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1期-第9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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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乡村广场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中复活。”　
　　作为剧团的艺术总监，洛尔加招兵买马，亲自负责选目排演。他和演员们一起身穿蓝色工作服，唱着歌穿过大街小巷。在两年多的时间，“巴拉卡”几乎走遍西班牙，吸引了无数的平民百姓。他说：“对我来说，‘巴尔卡’是我全部工作，它吸引我，甚至比我的文学作品更让我激动。”在“巴尔卡”活跃的那几年，他很少写诗。这似乎并不重要，戏剧在某种程度上比诗歌更让他满足。“巴尔卡”无疑振兴了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戏剧舞台，实现了他毕生的梦想。　
　　1933年初，剧团来了个名叫拉潘（RafaelRodriguezRapun）的小伙子。他相貌英俊，身材健壮，具有一种古典的美。这个马德里大学学工程的学生，转而热爱文学，偶尔也写写诗。他成了洛尔加的男朋友兼私人秘书。四年后，在洛尔加逝世周年那一天，拉潘为保卫共和国战死在沙场。　
　　那年夏天，远在六千英里之外，一个阿根廷女演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洛尔加的戏《血腥婚礼》，她和她丈夫邀请洛尔加到阿根廷访问。9月28日，洛尔加从马德里出发到巴塞罗那乘船，两周后抵达阿根廷。他为重返美洲而激动。与上次不同，他写信对父母说，他来到的是“我们的美洲，西班牙语的美洲”。　
　　阿根廷之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的戏不断加演，好评如潮。他告诉父母：“我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像斗牛士一样出名。”他被记者包围被观众簇拥，常在大街上被认出来。　
　　洛尔加和博尔赫斯只见了一面。见面时，他明显感到博尔赫斯不喜欢他，于是故意模仿博尔赫斯，庄重地谈到美国的“悲剧”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是谁？”博尔赫斯问。“米老鼠。”他回答。博尔赫斯愤然离去。以后他一直认为洛尔加是个“次要诗人”，一个“对热情无能”的作家。　
　　而他和聂鲁达则一见如故。聂鲁达当时是智利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聂鲁达喜欢洛尔加的丰富以及他对生活的健壮胃口。他们俩背景相似——都来自乡下，对劳动者有深厚的感情。他对聂鲁达的诗歌十分敬重，常打听他最近在写什么。当聂鲁达开始朗诵时，洛尔加会堵住耳朵，摇头叫喊：“停！停下来！够了，别再多念了——你会影响我！”　
　　除演讲费外，票房收入源源不断。洛尔加一生中第一次有钱，他开始寄钱回家，给母亲买狐狸皮大衣。母亲来信说：“没有别的穿戴皮毛的女人像我那样骄傲和满足，这是你用劳动成果买来的纪念品。”　
　　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夜，他去看望聂鲁达。他对在场的朋友说：“我在喧嚣的纽约待了几个月后，离开时我似乎挺高兴……现在虽说我急于见到亲人，我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这奇异的城市。”他哭了起来。聂鲁达打破沉默，转移话题。第二天，他登上开往西班牙的越洋轮船。一周前，他对记者说：“对我自己来说，我仍觉得像个孩子。童年的感情依然伴随着我。”　
　　1934年4月14日，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三周年。新的联合政府废除了不少共和派的法案，恢复宗教教育。很多西班牙人开始担心，这儿的天主教会会扮演希特勒兴起中的角色。　
　　那年夏天，聂鲁达作为外交官被派往西班牙，先住巴塞罗那，又搬到马德里。他家几乎夜夜笙歌，客人们横七竖八地过夜。洛尔加和聂鲁达常在一起朗诵演讲。他俩互相赞美，不吝辞句；尤其是洛尔加，有时简直是挥霍。这似乎是一个天才的特权——对他人才华无节制的激赏。在一次正式场合，他介绍说，聂鲁达是当今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之一，是“离死亡比哲学近，离痛苦比智力近，离鲜血比墨水近”的作家。聂鲁达“缺少两样众多伪诗人赖以为生的因素：恨与嘲讽。”聂鲁达认为洛尔加是“我们语言此刻的引导性精神”。　
　　洛尔加打算8月11日和剧团一起去北海岸的小镇桑坦德（Santander）演出一周。就在当天下午，他的好朋友梅亚斯在斗牛场上受重伤，先进本地医院，再转到马德里抢救。得知梅亚斯受伤的消息，洛尔加立即取消原计划，留在马德里。由于伤势严重，医院不许任何外人看望，洛尔加用电话把病情及时告诉朋友们。8月13日上午，梅亚斯死了。　
　　他到桑坦德后，独自关上门哀悼梅亚斯。自从在塞维利亚相识，他们成为好朋友。梅亚斯老了，发福了，但他宁愿死在斗牛场，也不愿意死在自己床上。听说梅亚斯重返斗牛场，洛尔加对朋友说：“他对我宣布了他自己的死亡。”在桑坦德，他和一个法国作家散步时说：“伊涅修之死也是我自己的死，一次死亡的学徒。我为我安宁惊奇，也许是因为凭直觉我预感到这一切发生？”　
　　1934年10月底，洛尔加开始写他一生最长的一首诗《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他起稿于格拉纳达和马德里两地之间，最后在聂鲁达的公寓完成。这首长诗是洛尔加的巅峰之作。　
　　八　
　　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　
　　一　摔与死　
　　在下午五点钟。　
　　正好在下午五点钟。　
　　一个孩子拿来白床单　
　　在下午五点钟。　
　　一筐备好的石灰　
　　在下午五点钟。　
　　此外便是死。只有死　
　　在下午五点钟。　
　　风带走棉花。　
　　在下午五点钟。　
　　氧化物散播结晶和镍　
　　在下午五点钟。　
　　现在是鸽与豹搏斗　
　　在下午五点钟。　
　　大腿与悲凉的角　
　　在下午五点钟。　
　　低音弦响起　
　　在下午五点钟。　
　　砒素的钟与烟　
　　在下午五点钟。　
　　角落里沉默的人群　
　　在下午五点钟。　
　　只有那牛警醒！　
　　在下午五点钟。　
　　当雪出汗　
　　在下午五点钟。　
　　斗牛场满是碘酒　
　　在下午五点钟。　
　　死亡在伤口生卵：　
　　在下午五点钟。　
　　在下午五点钟。　
　　正好在下午五点钟。　
　　灵车是他的床　
　　在下午五点钟。　
　　骨与笛响在他耳边　
　　在下午五点钟。　
　　那牛向他额头咆哮　
　　在下午五点钟。　
　　屋里剧痛大放异彩　
　　在下午五点钟。　
　　坏疽自远方来　
　　在下午五点钟。　
　　绿拱顶中水仙喇叭　
　　在下午五点钟。　
　　伤口像太阳燃烧　
　　在下午五点钟。　
　　人群正砸破窗户　
　　在下午五点钟。　
　　在下午五点钟。　
　　噢，致命的下午五点钟！　
　　所有钟表的五点钟！　
　　午后阴影中的五点钟！　
　　这首长诗共四节，由于篇幅关系我只选第一节和第四节。在戴望舒译文的基础上，我参考英译并设法对照原作做了改动。遗憾的是，这首诗的戴译本有不少差错。比如在第一节中，他漏译了一句，并颠倒另两句的顺序。　
　　在洛尔加看来，《挽歌》不仅是为他的朋友骄傲，也是为了展现“存在于人与牛的搏斗中英雄的、异教的、流行而神秘的美”。他喜欢斗牛的仪式和“神圣的节奏”。在这节奏中，“一切都是计量好的，包括痛苦和死亡”。也许这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无论在音调还是在节奏上，这四节都有明显的区别，展示了他对朋友之死的不同反应，以及他对死亡的总体思考。　
　　第一节非常奇特，急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也许这就是洛尔加所说的“神圣的节奏”。而急迫正是由“在下午五点钟”这一叠句造成的。它短促而客观，不容置疑。伴随着这节奏的是大量的医疗细节（石灰、棉花、氧化物、砒素、碘酒、剧痛、坏疽、伤口），展开斗牛士从受伤走向死亡的过程。洛尔加说：“当我写《挽歌》时，致命的‘在下午五点钟’一行像钟声充满我的脑袋，浑身冷汗，我在想这个小时也等着我。尖锐精确得像把刀子。时间是可怕的东西。”据马德里报纸说，当时送葬开始于下午五点钟。正像他所说的，在这节奏中，“一切都是计量好的，包括痛苦和死亡”。　
　　这一节最初相当克制。在下午五点钟。／正好在下午五点钟。／一个孩子拿来白床单／在下午五点钟。／一筐备好的石灰／在下午五点钟。／此外便是死。只有死／在下午五点钟。随着死亡步步逼近，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直至终点的叫喊：伤口像太阳燃烧／在下午五点钟。／人群正砸破窗户／在下午五点钟。／在下午五点钟。／噢，致命的下午五点钟！／所有钟表的五点钟！／午后阴影中的五点钟！　
　　在我看来，这首长诗的第一节最精彩，无疑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由在下午五点钟这一叠句切割的意象，有如电影蒙太奇。前几年看过一部故事片肋口西亚·洛尔加的失踪》，影片　　　　
开始用的就是这一节。诗句伴随着急促的鼓点，镜头不断切换，仿佛是洛尔加专为此写的。正如他所说的：“我在想这个小时也等着我。尖锐精确得像把刀子。”他预见了自己的死亡。　
　　四　缺席的灵魂　
　　牛和无花果树都不认识你，　
　　马和你家的蚂蚁不认识你，　
　　孩子和下午不认识你　
　　因为你已长眠。　
　　石头的腰肢不认识你，　
　　你碎裂其中的黑缎子不认识你。　
　　你沉默的记忆不认识你　
　　因为你已长眠。　
　　秋天会带来白色小蜗牛，　
　　朦胧的葡萄和聚集的山，　
　　没有人会窥视你的眼睛　
　　因为你已长眠。　
　　因为你已长眠，　
　　像大地上所有死者，　
　　像所有死者被遗忘　
　　在成堆的死狗之间。　
　　没有人认识你。没有。而我为你歌唱。　
　　为了子孙我歌唱你的优雅风范。　
　　歌唱你所理解的炉火纯青。　
　　歌唱你对死的胃口和对其吻的品尝。　
　　歌唱你那勇猛的喜悦下的悲哀。　
　　这要好久，可能的话，才会诞生　
　　一个险境中如此真实丰富的安达卢西　
　　亚人，　
　　我用呻吟之词歌唱他的优雅，　
　　我记住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　
　　与第一节相比，第四节无论音调还是节奏都有明显变化。第一节急促紧迫，用时间限定的叠句切断任何拖延的可能。而第四节的句式拉长，舒展而富于歌唱性。如果说第一节是死亡过程的展现的话，那么这一节则是对死亡的颂扬。　
　　这一节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三段，第二部分包括后两段，中间是过渡。第一部分皆为否定句，三段均以因为你已长眠的叠句结尾，带有某种结论性。接着因为你已长眠出现在第四段开端，从果到因，那是转折前的过渡：因为你已长眠，／像大地上所有死者，／像所有死者被遗忘／在成堆的死狗之间。最后是颂歌部分：没有人认识你。没有。而我为你歌唱。　
　　我用呻吟之词歌唱他的优雅，／我记住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呻吟之词与歌唱之间存在着对立与紧张。精彩的是最后一句，那么简单纯朴，人间悲欢苦乐都在其中了。在西班牙乡下到处都是橄榄树，在阳光下闪烁。那色调特别，不起眼，却让人惦念。橄榄树于西班牙，正如同白桦树于俄罗斯一样。梅亚斯曾对洛尔加讲述过他的经历。十六岁那年，他从家里溜到附近的农场，在邻居的牲口中斗牛。“我为我的战绩而骄傲，”斗牛士说，“但令人悲哀的是没人为我鼓掌。当一阵风吹响橄榄树林，我举手挥舞。”　
　　老天成就一个人，并非易事。洛尔加扎根格拉纳达，在异教文化的叛逆与宽容中长大；自幼有吉普赛民歌相伴入梦，深入血液；父慈母爱，家庭温暖，使个性自由伸展；三位老师守护，分别得到艺术、社会和文化的滋养；与作曲家法亚、画家达里交相辉映，纵横其他艺术领地；马查多等老前辈言传身教，同代诗人砥砺激发，再上溯到三百年前的贡古拉，使传统融会贯通；从格拉纳达搬到马德里，是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在纽约陌生语言中流亡，再返回边缘；戏剧的开放与诗歌的孤独，构成微妙的平衡；苦难与战乱，成为无尽的写作源泉。　
　　九　
　　1934年10月西班牙北海岸矿工起义，随后遭到佛朗哥将军的残酷镇压。1935年5月初，内阁改组，包括五个极右组织的成员，并将在摩洛哥任职的佛朗哥调回，正式任命为总司令。不久，保守政府切断了财政支持，“巴拉卡”陷入危机。　
　　洛尔加在朗诵排戏的同时，卷入各种政治活动。他谴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暴政，声援两国作家和艺术家，并在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公开信上签名，为人狱的年轻诗人赫尔南德兹呼吁。　
　　在巴塞罗那上演新戏期间，达里的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