有什么仇异和独尊，否则就必是来路不正居心不端。禅宗是明白“观念非精
神”的，所以从来慎言，在重视观念的同时，又不把观念革新观念深化之类壮举
太当回事。所谓“不立文字”，“随说随扫”，“说出来的不是禅”。《金刚经
》警示后人：谁要以为我说了法，便是谤我。《五灯会元》中的佛对阿难说：我
说的每一字都是法，我说的每一字都不是法。而药山禅师则干脆在开坛说法时一
字不说，只是沉默。他们都深明理论的局限，理智一旦想接近终点就不得不中断
和消毁，这实在使人痛苦。

　　　　但不可言的佛毕竟一直被言着，而且不同程度地逐渐渗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每一个细胞。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一轮新的佛学热在中国知识界出现，倾心或倾
心过佛学的文化人，是一长串触目的名单：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章太炎、
欧阳竟无、杨度……一时卷帙浩繁，同道蜂起，高论盈庭，这种鼎盛非常的景观，
直到后来“神镜（照相机）”和“自来火（电）”所代表的现代化浪潮排空而来，
直到后来内乱外侮的烽烟在地平线上隆隆升起，才悄然止息。一下就沉寂了将近
百年。

　　　　又一个世纪之交悄悄来临了。何士光承接先学，志在传灯，以《如是我闻》
凡三十多万字，经历了一次直指人心的英勇长旅。其中不论是明心启智的创识，
还是一些尚可补充和商讨的空间，都使我一时抓脑搔腮兴致生焉。我与何士光在
北京见过面，但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我只知道他是小说家，贵州人，似乎住在
遥远的一座青砖楼房里。我知道那里多石头，也多雨。

　　　　最初发表于1994年《读书》，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已译成英文。

　　　　/*　39　*/第二部分完美的假定（1　）

　　　　初读吉拉斯的时候，我还不大能接受他的奇异。再读吉拉斯的时候，又觉得
他的理论深度和广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
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
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

　　　　一

　　　　回顾一下三十年代，也许会使现在很多人大为惊讶。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
色三十年代”，批判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
卫队员，不会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
一般上流开明人物的思想时尚。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
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坐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布莱希特、A。勃勒东、
阿拉贡、加缪、德莱塞、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
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
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记录。

　　　　六十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中国“文革”不用说，法国的“红
五月”也惊天动地，小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勃列日涅夫在苏
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
令部。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
民族，竞相把“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当作救国的良方。不仅是格瓦拉、德钦
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
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像和传说。

　　　　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

　　　　同样并不遥远的，是潮起潮落，每一次左向的转折之后，都似乎紧接着向右
的反复和循环。左派的理想，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特定含义：国有化，计划经
济，阶级斗争，均贫富，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等，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宠，在
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

　　　　变化周期似乎总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间。

　　　　三十年代以后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变，南斯拉夫的半自由化转向，中国
的夏季鸣放和庐山诤谏，苏共的二十大反“左”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解冻”，
欧美各个共产党的纷纷萎缩或溃散，加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插曲。对于
左翼阵营来说，一个云雾低迷和寒气暗生之秋已经来临。红色政权即便可以用武
装平息内乱，用政治高压给经济运行的钟表再紧一把发条，但发条上得再紧，很
多零件已经出现的锈蚀和裂痕却没法消除，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强。

　　　　六十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沉重地偏移。共产主义的
行情走低，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间，柏林墙推倒了，革命导师的塑像锯
倒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贫穷而愤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投奔
西方，寻找面包、暖气、摇滚乐、丰田汽车、言论自由、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
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热泪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经成了十恶不
赦的贬词。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历深表忏悔和羞愧，
至少也是闪烁其词，或者三缄其口。相反，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的管理体制和技
术成就，重新认识和评价个人主义之类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全球性知识界的流行
话题，成了现代人开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经“化”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彻底，撒切尔主
义和里根主义接连出台，向自家园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