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死囚写遗书-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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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账上还有六块多钱，请你转告管教干部，麻烦他们给我爷爷寄回去。”他的泪水哗一下涌了出来，“唉，爷爷，今后还有谁给你寄钱啊？”
我轻轻地抱住他，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许久，我松开手，含着眼泪说道：“古均，你犯的是死罪，罪不可恕，该杀。”我又说，“明天上午上路，你好好走，走好今生今世最后一步路，来世重新做你爷爷的好孙子。”
那种在现代都市里几乎绝迹了的竹哨，或许可以称作乐器，它产自广袤的乡村那些满山翠色的竹林里。它的清音应该属于那些在开满野花的田园上空飞翔、在青山姿影的裙钗间啁啾的各色鸟儿们……那么，当一只黑色猎枪从竹林深处瞄向半空中自由盘旋的小鸟儿时，竹哨的声音还会清越盈耳吗？
次日上午，死囚龙树、古均被执行了枪决。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1）
这是一则关于“酷”的故事。
在叙述这个故事以前，我先要提到一种人：形象代表。顾名思义，形象代表一般是指那些社会名流或俊男靓女们代表某一类组织光芒四射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的形象。
形象代表的最终目的是创收。
1 初恋时代的“匪”气
这个光芒四射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深圳，但是，这个幸福而哀伤的故事源头却要从1973年说起。
1973年2月11日，刘原出生在四川省璧山县（现重庆市璧山县）一个叫云周的小村庄。就在这天，离云周村不远的另一户农家院坝上，几株蜡梅绽开了花蕾，在如丝如缕的花香中，农舍里响起一位女婴的啼哭……没有多少文化的父母在蜡梅花香的启发下，居然给女儿取了一个如诗如歌的名字：香梅。
这是平淡而又平静的1973年的冬天，一男一女原本互不关联的两个新生命呱呱坠地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俩的命运会在将来非凡地光芒四射起来。
日子就像那几株蜡梅树一样花开花落，到1986年的冬天，已经十三岁的香梅虽然两只手掌因做农活而磨出了趼子，然而青春的花季一如蜡梅花一样散发出隐约的幽香。在这个冬天的璧山县城，在节假日里，香梅成了一位卖花姑娘——她将院坝里的蜡梅花枝剪下来，卖给城里爱花的人。问题是，买蜡梅花的多是女人，“赏”她这朵“花”的却是县城里的几位二流子。就在香梅惊恐莫名时，一位年少男孩奋不顾身地冲上前，两只小手握住一根木棒，拼命地将香梅护出了璧山县城。年少男孩的脸上，留下了几丝器械打击的伤痕。
那位年少男孩就是刘原。
刘原保护她的理由很简单：“我认识你。”
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一位乡间十三岁小男孩英雄救美的单纯动机，但他疯狂般的勇敢举动却从此感动着一位十三岁少女的心房。
就在这年初夏，十三岁的刘原因犯盗窃罪被“少管”两年。等他“少管”结束回到乡间时，童年时的伙伴对他退避三舍，就连成年人也用怪怪的眼神警惕着他。
可是，在乡间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旁，身背猪草背篼的香梅将双脚浸到溪水里，砰砰地溅着水花，热情地招呼着他：“刘哥，你不要再偷东西了吧。”
很遗憾，1990年，年仅十七岁的刘原第二次因犯盗窃罪被“劳教”两年。等他出来时，乡间早已盛传他的恶名了。每当他从一户农舍边走过，屋子里很快就会跑出人，无比警惕地盯住他，或黄或白的家犬则读懂主人的眼神，恶狠狠地朝他狂吠。不经意间，他闻到了幽幽的花香，还没等他看清花香的来路，一位老人砰一声关上院门。然而，仅仅隔了几秒钟，院门又吱呀一声打开了。刘原眼前一亮，十七岁的香梅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蜡梅花站到门口。当一瞬间的“亮色”闪过后，刘原羞愧地埋下头，转身就走。
“既然已经走到屋门口，”香梅喊道，“为什么不进院子坐一会儿？”
当刘原忐忑不安地坐到院坝里时，他看到早先关门的老人——香梅的祖母一脸冰霜地望着他。等香梅给老人介绍这位就是若干年前在璧山县城救她一命的刘原时，老人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急忙化了一碗白糖开水捧给刘原，说道：“年轻人，今后走正路就好了。”
不能说刘原天生就带着宿命的原罪，但一个人要改掉往日的生活轨迹确实很难。1991年，年仅十八岁的刘原第三次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等到他出狱时，已经是1992年12月了。在办理刑满释放证明手续的那天，管教干部将一封香梅寄来的信交给他，语重心长地说：“刘原，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啊！再走回头路，对不起我们不要紧，关键是对不起你的女朋友……”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能用世俗的生活常规去解释的事情。香梅对刘原的爱情是在他已经入狱后通过书信表白的，这完全出乎刘原的意外。作为囚犯，他完全能够想象一位乡间十八岁的少女要作出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仅仅用感动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当刘原双手捧过那封信时，他猛然间跪倒在管教干部面前，声泪俱下地说：“我刘原再走回头路，猪狗不如。”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2）
他在璧山县城下了车，怀揣着两年来香梅写给他的十多封信，以一种近乡情更怯的复杂心情踏上了返家的山区公路。一会儿，前方出现一个红点，很快，一位红衣少女在1992年12月一个阴云低沉的下午如同一团喜气洋洋的红云扑到他的面前。
香梅接他回归了。
香梅将一支蜡梅递到刘原手里。那枝看似焦枯的树枝上绽放着一串嫩黄色的蜡梅花。香梅抢过刘原的行李，轻轻推了他一下，说：“我前几天接到你即将下山的信……走，回家吧！”
是的，香梅说的是：“走，回家吧！”
刘原的两眼立刻蓄满了泪水，他急忙举起那枝蜡梅挡到眼前，两串泪珠仿佛立刻爬满了那枝蜡梅花串。想了许久，他竟然哽咽着说：“走，回家吧。”
如果说逝水流年会在一个人的身上刻下某种岁月痕迹的话，那么，频频进出牢门的刘原，高墙与铁窗又在他身上刻下了什么呢？不到二十岁的刘原，却前前后后有了近七年的牢狱生活。七年，对任何人来说都绝非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生命数字。问题是，坐牢不要“命”，要“命”的是七年的牢狱标志无影无形地烙到他的“气质”里，言谈举止间，一股若隐若现的“匪”气便从他满身的青春朝气间泄漏出来；更要“命”的是，这股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凸现出来的“匪”气，吓倒了许多准备雇他的老板。谁愿意雇佣一个使自己整天提心吊胆的“匪”气人物作雇工呢？
从1992年12月到1993年3月间，刘原和香梅都在各自与命运进行着抗争。刘原这一方，除了往日盗窃团伙的师兄师弟不断上门邀请他重新出山外，没有任何做正常生意的人愿意雇他；香梅这一方呢？除了忍受世俗的偏见，社会的压力，还要不断地说服家里人接受一个“劳改犯女婿”。到1993年春天时，两人都已经精疲力竭了。
在一个油菜花飘香的下午，在遭受了又一次“失业”打击后，刘原一只手牵起香梅，仰望天宇深处无限温情的艳阳，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无可奈何地说：“香梅，看来，我在家乡立不住脚了。我准备到深圳打工。”
香梅听别人说过，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在特区，人们只认钱，没有谁关心你的过去。她担心地说：“我怕你……”
刘原知道香梅担心什么。他一把抱住香梅，郑重地说：“我从山上（监狱）下来时，给政府（管教干部）发过誓，今生今世再走老路，猪狗不如。”
香梅还担心，深圳美女如云，诱惑太多。她说：“那里的女人比我洋气……”
话未说完，她的嘴唇立刻被刘原轻轻地捂住了。这位二十岁的乡村少女，看到面前这位虽然同样只有二十岁但却有了近七年牢狱生涯的男青年满脸都是泪水。一刹那，她打定主意：决定把自己献给对方，跟随对方走遍天涯海角。当几只蜜蜂嗡嗡嗡地赶到油菜花丛中为他俩寂寞的婚礼贺喜时，他俩怀着战栗的喜悦蹚过了人生某一阶段的河流。
性爱是男人走向成熟的最明显的标志。当刘原抱着香梅走出蜜蜂嗡嗡叫着的油菜花丛的时候，他忽然间觉得自己“懂事”了。
1993年3月中旬，刘原和香梅比翼向着南方那处特区飞去。他们只是一对单纯的农村小青年，尽管刘原已经有了七年的牢狱生活。二十岁的“懂了事”的男人只想找一个没有人关心他“匪”气的地方，不再回头走老路，平凡而忠实地生活。
2 特区大街上的“匪”气
没有高学历、没有工作经验、没有一技之长……除了两副年轻的身体便剩下同样年轻的两颗心。在深圳这样一座人才济济的特区城市，在求职路上，刘原和香梅碰得鼻青脸肿是很正常的事。
就在他俩心中的失望感越来越强时，不期然间，幸运降临了。
为他俩带来好运的，便是一枝蜡梅花。
1993年3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刘原穿着一身牛仔装，牵起同样一身牛仔装打扮的香梅，又一次踏上了求职之路。他们路过一家花店，一个眼熟的东西恍惚晃过刘原的眼帘。他回转身，看到花店大堂中的一个大瓷瓶中插着一树蜡梅，嫩黄色的梅花正怒放着。他吃惊地对身边的香梅说：“这个季节，哪里还有蜡梅花？”边说边走进花店仔细一看，终于发现是仿真的塑胶梅花树，他抽出一支，笑嘻嘻地说，“太太，送给你。”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3）
香梅欣喜地将蜡梅花凑到鼻孔前闻了闻，旋即摇摇头，说：“香味是假的。”她将蜡梅放回瓷瓶，“再过几天找不到工作，饭都没得吃，省点钱吧。”
香梅的话音刚落，花店老板立刻双眼发亮，他问刘原：“二位在找工作吗？”
刘原点点头。
原来，坐落在花店对面那幢大厦里的某咨询公司刚打电话订了一个花篮，需要立刻送去，不巧的是，花店里的雇工送花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就在老板心里着急时，忽然听到了香梅的话。
香梅问道：“老板，你这里需要小工吗？”
花店老板没有回答香梅的问话。他先是摸出十元钱拍到刘原手里，继而找出一张名片交到香梅手中，然后指着大街对面那幢大楼顶端，说道：“把花篮交给名片上这个人。”他笑了笑，“不到十分钟，你们二人就挣我十元钱。”等刘原抱起花篮刚要出门时，花店老板一阵心血来潮，从瓷瓶里抽出一枝塑胶蜡梅花递给香梅，大方地说，“小姐，送给你啦。”
按照名片上的地址，他俩来到深圳某大厦，乘电梯上到十五层，找到那家咨询公司。这是1993年3月下旬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没有任何前兆表明他俩的命运将在这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送完花篮，他俩开始穿过铺着红地毯的长长的过道往电梯口走去。这个后来成为“经典”的光芒四射的情节就是此时此地的原创：刘原的左手牵起香梅的一只手，右手则扯起牛仔衣的衣领遮住嘴角；香梅的右手虽然握在刘原手里，左手则将那枝蜡梅花调皮地挡到下颌前。天哪，在1993年3月下旬的某天上午，在深圳某大厦十五层的红地毯上，在那些进进出出的或高贵或洋气的白领人员中，一个“匪”气横溢的男青年手牵着一个满身流淌着乡村风韵的女青年。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协调的情景。
但是，这个不协调的情景却使一个站在过道边正用手机通话的中年男人目瞪口呆。待两人的身影消失在电梯间后，他才猛然回过神来，旋即兴奋地大喝一声：“奇迹出现了。”
刘原手牵着香梅，重新汇入深圳人匆匆的脚步中。他俩一边走一边观察着那些贴到街边墙上的招聘广告。每一条用工信息都要求大学专科以上。看完广告，刘原又疑惑地望着满街如织的人流，心想，难道这些人全都是大学生？求知的种子就在这时候植入他的心田。他想，等将来我有了钱，一定要去上大学。
离他俩不远的地方，一辆白色的微型面包车不远不近地跟踪着他们，车里坐着好几个人，几个圆圆的黑色镜头一会儿伸出一会儿收起。尽管刘原有过七年的牢狱生涯，但一个乡间小偷的鸡鸣狗盗般的经验在繁华的特区，如一块冰砖扔到南国灼热的阳光下，很快融化了。
整整一天，他和香梅都没发现那辆监视他们的面包车。
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当天晚上，录有他们行踪的影带、照片会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