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具〔英〕培根-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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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工 具１６
力“
，这话是一点也不假的。 如果是那样，就把关于上帝意志的消息和关于上帝权力的思量二者配在一起而融为一个不可分解的结合体了。 可是就现状说来，那在人心方面具有最大威力的宗教既经由于一些人的粗陋和狂热而被拉来参加反对自然哲学，那么自然哲学的生长之遭受阻遏自是不用惊奇的了。
九○
再说，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个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相背离的。 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排定得如此严整，使得任何人都难在这常经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若有一二人竟有勇气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必须是全由自己独做其事，不能得到有人相伴之益。 而如果他们对此也能忍受下去，他们又会认为自己的这种努力和气魄对于自己的前程却是很大的障碍。 因为在这些地方，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著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不同的意见，就会径直被认为倡乱者和革新家。 其实，在国事和方术之间分明是有不小区别的；由新运动而来的危险与由新见解而来的危险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国事的方面，即使是旨在改善的变革也是不被信任的，因为这总会动摇那业经确立的东西；因为这一方面的事情是依靠于权威、同意、信誉和意见，而不依靠于论证。 而方术和科学则应该如矿穴一样，从四面八方听到新事功和新进步的喧闹的声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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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事情尽管在正当理性上说来是应如此，在实践上做的却并非这样。 上述关于管理和管制学术各点，对科学的进步是加上了一道严厉的限制。
九一
进一步说，即使妒嫉消除了，只要人们在科学园地中的努力和劳动得不到报酬，那仍然是大大阻遏科学的成长的。现在的情况是耕耘科学和酬报科学两事不降在同一人身上。 科学的成长是出于伟大的才智之士，对科学的奖品和报酬则把管在一般人民或大人物之手，而他们除极少数以外是连中等学问都没有的。 而且，这类的进步不止得不到奖品和实在的利益，就是连舆情赞扬都博不到。 因为这种事情高于人们的一般水平，为他们所不能接受，而反要被舆论的狂风所扑倒、所扑灭。 如此说来，一个事物不被人尊崇就不会兴旺，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九二
可是，对于科学的进展以及对于科学当中新事业和新职务的承担方面的远远比上述诸点的最大障碍还在于这一点，就是人们对那些事感到绝望并认为不可能。 聪明的和严肃的人在这些事情方面往往是全无信心，他们总是要想到自然之难知，生命之短促，感官之富于欺诈性，判断之微弱无力，实验之难于进行，以及类此等等；从而就认为在世界悠悠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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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和年代中，科学自有其来潮和退潮，一时生长和繁荣，一时又干枯和衰落，而在达到某一点和某一情况时就不能再进一步了。 因此，假如有人所信或所许有过于此，他们就认为这是出于无羁勒的和未成熟的心灵，而且认为这类尝试总是开始时很顺，走下去困难，而终于陷入混乱。 现今，正因这些思想是自然地投合于持重而善判断的人们，所以我们就更须好好地注意，切切不可被那种对于最美最精的对象的爱好之情所吸引，以致松弛了或减低了我们判断的严肃性；我们必须谨慎地考察究竟有什么足资鼓励我们的东西现出曙光以及出现在哪一部位；我们并必须撇开那些飘风般的、比较轻浮的希望来彻底筛检那些提供较大稳定性和较大恒常性的希望。 不仅如此，我们还仿效那种老成谋国的智虑，其规则就是对于人事不予信赖，并且就比较不利之处去作估计。于是我就必须论到希望一事，尤其因为我不是许愿大家，既不愿强制也不想困缚人们的判断，而要拉着手引导他们兴高彩烈地行进。 虽然说，要鼓动人们的希望心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带到特殊的东西上去，尤其是带到我在“发现表”中所类编和排列出的那些特别的东西（一部分见于《复兴论》的第二部，大部分见于其第四部）上去，因为这已不只是就事物的许愿而径是事物自身。 但为“事缓则圆”起见，我仍将按照我的计划先为人们作心理准备，而在这项预备当中，灌注希望才是一个非不重要的部分。 因为如果不灌注希望，则其余一切只将反倒令人忧愁（由于给予人们一种看法，比他们现所保有的看法把事物看得更糟和更加轻蔑，并且使得他们更加完全地感到和知道他们自己处境的不快）
，而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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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人们的活跃或者激发他们的努力去从事于尝试。因此，我合当把我的一些构想宣布和提示出来，这足以表明我们有理由对这种事情怀抱渴求。 这正是和哥仑布（Ｃｏｌｕｍｂｕｓ）的做法一样，他在进行横渡大西洋的惊人壮游之前就先说明他所以坚信必能于已知地域以外发现新陆地和新大洲的种种理由，这些理由起初虽遭拒绝，其后终为经验所证明，而且成为许多伟大业绩的前因和开始。
九三
事端出于上帝：我们手中的这个任务上面既这样猛烈地印有善的特性，可见分明是从上帝那里发出，因为上帝才正是善的元宰，光的父亲。 我们又知道，在神的动作当中，即使是最小的开端也必走到它的结局。 并且，正如人们涉及精神的事物所说，“上帝的统治行于不知不觉之中”
，在上帝一切更大的工作当中也是这样；一切都平滑地、无声地流过，而工作在人们未觉其开始之前就在顺利进行。 在这里，我们还不可忘记但以理（Ｄａｎｉｅｌ）关于世界最后一些阶段的一件预示，那就是说：“许多人将来来往往，而知识将增加起来”。
这明白地暗示出来，世界的全部通行（这一点现在似乎已由这样多的远程航行来完成了，或正在完成过程中）和科学的向前发展这两件事乃是被认运，也即被上帝所命定要在同一时期之中碰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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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其次，还要提到一点极其重要的情由作为关于希望的一个论据。 这论据是就过去的谬误和至今所踏过的道路思想而得出的。 从前曾有人对于一个管理不智的政府提出检讨，说得是对极了：“大凡就着过去说来是最坏的事情，对于未来说来都应当看作是最好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确已做尽你的职务所要求的一切，但是事情仍然并不见好，那么，连可能进一步改善的希望在你都是没有的了。 但现在是，你的许多不幸之事并非由于环境的力量所使然，而是出于你自己的谬误，那么，你就可以希望，一经消除或改正了这些错误，便会做出一番大革新来”。同样，在发现和培养科学方面，人们在如此漫长的岁月历程中，假如是已经走了正确的道路而还未能有所发展，那么，向前进展仍是属可能之说无疑可算是大胆而轻率的。 但是如果是道路根本就走错了，而人们的劳力是花费在不当的对象上的，那么，这说明为难之处并非起于事物本身——那就不在我们的权力之内——而是系出于人的理解力以及理解力的使用和应用——这却是大有补救和医治之余地的。所以，把这些错误指陈出来，这会有很大的用处。因为，这同一原因在过去所造成的阻碍有多少，对将来给希望所提供的论据也就会有多少。 关于这些错误，即使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一部分，我认为在这里还应当用简单明白的话语再把它们表述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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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 实验家象蚂蚁，只是会采摄和使用；推论家象蜘蛛，只是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纲。 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不是完全或主要依赖心的能力，也不是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置于理解力之中。 这样看来，要把这两种机能，即实验的和理性的这两种机能，更加紧密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至今还未做到的）
，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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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全单纯的自然哲学，所有的都是被点染过的并被败坏了的：在亚里斯多德学派那里，它是被逻辑所点染和所败坏；在柏拉图学派那里，它是被自然神学所点染所败坏；在后期新柏拉图学派，如扑罗克拉斯（Ｐｒｏｃｌｕｓ）
及其他诸人那里，它又是被数学——那是只是图赋给自然哲学以确切性，而并不图生发它或产生它——所点染所败坏。 如果有一个纯而不杂的自然哲学，则较好的事物是可以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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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我们至今还不曾遇到一个心志坚定的人能毅然决然扫荡一切陈旧学说和普通概念，并且以由此而致的公正平匀的理解力去对特别的东西作些崭新的考查。 由于这样，所以象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类知识还只是杂七杂八、编列未当的一堆，其中包含着许多轻信和偶然事项，也包含着我们一起开始时所吸取得的一些不成熟概念。现在，如有年龄成熟、感官健全、心灵纯净的人投身于经验和特殊的东西而从头做起，那么较好的希望是可以寄托在他身上的。 在这点上，我以和亚力山大大帝的命运相同的命运期待于我自己；希望人们不要在未听完以前遂以虚妄见责，因为我所想说的意思正是趋向于驱除一切虚妄的。 至于亚力山大及其事业，伊斯金尼斯（Ａｅｓｃｈｉｎｅｓ）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诚然，我们不过那‘与草木同朽’的人们的生活；我们是为着这一目的而生的，就是要使后世之人可以来谈论我们的奇迹”
，这句话意味着亚力山大所做的事在他看来是十分奇特的。 而在后一年代，李维亚斯（ＴｉｔｕｓＬｉｖｉｕｓ）对这事情又有较好和较深刻的见解，他实际是说，亚力山大“所做的不过只是鼓起勇气来蔑视那些虚假的可畏现象罢了”。我想，与这相似的结论也会由后世之人加到我自己身上，就是说：我并不曾做出什么伟大的事，只不过把被认为伟大的事认为较小一些罢了。 同时，我还要说，正如我所已经说过，除非有科学的新生，希望是没有的。 而所说科学的新生则是把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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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上有规则地提高起来并再建造起来，这一工作，没有人（我想）会说是已经有人做过或者想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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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到经验的根据——因为我们总是要回到经验来的——，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不是还没有根据，就是只有极其薄弱的根据。 还不曾有人去做过搜索工作，去收集起一堆在数量上、种类上和确实性上，足够的、关于个别事物的观察，或者采用其它任何适当的方法来指导理解力。与此相反，有学问的人们，但亦是轻忽而又懒惰的人们，在建立或证实他们的哲学时，却是采用了某些无稽的谣传，含糊的流言，或者经验的一些假态，并赋予它们以合法证据的重量。 比如一个国家指挥百僚，解决庶政，不以大使和可靠使者的书札报告为凭，却是以街谈巷议为据，现在在哲学当中处理对经验的关系时所采用的办法就正是这样。 现在在自然历史中找不出一个事物是适当地考察过，证明过，算过，衡过或量过的。当然，凡在观察中是粗疏模糊的东西在指教时就一定是欺罔和无信的。 有人或者认为我这话说得很怪，而且近乎于不公平的责备，因为他看到亚里斯多德以如此伟大之身，得如此伟大君王财富之助，已经纂成一部如此精确的动物史；而继起的人们又用更大的辛勤，也以较少的矫饰，做了很多的补充；而且此外还有别人对于金属、植物以及化石也做出了富裕的历史和叙述。 如果有人要这样想，那他似乎没有正确地领会到我们现在要干的是什么。 须知，为作自然史而作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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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史与那种为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