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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新工具〔英〕培根-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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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点是那种初看似觉奇特难信的情况所以存在的原因。 指出迹象就能酝酿人们的同意;说明原因就能免除人们的惊奇:这两件事都大有助于从理解力当中根绝假象的工作,使这工作比较容易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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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柔和一些。

    七一

    我们所有的科学大部分来自希腊人。 罗马的、阿拉伯的或后来的作者们所加入的东西是不多的,也没有多大重要性;而且不论所增加的是什么,也是以希腊人的发现为基础。 现在看,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颇耽溺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违反的一种智慧。 这样看起来,诡辩家这一名称,虽然为那些愿被认作哲学家的人们蔑视地抛回而转敬给古代修辞学者高嘉斯(Gor-gias)

    、蒲鲁台高拉斯、喜庇亚斯和普拉斯(Polus)

    等人,实也大可适用于这类人全体,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齐诺(Zeno)

    、伊壁鸠鲁(Epicurus)

    、笛欧弗拉斯塔斯(Theophrastus)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克里喜伯斯(Chrysipus)

    、卡尼底斯(Carneades)以及余人在内。 这两群人的相异之处仅仅在:前者是漫游的、图利的,往来于各城市之间,挂出他们的智慧来出售,并且收取价钱;而后者却高自位置,表现尊严,有固定的寓所,开设学校来讲授他们的哲学而并不收取报酬。 这两种人在其他方面虽不等同,却同是论道式的,同是把事情搞成争辩,同是树立哲学宗派以至异端邪说而为之哄斗;所以他们的学说大部分只是(如戴昂尼夏斯〔Dionysius〕对柏拉图讥笑得很对的说法)

    “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可是较早的希腊哲学家们,如安庇多克里斯、安那撒格拉斯、刘开帕斯、德谟克利塔斯、帕米尼底斯、赫拉克利泰、忍诺芬尼斯(Xeno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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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

    、弗罗劳斯(Philolaus)以及其余的人(至于毕达哥拉斯,我把他当作一个神秘主义者置而不论)

    ,就我们所知,则都没有开设学校;而是较沉默地、较严肃地和较单纯地——也就是说,带有较少的虚矫和炫示的意味——投身于对真理的审究。正因为如此,所以按我看来他们也是比较成功的;不过他们的事功却在时间进程中被那些有较多东西来迎合流俗能力和嗜好的琐屑之辈所掩蔽了:时间有如河水,总是把轻的、虚胀的东西流传给我们而任凭有分量的东西沉没下去。但尽管这样,他们也仍未能完全避免他们民族的通病,他们还是过多地倾倒于野心和虚荣,要建立宗派以哗众取宠。 而真理的审究如竟歪到这类细事方面去,那就不能不令人绝望了。这里还有一层也不可略而不论,那就是如埃及僧侣给希腊人下的考语,或不如说是一种预言,所说:“他们永远是孩子,既无知识之古,也无古之知识”。真的,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可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 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流和产地看到的那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

    七二

    时间和年代的特性也不比国度和民族的特性作出较好的迹象。 因为在那个时期,人们不论对于时间或地方都仅有一种狭窄而贫弱的知识,这乃是最坏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把一切寄托在经验的人们。 回顾至千年以上,他们就没有配称为历史的历史,而只有一些古代的寓言和传闻。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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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世界的方域和地区,他们则只是知道一小部分;他们笼统地把一切在北方的人都叫做塞西人(Scythians)

    ,把一切在西方的人都称为塞尔特人(Celts)

    ;他们对于非洲地区南至伊西奥庇亚(Aethiopia)

    以外,对于亚洲东至恒河(Ganges)

    以外,就一无所知;关于新世界各地,他们所知的就更少了,甚至在道听途说中或较有根据的传闻中都不曾听到过;除此外,世界上有多种气候和地带,有无数民族呼吸生活于其中,这在他们竟称为是不可居的;至于象德谟克利塔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诸人的游历,实际不过是一种郊外散步,说不上什么长程旅行,可是在他们却作为壮举来讨论了。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新世界的许多部分以及旧世界的各地方的界限都是已经知道的了,我们的经验库藏也增加到无限的数量。这样说来,如果我们(象占星家一样)从那些哲学体系的出生年月抽出一些迹象,那对于它们是推算不出什么伟大之处的。

    七三

    在所有迹象当中,没有比从果实方面看到的迹象更确实或更显赫的了。 果实和事功可说是哲学真理的保证人和担保品。 现在来看,从希腊人的全部那些体系当中,以及从它们所衍出的各别科学当中,过了这么许多年,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趋向于救济和嘉惠于人类情况的,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真可归功于思考和哲学理论的。塞尔萨斯(Celsus)

    坦白地和聪慧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告诉了我们说:医学的发现,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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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部分是在先的,之后人们才去对它作哲学的研究,才去追求并赋以各种原因;而不是经由相反的经过,不是由哲学和对于原因的认识引到其实验部分的发现和发展的。如此看来,在埃及人以神圣的尊荣和礼仪所崇拜的那些发明家中畜类的偶像竟多于人的偶像,这就并无足怪了;这是因为畜类以其自然本能曾做出了很多发现,而且人们以其理性的讨论和结果则很少有所发现或完全没有发现。化学家们的努力诚然亦产生了一些果实,但这乃是偶尔产生的,顺路产生的,或由于象机械学所做的那样把一些实验加以变化而产生的,而不是因为任何方术或理论所产生的。因为他们所规划出的理论,与其说是帮助实验,不如说是搅乱它们。 至于那些从事于他们所说的自然幻术的人们,也只能拿出极少的发现来,而那又是很肤浅和象是骗人的。 如此看来,正如在宗教方面我们受到警告要以行为来表示自己的信仰,同样,在哲学方面我们也应该按照相同的规则要以果实来评判学说体系;而假如这体系是不出产果实的,我们就应当宣布它毫无价值,特别是当它不仅不产生出葡萄和橄榄等果实反倒带有争执、辩论之荆棘和蒺藜时,我们就更应该当作这样的宣告。

    七四

    我们还要从哲学体系和各种科学的增长与进步这一方面截取迹象来看。大凡建筑在自然上面的东西都会生长和增加;凡建筑在意见上面的东西则只有变化而无增加。 所以,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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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说假如不是象一棵植物扯断了根,而是保持紧密连接于自然的胎宫并再从那里吸到营养,那就不可能发生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两千年来的经过情况,就不可能是:各种科学都停立在原来的地方而几乎原封不动,不仅没有显然可见的增长,并且相反,只在最初创立者手中繁荣一时之后然后立即衰落下去。 且看各种机械性方术,因为它们是建筑在自然上面和经验之光上面的,就有着相反的情况,它们(只要一天保持其通俗性)是一贯在繁荣着和生长着,仿佛其中有一种生命的气息;它们开始很粗糙,之后又便利些,后来又得到润饰,是随时都在进步着的。

    七五

    还有一个迹象(这与其称作迹象,不如说是证据,而且是所有证据中最有力的一个)

    ,那就是人们现所追随的那些权威人士们的自供。 即便使那些勇于自信而为一切事物订立法则的人们,当其在比较心沉气静的情状时,也常常抱怨自然之隐微,事物之难知以及人心之疲弱无力。 如果他们止于说到这里,那么,虽然有些秉性怯弱之辈会被吓倒而不再前进搜求,却亦有些比较热情而富有精神的人们会更激奋起而勇往直前。 但他们尚不甘于只是为自己解嘲而已,他们还进而认定,大凡在他们自己或者老师的知识所及之外者都是根本在可能界限之外,而且好象是根据着他们方术的权威来宣告那是不可解或不可能做的;这样,他们就最擅断地和最无分界地把自己之无力发现转化为对自然本身的诬告,转变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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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余人的绝望。 那个尊奉不可解论为主义而判处世人于永久黑暗的新学园派就是由此而来的。 那种认定法式或事物的真的区别性(那事实上就是单纯活动的法则)

    为人力不及、不能找出的见解也是由此而来的。 由此而来的还有关于活动和动作部门的一种见解,那认为太阳的热和火的热在种类上大有区别,——担心人们会想象到能够凭助火的动作来演出和形成什么有似自然作品的东西。由此而来的还有一种概念,认为人的工作仅仅是去组合,至于混合工作则不是自然莫属,——这又是害怕人们会向技术要求什么能够产生和改变自然物体的力量。 如此说来,从这个迹象来看,人们大可得到一种警告,不要把自己的前程和劳力混缠于那些不仅仅令人感到绝望而且自趋于绝望的教条。

    七六

    另有这样一个迹象,也不应忽略而不论,这就是:以前在哲学家中间曾经存在过这样大的分歧以及这样五花八门的学派,这一事实就充分表明了那些由感官到理解力的路径不是画定得很精细,而哲学的共通的基础(即事物的性质)则被割切而碎裂成这样许多含糊而繁复的荒谬见解。这些时候,关于第一性原则和整个体系上的意见分歧虽已大部分消灭,但是在哲学的一些部分上仍存在着无数问题和争执。 由此就可清楚地看出,无论在那些体系本身当中,或是在论证的方式当中,都没有什么正确的或健全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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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

    一般意见认为,关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无论如何总是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赞同了。 因为在它发表之后,旧哲学家们的体系即告衰亡,而其后也没有更好的东西出现;这样,它就象是规建得非常之好以致能收前后两代于扈从之班。 对于这种见解,我要有所回答。 最先,一般所谓随亚氏著作问世而旧体系即告消亡之说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事实是此后很久,甚至直到西塞罗(Ci-cero)时代以及其后若干年,旧哲学家们的著作还是依旧无病的。 只是到了以后,当野蛮人泛滥到罗马帝国使人类学术遭到沉溺之祸的时候,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体系乃象几块比较空、比较轻的船板飘浮于时间的浪头而独获保存下来。 对于说到众皆赞同一层,如果我们更明锐地深查一下,则人们也是受了欺蒙的。 因为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 而且人们对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的同意却绝大多数是出于先入为主的断定和依于他人的权威;因此这只是一种苟从与附合,而说不上是同意。 再者说,即使那是一种真正的和广泛的同意,我们也不应把同意当作可靠的和坚固的证实,相反,它其实只是一种强有力的臆断。 而在一切测断当中,尤其以在知识问题上(神学除外,政治也除外,因为那里有投票权)

    而以同意为根据的测断为最坏。 因为,正如我以前所说,凡能取悦于众的东西只是那打动想象力或以普通概念的锁链来束缚理解力的东西。所以,我们正可准确地把弗雄(Phocion)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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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道德问题的话语移用于知识问题上来说:人们要是得到群众的赞同和喝彩,就应当立刻检讨自己可能已经犯了什么错误。 如此看来,这个迹象可以说是最为不利的一个了。以上七节所论是从现行哲学和科学的根源、果实、进步、创始人的自供以及一般的人对它们的同意等等几点来看它们的迹象,证明它们的真理性和其健全情况都不是良好的。

    七八

    现在要进而说明这些错误之所以产生以及它们所以经历这多年代而长久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很多而且都是很有力的。 说明了这点,人们就会不再奇怪怎么我所提出的这些考虑至今不曾为人所注意;而唯一诧异的只是在它们怎样又在今天终于进入了某一个人的头脑而成为其思想的主题;这在我自己说来,我老实地认为只是某些可喜机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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