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宋史-第3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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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挛藜钦撸�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文大方寸。或衔命出境者，以奉使印给之，复命则纳于有司。后以朝命出州县者，亦如之。新进士置团司，亦假奉使印，结局还之。此常制也。

　　南渡之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然欺伪犹未能革。乾道二年，礼部请郡县假借印记者，悉毁而更铸。四年，兵部侍郎陈弥作言：「六部印藏于官，以牌出入，而胥史用于户外，或借用于他厅。近有伪为文符、盗印以支钱粮者，有伪作奏钞、盗拆御宝而改秩者，皆慢藏有以诲之。」诏三省申严戒敕。绍熙元年，礼部侍郎李巘言：「文书有印，以示信防奸，给毁悉经省部，具有条制。然州县沿循，或以县佐而用东南将印，以掾曹而用司寇旧章，名既不正，弊亦难防。请令有司制州县官合用印记，旧印非所当用者，毁之。」

　　绍兴十四年，臣僚又言：「印信事重，凡有官司印记，年深篆文不明，合改铸者，非进呈取旨，不得改铸焉。」时更铸者，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

　　蕃国效顺者，给以铜印。安南国王李天祚乞印，以「安南国王之印」六字为文，方二寸，给牌，皆以铜铸，金涂。西蕃陇右郡王赵怀恩乞印，以「陇右郡王之印」为文给之。宜州界外诸蛮乞印，以「宜州管下羁縻某州之印」为文，凡六十颗给之。其后文武百司节次所铸，不备载。

　　朱记，同旧制。绍兴二年，始铸亲贤宅、益王府铜朱记。二十七年，改铸建康户部大军库记。三十年，铸马军司统制、统领官朱记。三十二年，铸邓、恭、庆王直讲、赞读朱记。隆兴元年，铸都督府佥厅记，又铸寄桩库记。二年，铸户部大军库勘合库子记二钮，湖广总领所覆印会子记二钮。乾道二年，铸成都钱引务朱记。淳熙十六年，铸建康榷货务中门大门之记。凡内外官有请于朝，则铸给焉。用木者，易之以铜。

　　符券。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贯以韦带。其后罢之。宋初，令枢密院给券，谓之「头子」。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诈乘驿谋乱，伏诛。诏罢枢密院券，乘驿者复制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易以八分书，上鈒二飞凤，下鈒二麒麟，两边年月，贯以红丝绦。端拱中，以使臣护边兵多遗失，又罢银牌，复给枢密院券。

　　仁宗康定元年五月，翰林学士承旨丁度、翰林学士王尧臣、知制诰叶清臣等请制军中传信牌及兵符事，诏令两制与端明殿学士李淑详定，奏闻：

　　军中符信，切要杜绝奸诈，深合机宜。今请下有司造铜兵符，给诸路总管主将，每发兵三百人或全指挥以上即用。又别造传信朱漆木牌，给应军中往来之处，每传达号令、关报会合及发兵三百人以下即用。又检到符彦卿《军律》有字验，亦乞令于移牒、传信牌上，两处参验使用。

　　一、铜兵符：汉制，铜铸，上刻虎形。今闻皇城司见有木鱼契，乞令有司用木契形状，精巧铸造。陕西五路，每路依汉制各给一至二十，计二十面，更换给用，仍以公牒为照验。

　　二、传信木牌：先朝旧制，合用坚木朱漆为之，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传信牌。却置池槽，牙缝相合。又凿二窍，置笔墨，上帖纸，书所传达事。用印印号上，以皮系往来军吏之项。临阵传言，应有取索，并以此牌为信，写其上。如已晓会施行讫，复书牌上遣回。今乞下有司造牌，每路各给一面为样，余令本司依此制造，分给诸处，更换使用。城砦分屯军马，事须往来关会之处，亦如数给与。

　　三、字验：凡军行计会，不免文牒，或主司遗失惧罪，单使被擒，军中所谋，自然泄露。故每分屯军马之时，与主将密定字号，各掌一通，不令左右人知其义理。但于寻常公状文移内，以此字私为契约，有所施行，依此参验。不得字有重叠，及用凶恶嫌疑之语。每用文牒之上，别行写此字验，讫，印其上发往。如所请报，到，许，即依号却写印遣回；如不许，即空之。此惟主将自知，他人皆不得测。符彦卿元用四十条，以四十字为号；今检得只有三十七条，内亦有不急之事，今减作二十八字。所贵军中戎旅之人，事简易记。

　　诏并从之。嘉祐四年，三司使张方平编驿券则例，凡七十四条，赐名《嘉祐驿令》。

　　神宗熙宁五年，诏西作坊铸造诸铜符三十四副，令三司给左契付诸门，右契付大内钥匙库。今后诸门轮差人员，依时转铜契入，赴库勘同。其铁牌只请人自执，在外仗止宿。本库依漏刻发钥匙，付外仗验请人铁牌给付，候开门讫，却执铁牌纳钥匙，请出铜契。至晚却依上请纳。其开门朝牌六面，亦随铜契依旧发放。时神宗以京城门禁不严，素无符契，命枢密院约旧制，更造铜契，中刻鱼形，以门名识之，分左右给纳，以戒不虞，而启闭之法密于旧矣。元丰元年，详定礼文所言：「旧南郊式，车驾出入宣德门、太庙灵星门、朱雀门、南薰门，皆勘箭。熙宁中，因参知政事王珪议，已罢勘箭，而勘契之式尚存。《春秋》之义，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且雷动天行，无容疑贰，必使谁何而后过门，不应典礼。考详事始，不见于《开宝礼》。咸平中，初载于仪注，盖当时礼官之失。请自今车驾出入，罢勘契。」从之。

　　高宗建炎三年，改铸虎符，枢密院主之。其制以铜为之，长六寸，阔三寸，刻篆而中分之，以左契给诸路，右契藏之。

　　门符制，以缯裹纸版，谓之「号」，皇城司掌之。敕入禁卫号，黄绫八角，三千道；入殿门黄绢以方，一千道；入宫门黄绢以圆，八千道；入皇城门黄绢以长，三千道。绍兴二年正月所定也。后更宫门号以绯红绢方，皇城门以绯红绢圆，遂久用之。后复尽以黄，或方或圆，各随其制。

　　又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邮置之最速递也；凡赦书及军机要切则用之，由内侍省发遣焉。乾道末，枢密院置雌黄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军期急速则用之。淳熙末，赵汝愚在枢埂�，乃作黑漆红字牌，奏委诸路提举官催督，岁校迟速最甚者，以议赏罚。其后尚书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时状申省。久之，稽缓复如故。绍熙末，遂置摆铺焉。

　　宫室。汴宋之制，侈而不可以训。中兴，服御惟务简省，宫殿尤朴。皇帝之居曰殿，总曰大内，又曰南内，本杭州治也。绍兴初，创为之。休兵后，始作崇政、垂拱二殿。久之，又作天章等六阁。寝殿曰福宁殿。淳熙初，孝宗始作射殿，谓之选德殿。八年秋，又改后殿拥舍为别殿，取旧名，谓之延和殿，便坐视事则御之。他如紫宸、文德、集英、大庆、讲武，惟随时所御，则易其名。紫宸殿，遇朔受朝则御焉；文德殿，降赦则御焉；集英殿，临轩策士则御焉；大庆殿，行册礼则御焉；讲武殿，阅武则御焉。其实垂拱、崇政二殿，权更其号而已。二殿虽曰大殿，其脩广仅如大郡之设厅。淳熙再修，止循其旧。每殿为屋五间，十二架，脩六丈，广八丈四尺。殿南檐屋三间，脩一丈五尺，广亦如之。两朵殿各二间，东西廊各二十间，南廊九间。其中为殿门，三间六架，脩三丈，广四丈六尺。殿后拥舍七间，即为延和，其制尤卑，陛阶一级，小如常人所居而已。

　　奉太上则有德寿宫、重华宫、寿康宫，奉圣母则有慈宁宫、慈福宫、寿慈宫。德寿宫在大内北望仙桥，故又谓之北内，绍兴三十二年所造，宫成，诏以德寿宫为名，高宗为上皇御之。重华宫即德寿宫也，孝宗逊位御之。寿康宫即宁福殿也。初，丞相赵汝愚议以秘书省为泰宁宫，已而不果行，以慈懿皇后外第为之。上皇不欲迁，因以旧宁福殿为寿康宫，光宗逊位御之。

　　大内苑中，亭殿亦无增，其名称可见者，仅有复古殿、损斋、观堂、芙蓉阁、翠寒堂、清华阁、椤木堂、隐岫、澄碧、倚桂、隐秀、碧琳堂之类，此南内也。北内苑中，则有大池，引西湖水注之，其上叠石为山，象飞来峰。有楼曰聚远，禁籞周回，四分之。东则香远、清深、月台、梅坡、松菊三径、清妍、清新、芙蓉冈，南则载忻、欣欣、射厅、临赋、灿锦、至乐、半丈红、清旷、泻碧，西则冷泉、文杏馆、静乐、浣溪，北则绛华、旱船、俯翠、春桃、盘松。

　　皇太子宫曰东宫。其未出阁，但听读于资善堂，堂在宫门内。已受册，则居东宫，宫在丽正门内。绍兴三十二年始置，孝宗居之；庄文太子立，复居之。光宗为太子，孝宗谓辅臣曰：「今后东宫不须创建，朕宫中宫殿，多所不御，可移修之。」自是皆不别建。

　　淳熙二年，始创射堂一，为游艺之所，圃中有荣观玉渊清赏等堂、凤山楼，皆宴息之地也。

　　幕殿，即《周官》大、小次也。东都时，郊坛大次谓之青城，祀前一日宿斋诣焉。其制，中有二殿，外有六门：前曰泰禋，后曰拱极，东曰祥曦，西曰景曜，东偏曰承和，西偏曰迎禧。大殿曰端诚，便殿曰熙成。中兴后，以事天尚质，屡诏郊坛不得建斋宫，惟设幕屋而已。其制，架木而以苇为障，上下四旁周以幄帟，以象宫室，谓之幕殿。及行事，又于坛所设小次。大、小次之外，又有望祭殿，遇雨则行事于中。东都时为瓦屋五间，周围重廊。中兴后，惟设苇屋，盖仿清庙茅屋之制也。

　　臣庶室屋制度。宰相以下治事之所曰省、曰台、曰部、曰寺、曰监、曰院，在外监司、州郡曰衙。在外称衙而在内之公卿、大夫、士不称者，按唐制，天子所居曰衙，故臣下不得称。后在外藩镇亦僭曰衙，遂为臣下通称。今帝居虽不曰衙，而在内省部、寺监之名，则仍唐旧也。然亦在内者为尊者避，在外者远君无嫌欤？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

　　诸道府公门得施戟，若私门则爵位穹显经恩赐者，许之。在内官不设，亦避君也。

　　凡公宇，栋施瓦兽，门设梐枑。诸州正牙门及城门，并施鸱尾，不得施拒鹊。六品以上宅舍，许作乌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

　





志第一百八选举一（科目上）

　　自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始于《舜典》。司徒以乡三物兴贤能，太宰以三岁计吏治，详于《周官》。两汉而下，选举之制不同，归于得贤而已。考其大要，不过入仕则有贡举之科，服官则有铨选之格，任事则有考课之法。然历代之议贡举者每曰：「取士以文艺，不若以德行。就文艺而参酌之，赋论之浮华，不若经义之实学。」议铨选者每曰：「以年劳取人，可以绝超躐，而不无贤愚同滞之叹；以荐举取人，可以拔俊杰，而不无巧佞捷进之弊。」议考课者每曰：「拘吏文，则上下督察，浸成浇风；通誉望，则权贵请托，徒开利路。」于是议论纷纭，莫之一也。

　　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其次则三学选补。铨法虽多，而莫重于举削改官、磨勘转秩。考课虽密，而莫重于官给历纸，验考批书。其他教官、武举、童子等试，以及遗逸奏荐、贵戚公卿任子亲属与远州流外诸选，委曲琐细，咸有品式。其间变更不常，沿革迭见，而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强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今辑旧史所录，胪为六门：一曰科目；二曰学校试；三曰铨法；四曰补荫；五曰保任；六曰考课。烦简适中，隐括归类，作《选举志》。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今以科目、学校之制，各著于篇。

　　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