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沧桑 作者:郝树声-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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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家人都没有在意，吃罢早饭，听到队长贵亭叔敲了破牛车轱辘，这个吊在椿树上的简易的上工钟，都抄起农具，懒洋洋地上工去了，谁也没有继续追究七太爷究竟去了哪里。
中午，仍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回家吃饭，一家人就有些心慌。爷爷和爹爹都去了牛屋院，在七太爷睡觉的草池子里，乱蓬蓬的麦草上，一条破棉絮被褥还在，这老头只穿了一身衣服，带上他的红宝书包和烟袋走了。究竟去了哪里，小宝父亲问其他几个牛把，谁也说不清楚，爷爷就说：“哈，别管他，跑得饿了就回来了。”
虽然这事儿在马寨村里没有引起多大轰动和震动，但七太爷确实是突然失踪了。
常言说，孝子贤孙，隔代最亲；过了三代，谁也不爱。这个道理我们马寨人最有切身体会。这体会的来源就出在七太爷身上。
七太爷今年已经九十七岁了，不挑吃，不挑穿，腰板挺直，牙口也整齐，连眼睛也不怎么花，身体非常健壮。他属于“五保户”，可以单独过日子，但他自己没有起锅灶，五保的待遇全部给了杜小宝家。因为姓杜的就他们这几户人家，长杜小宝四辈的七太爷其实已经出了“五服”，他能够成为杜家一口人，完全是因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无依无靠，又不能由外姓人供养，才流落到小宝家的。到了这把年纪，在生产队里干活不记工分，生产队给他的最大五保待遇，就是只给他分一份定补的口粮。他因为身体好，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所以农活并没有少干，也没有任何报酬。除了杜家要管他吃饭以外，他在全生产队的人心中，完全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老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在杜家，虽然他是杜小宝爷爷的爷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也是一个多余的人，待遇比一个牲口好不了多少。
多少人私下议论起这个老人，都感慨地说，人啊，其实不需要活那么大岁数，老到一定程度，就人嫌狗不待见了。一家子，有三代人就足够了，没有了亲儿子，孙子再孝顺，也没有多深的亲情。更何况小宝的爷爷根本不是七太爷的亲孙子呢。
第3节 辫子和剃头匠
七太爷是清朝过来的人，经历了三个朝代。他生于清代的标志，就是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条小猪尾巴一样的小辫子。人们究其原因，他老人家至今留着这条辫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因为一个大字不识一斗三升的庄稼汉子，当然与当年在北京闹“复辟”的小丑“辫子爷”张勋没有任何瓜葛，留辫子也不是出于对清朝有什么依恋，只不过是因为生活的习惯，才始终舍不得剪下它。
从这条辫子上，可以看到历史的缩影，能够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确属不易。按说，告别了末代皇朝以后，辫子的存在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闹“三民主义革命”的前期，最激烈的革命行动就是强迫男人剪辫子、女人放小脚，首先革除头和脚的“命”。这样说，并不是笑话，贬低革命的重大意义，而是历史真实。不在那个时代，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剪辫子、放小脚”的艰巨性。现代人如果有人留条辫子，那要么是艺术家，要么就是疯子，没有男人愿意留头发梳辫子的。可在当时，剪掉辫子却是伤风败俗、辱没祖宗的事情。割掉谁的辫子，这个人就好像从此没法做人了一样，谁也不肯把这条给男人惹出了许多麻烦的辫子主动剪下来。为了制服这种顽症，革命党喊出的口号十分吓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剪刀之下，没有长辫。举国上下疯了一样，“男剃头、女天足” 的运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可也奇怪，那一阵子席卷全国的浪潮，竟然没有波及到我们马寨这个深山沟里，当然也没有波及到七太爷的脑袋上。当所有的男人都顺应历史潮流，纷纷剪掉辫子之后，七太爷这条辫子依然完好地保留着，成为一条漏网的鱼。早年串乡的剃头匠们都劝过他，让他剪掉这条世上罕见的辫子，他说什么也不肯。
更厉害的是，到了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队的几个造反派曾经想在他的头上做一点文章，觉得几辈子人都没有割下来的辫子，到了他们手里，割下来肯定是一种“破四旧立四新”的壮举，就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当他们有人已经抓着老人的胳膊，有人已经按下了老人的头，有人挥舞起了剪刀，七太爷痛苦得杀猪一样地嚎叫着，眼看保不住这条辫子时，却被村里的几个老年人赶来喝住了。在马寨说话最有权威的刘大爷，掂着长杆烟袋不由分说地敲那些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的头，气呼呼地骂他们说：“七太爷是咱村里的老人瑞，你们要是剪了他的辫子，就是要了七太爷的老命！当心你们不得好死！”一席话，把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镇住了，他们怏怏不快地议论了一番，也突然觉得在一个九十多岁的“太岁”头上动土，还不如去揪斗“破鞋女人”孙二孬的妈，意义实在不大。于是，这条辫子的生命力如同他的主人一样顽强，又一次虎口脱险。
七太爷的辫子是清朝历史的活见证，你现在可以在电视连续剧中见到清朝人的辫子，但那些都是假的，七太爷的辫子才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只不过到底年纪不饶人，七太爷头上的头发由稠密变稀疏了，由黑色变成花白，后来全部变白了，小辫子就由油黑的小孩胳膊粗细，变成了现在的白色小猪尾巴，细得可怜。但是，七太爷这条辫子的存在，仍然不失为我们山沟里的另一道风景。本地人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是外乡人，一看到这里有一个留有辫子的老男人，就一惊一乍的，仿佛看到了前清的遗老遗少，或者是天外来客。通过他们，还有那些走乡村串山沟的货郎的嘴，远远近近地传了出去，经常有人好奇地来看七太爷的辫子，那神情与考古专家们的神情差不了多少。
七太爷失踪后的当天，在这一带各村轮流剃头理发的宋师傅，又轮到了我们这个生产队。宋师傅的到来，是按照人的头发、胡须生长的规律计时的，平均二十多天来这里一次。热天就在一棵大槐树下，下雨天或者冷天，就在生产队的牛屋里，用“顶上”的功夫，干“头等”的事业。
我们这里流传一句歇后语，形容害单相思的人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真的很形象。宋师傅的挑子一头是一个凳子，一头是一个破铁皮桶做成的小灶，上面有一个尖底儿的铁锅，用来烧热水。只要宋师傅拢着了火，这生意就开张了。用宋师傅自己的话说，他的工作是“先烧火，后开饭，掂着刀子圆圈儿转”。他四十岁时才娶一个寡妇，那寡妇起初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用这句话把那寡妇唬住，叫那寡妇一时不理解他干的啥活儿。当这个寡妇弄明白他是一个剃头匠后，笑得前仰后合，发现这个人挺幽默，一下子爱上了他，义无反顾地撇下极力反对她改嫁的儿子、女儿，嫁给了一个人们都认为是“下九流” 的剃头匠。
宋师傅是个剃头的老把式，有一手绝活儿。他干活时，先把别人已经用过的快要变凉的水，倒进烧水的盆子里一部分，然后再用一个小葫芦锯成的小瓢，舀起一些烧热的水，注进洗头的盆子里，试试温度正好，就开始用这点反复使用过的混浊的温水，给下一个来剃头的男人洗头、洗嘴巴，烫软了人们的毛发，才好进行下面的程序。
看他干活，是一种享受，所有动作，都有套路，特别是在洗头时，会弄出清脆的“呱唧呱唧” 的响声，有点像吃红薯、豌豆面吃多了的人放屁的声音，又不全像。被洗的人自然舒服，周围的人听起来也十分悦耳。洗完后就要动刀子，他首先在一块鐾刀布上 “噌噌”地打磨几下（鐾刀布，或作庇刀布，又称荡刀布，一种用生土布做成的长条形带子，用来保养剃头刀的刀刃），把剃头刀子整得锋利无比，就开始剃头、刮胡子。在他的手中，耍刀子成为一种艺术，干到兴奋的时候，他能在一片惊呼声中，把剃头刀子抛两尺高，看都不看，接着后翻一下刀刃又刮下去，“刷刷”的一阵响动，来人就由“愣头青”变成了“青头愣”。你要是初次看到，准吓得不敢睁眼。他这活儿做得又快又好，尤其是用锋利的刀子掏人的鼻毛，一点也不会伤了鼻子，手艺非常娴熟。
这种程式化的动作当然不在话下，他还会给来剃头的人按摩、“捏老晕儿”。现在在大城市里，洗头洗脚城林立，而且全是漂亮的小姐，可在那时，别说小姐，就是宋师傅这样的大男人按摩的待遇，一般人也享受不到，只有马寨大队干部和极个别有名望的人才有这种福分。按摩大家都懂得，没有什么好说的，“捏老晕儿”真是一种绝活。一个相当疲劳、昏昏欲睡的人，到了宋师傅剃头的凳子上坐下来，宋师傅用双手捏紧他脖颈上某一处动脉血管，不一会儿，这人正在笑嘻嘻的，突然就扯起了呼噜。宋师傅再用手掌猛地击打一下这人的额头，这人就立即醒来，一身的疲劳一扫而光。但是，宋师傅由于不善于使用理发推剪，渐渐地，年轻人不再用他了，跑老远找好的师傅理发，这让宋师傅既伤心，又生气。
在宋师傅到来的这两天里，生产队长贵亭叔，破例允许部分社员晚一些下地干活。但有一条标准，就是你这个人留下来，必须是一头乱发，上工去必须是一头青皮。通过这种安排，能让宋师傅闲不住，很快把全生产队壮年劳力的脑袋打扫一遍。宋师傅忙了两天以后，算算还缺一个人，就问小宝爷爷：“大叔，怎么不见七太爷呢？我还得给他清边哩。”
小宝爷爷很生气地说：“不知这老头跑到哪里去了，别等他了，该干啥干啥吧！”
第4节 马寨公社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七太爷突然失踪了，确实没有在村里引起多大的轰动和震动，人们照样有条不紊，各干其事。趁他失踪的这几天里，我们把其他事情絮叨絮叨。
山乡马寨，处在豫西南伏牛山的腹地里。这是一个相对古老的村寨，建村时不知起于哪个朝代。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处于浅山区与深山区的交界处，在兵荒马乱时，外边的人跑反，可以跑进来避难，深山里的“镗匠”（土匪），也可以前来打家劫舍。所以，在很远的年代，人们为了防范“镗匠”的袭扰，寨子里的头领们，就组织老百姓打了一圈寨墙，还挖有一圈护村的壕沟，叫做寨壕。现在这些壕沟快淤平了，成了母猪们领着一群猪娃“打泥”的地方。土寨墙也已经成了断垣残壁，有一段仍然是寨子里的制高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就是寨子里的上初中的学生回村后，站在寨墙上面的最高处，通过用铁皮卷成的土广播喊出去的。
在山区人口居住普遍分散的情况下，马寨倒是一个不多见的大村子。寨子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大片开阔地里，所有建筑基本上全是草房，居住有将近两千口人，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就成了当地行政、文化的集散地。新中国建立之初，这里成立过小乡，人民公社化以后，又成了一个小小的人民公社所在地。在县里的区域规划图上，注明这里是马寨公社。公社院，也就是公社干部办公的地方，占的是老财主孙乃器的祖宅。孙乃器在解放时被镇压了，他唯一的儿子孙丙豪跟着老蒋去了台湾。孙乃器的祖宅是山里少见的瓦房，门口还有一对石狮子。这对石狮子让小宝他们这些小伙伴，经常在上面骑过来骑过去，烂裤裆、脏屁股和小鸡鸡儿，把石狮子的腰部，磨得发黑发亮。公社的干部并不多，也就是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小李通信员等几个人。
马寨公社下属的第一个生产大队，就是我们马寨大队。大队的干部，大都是刘姓的人，“宛平城里管朝廷”，“近水楼台先得月”，每一茬公社干部们都与他们混得很熟。特别是支书刘庆典，经常和书记、社长在一起，喝县城里酿制的散装红薯干酒，喝醉了以后，就没有了上下之别，互相称兄道弟。因此，马寨的大队干部，与方圆几十里的其他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比起来，要有头脸得多。
处在公社所在地的马寨村，乱姓同居，但人口较多的有两大姓，为主的是刘氏，其次是孙姓。历史上，两大家族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