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沧桑 作者:郝树声-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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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口子没有心情了解网吧内的情况，只是着急找到孩子。找了十几处，终于发现了小静。这孩子在烟雾缭绕的空气中，伏在电脑桌前咳嗽着，全神贯注地在网上聊天，压根儿没有想到爸爸妈妈找了过来。
他们把她带回家以后，小静一言不发，呆呆地站在他们夫妇的床前，脑子里可能还沉浸在网络之中。范哲气得浑身发抖，杜思宝一支接着一支抽烟。好久，两个人才问她：“你出去上网多少次了？”小静仍然不吭声，倔强地站在那里，与他们对峙。杜思宝忽地站起来，要狠狠地揍这个不听话的孩子，被范哲拉住了。孩子已经大了，再打她确实不合适。杜思宝强压下去了心中的怒火，范哲却痛哭起来。
见妈妈哭得这么伤心，小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爸爸妈妈，我错了，你不要哭了，我改了还不行吗？”随后承认了，她有很长一段时间，趁他们不注意，偷偷地溜出去上网。
杜思宝想，自己当干部，经常给别人讲了不少道理，对自己的女儿反而说不进去。这个女儿，具有强烈的反叛心理。联想起范哲经常对他说，他们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学生，就有不少的“网虫”。学校实行了封闭管理，他们就在夜里，翻墙偷跑出去，到网吧里寻找乐趣，彻夜不归。有一个孩子在翻墙时，把腿都跌折了，家长不依不饶，到学校里大吵大闹，学校包赔了人家一大笔钱。这些现象，叫家长头疼，叫学校老师、领导头疼。
他苦苦地思索，现在的孩子究竟是怎么啦，这么难教育？回忆起他们的儿时，缺吃少穿，反而对知识有一股强烈追求的兴趣。现在的孩子进屋就换鞋，坐下看电视，上学有车坐，课后玩电脑，伸手要钱花，零食当饭吃，物欲横流，什么都不缺，只是缺乏人生的动力。
他转念又想到，这也难怪，在都市里生活和乡下大相径庭。住在高楼里，防盗门一掩上，除了自己圈子里的人，基本上没有过多的交往。在同一栋楼居住很久，脚步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是一个单位里的邻居们之间，至多觉得面熟，相互点头笑一下。人口集中，却相当隔膜，擦肩而过，仿佛谁离开谁都不要紧，照样过日子。比如自己，经常出入孙丫丫的住处，要在农村，肯定会像她母亲门前两条汉子打架一样，引起轰动。可他却很少碰到有人走动，这也是人越多了，心却越远，男人和女人，反而更加孤独寂寞的成因。
回忆起来，自己儿时有那么多的小朋友，虽然贫穷，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玩“撂破鞋”、“龙摆尾”等充满了童趣的游戏，活动的空间很大，人与人的交往频繁。城市里的孩子们，却没有这个条件。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小静有什么朋友，放学回来，坐上电梯，关上屋门，写完作业，就和电视机进行“人机对话”，生活平面单一，相当枯燥。孩子们不和电脑交朋友，和什么交朋友？这都是环境使然，时代使然。两代人生命的历程有如此强烈的差别，形成“代沟”，就是必然的了。物质生活丰富的孩子们，现在面对学习压力，将来面对竞争压力，压力造成心灵扭曲，其实是很可怜的。想着想着，心中升腾的怒气渐渐消散开了，反倒对小静生出一丝怜悯。
折腾了个把小时，小静保证不再去网吧了，才让她去休息。
夫妇俩刚要睡下，电话铃声炸耳地响了起来。这是马玉花的来电，说是他们的孩子被坏人绑架了。给孙二孬打不通电话，只好要他们赶紧过去，帮助她想办法。
第85节 解救
杜思宝和范哲，风风火火地赶到孙二孬他们的生活小区时，孙丫丫也在那里。马玉花的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劲儿地说：“这咋办咧，这咋办咧。”
马玉花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断断续续地对他们说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他们的最小的孩子孙松立，也是在这天晚上突然不见了。
孙二孬他们住的公寓区，是一个富人区。这个富人区，并不是孙二孬自己的公司盖的房子。这一带处于市中心的部位，房价很高，物业管理的费用也相当高。一般人买不起，住不起。这几栋外观看来并不起眼的楼房，内部结构比较复杂，一般是楼中楼模式。能够到这里买房子的人，多数是在县里工作的干部，也有一部分是暴发的大款。入住的人口并不多，只有一些孩子在市内上学的家庭，是常住户。其余装修豪华、设施齐全的房子，它们的房主就像候鸟，偶尔回来住上两天，起的是都市里“乡村别墅”的作用。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迷上麻将的马玉花，有几个牌友相互之间经常来往，各家都备有全自动的麻将桌。要不是必须吃饭和睡觉，这些妇女另外还有管理孩子的任务，她们一坐下来，恐怕忘掉了世界和她们自己的存在。下注的输赢并不大，你输我赢谁也不在乎，主要是为了消磨时光。在牌桌上非常吝啬、小气的女人们，吃饭花钱却很大方，尽管还都要回家，有些时候，你请我，我请你，是少不了的。谁赢得多了谁请客，让保姆去街上点外卖，饭店里的服务生把饭菜送到牌桌前，就在这些家里吃。
孙二孬把他们的一男一女两个大孩子，送到北京上贵族学校后，年龄与小静相仿的小儿子留在身边。一般说来，孙二孬很恋家，很少在外边过夜。为的就是和这个钟爱的小儿子在一起。世事颠倒，他自己上学时学习很不好，可对孩子们要求却非常严格。理想中，不惜花多大代价，也要把孩子们培养成高级人才。有马玉花的父母在，替他们照管孩子，马玉花就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牌桌上。
这一天夜里，十一点多钟的时候，孙二孬的岳母像范哲一样，也是不放心，起来看一看外孙孙松立，发现不见了，立刻慌了神。这孩子经常偷偷溜出去上网，孙二孬整治了他多少次也不改正。老两口就打了马玉花的手机，让她赶快回来找孩子。马玉花正在坐庄，极不情愿地从牌桌上站起来，忽然意识到是孩子不见了，才激灵灵地从“风、条、万、饼”中醒来，连桌子上的零钱都顾不上收，火速到各个网吧找孩子。这一点，与杜思宝夫妇找女儿的时间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他们相距比较远，所以谁也没有碰到谁。
马玉花一边找孙松立，一边给该死的孙二孬打电话。三个号码试了一遍，一个也打不通，语音提示总是说，“你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或者是“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马玉花边骂儿子，边骂丈夫，说他们爷儿俩，一个比一个死不着调儿。
当她找了好几个孙松立常去的网吧没有找到后，忽然自己的手机响了，儿子惊恐地哭叫着说：“妈妈，我被人绑架了，你快跟我爸拿钱来救我！”接着，另一个大人的声音，恶狠狠地说：“老子不是绑架你的儿子，而是讨债。孙二孬这小子太缺德，欠我们的工程款一直不给，把老子逼得走投无路了，才出此下策。赶快让你男人把欠我的三十万拿来，记着，不能报案！如果报案，你儿子就没命了！”大街上，已经很少有行人，马玉花听着手机，头点得像鸡子叨米一样，连声说：“你们不要欺负我的孩子，钱的事情好说！”
杜思宝的到来，一屋子人好像有了主心骨。孙丫丫说：“你赶快想办法，给我哥联系上，赶紧准备钱，把孩子救出来！”
杜思宝很冷静，他查看了马玉花的来电显示，是一个手机号码。虽然是手机号码，不是大街上的公用电话，也不知谁来的，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判断说，就是到移动公司去查机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现在假文凭、假身份证太多了，谁都可以到移动公司随便申请手机号。业务人员都分配有任务，你要是找他们买手机卡，求之不得，要多少给多少。
杜思宝回拨了这个号码，提示音说对方已关机。杜思宝说：“这事一定要先找到二孬，才好商量着解决。”马玉花说：“三个号码都试过了，一个也接不通。这龟孙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孙二孬的岳母在一旁不住地叹气，嘟囔着：“造孽呀，造孽呀，有钱还不如没钱安生！”孙丫丫也在一旁不停地催促杜思宝：“你的点子多，看看怎样想办法和我哥联系上！”
杜思宝灵机一动，问马玉花：“你给玉亭打电话没有？”
马玉花一拍大腿说：“你看看，我咋给这茬忘了！”
杜思宝马上拨通了马玉亭的手机，马玉亭听说了，马上说：“我哥正在和客户谈业务，我马上去叫他回去！”一家人情绪立刻放松，好像找到了孙二孬，孩子就有救了一样。
这马玉亭是马玉花的堂弟，孙二孬的专职司机。马玉花把自己的堂弟安插在孙二孬的身边，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她反复嘱咐过这个堂弟，不要让他姐夫多喝酒，少在外边风流，有啥事情及时给姐说一说。满以为上了双保险，放心了许多。谁知金钱和美女比姐弟的情义更重，丈夫和小舅子很快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孙二孬所有的活动，更加扎实有效地瞒着了马玉花。孙二孬肆无忌惮，彻夜不归有了挡箭牌。
孙二孬风风火火赶到家里的时候，急得大冷天出了一头汗。杜思宝建议他赶紧报案，孙二孬说，不用报案，我在路上想过了，知道这是谁干的。
说罢，在床头柜里找到了一个破电话号码本子，查到了一个固定电话，打了过去。对方很快接了电话。一屋子人屏声静气，电话的声音非常清晰。
对方给孙二孬打哈哈，说不知道这件事儿。
孙二孬说：“老六，你他妈的别装蒜，老子不就是欠你二十多万块钱嘛，何必用这种下流手段，炮制老子！老子给你就是了！”
对方这才肯定地说：“老子也明人不做暗事儿，兔子不急不咬人，捉你的儿子，就是我让手下人干的。几十万块钱在你手里不算个啥，老子却被你逼得倾家荡产了！我也不多要，连本带息，不给三十万，老子不放人。你要是舍不得，报了案，老子去坐监，也比在家里躲债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哪一天老子叫局子里放出来了，还找你算账！”
有人承认了，大家就放心了。孙二孬的语气缓和下来，问对方自己的儿子在哪里？对方说，你把钱现在给我送来，我马上给你说地方放人。
事不宜迟，孙二孬和马玉花翻箱倒柜，把马玉花的私房钱都找出来了，很快凑够了三十万块钱，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孙二孬亲自开车，拉上马玉花、杜思宝、范哲和孙丫丫给那个人送去。
下边的事情很简单，到天将微明的时候，他们在十里庙的一个小树林里，找到了孙松立。这孩子没有像当年孙二孬的父亲那样，被刘庆典吊在椿树上，而是被坏人双臂反绑在一棵小树上。孩子又冻又吓又饿，瑟瑟地缩作一团，见到亲人，“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孙二孬用刀子割断绳子，咬牙切齿地说：“看老子不整治你们这些王八蛋！”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伙人再也不会跟他打交道了。
孙二孬到了唐都市发展以后，上结交官员，下结交黑社会，公检法司队伍里都有花钱吃喝嫖赌的朋友，如鱼得水。一个农民摸爬滚打到今天这么大规模，实在不容易，这也是马玉花不敢多管教他的原因。
他欠“老六”的这笔钱，是在经济紧缩时发生的。那时候，他承包的是一个市政工程，政府给的钱很少，工程款差不多都是自己垫支，主要用来购买原材料。就这也不够，另外赊欠了一大部分。百法儿使尽，哄着逼着施工队伍干完了活儿。这些施工队伍骑虎难下，也垫进去了不少资金。工程下来，施工队伍就拿不到多少钱。那些工头们和做建材生意的老板们，整天追着他的屁股后要账，把他逼得东躲西藏的。
这种局面维持了两年多，许多要账的人，眼看觉得已经无望了，他才从市政府抠鼻子挖眼睛地要回一点钱。可这么多钱，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就坐在工地的临时办公室里，让要账的工头、原材料供应商们排队，一个一个地打发。
进来一个，他就问人家：“欠你多少？”
来人诚惶诚恐地回答多少，他把条子要过来，一看说：“给你一半。”
来人说，我的爷呀，给的太少了。他就把条子甩给人家说，我也是负债累累，就这点钱，还是使的高息贷款，给脸不要，不能怪我！你走吧，一分没有。多数人知道这债难讨，况且日后还要打交道，只得忍气吞声地让他减半处理。他就在上边划拉一个数字，把条子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