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2夜与昼-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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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虹笑了笑。范书鸿轻轻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好,看着林虹问道:“你爱人现在在哪儿?”
“我?”林虹微微摇了摇头,还是涉及到自己了。
“还没结婚?”范书鸿有些意外。
“我离婚了。”林虹坦然地说。
“噢……”范书鸿不自然地点点头,一瞬的尴尬。他太唐突了。“你看我们家挤成什么样了,”他转移话题,环指了一下房间,“范丹林这个改革家连自己的房子都搞不到,挤在父母这儿。真是家不成家。”
“原来这三间不都是你们家的吗?”
“那是老黄历了。‘文革’中又搬进一家,你进来时没看见那家邻居?”
“现在不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吗?”
“有落实的,有没落实的。我这房子问题,前前后后真可以写部很精彩的小说呢。要说问题很简单,单位里只要给我这邻居找下住房,让他搬出去就行了,是吧?就这么件小事情,从1978年到现在,研究来研究去,整整四年了,找了领导几十次,可到现在还是没解决。后来,就是最近这次出国,我突然明白了,我没有随风入俗,采取大家都采取的办法。”
“什么办法?”
“请客送礼。可以说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最最简单的办法。以为在文化单位不用这一套。关于房子的事,前前后后可以和你讲两天,有的场面简直就是电影。”
丰田牌小轿车载着范书鸿在雨夜的北京街道上飞驰着,去首都机场。阜成门立交桥,白塔寺,北海公园,景山,故宫,看着车窗外掠过的京城街道,范书鸿突然惊异了:车一过美术馆往北拐了,应该一直往东去啊。
“怎么从这儿走?”他俯身客气地问司机小刘。
“噢,您等会儿就知道了。拐一下,接个人。”
车在一个漂亮的四合院门口停住,响了几下喇叭。很快,红色大门吱嘎嘎开了,一个人打着折叠伞,戗风顶雨地从门口急步出来,一弯腰,收伞上了车。
是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白贵德。
“您也……”范书鸿看着他,一时有些惊讶。
“范老,我去机场送送你。”白贵德嗓音沙哑地笑道,边示意小刘开车。
范书鸿既意外又感动。这次为去德国参加世界三大宗教史讨论会,曾和研究所领导闹得很不愉快。起初,德国来请了,研究所领导不同意去,说没有外汇。后来,德国方面汇来一笔钱,所领导又说这样有损国体,难道中国连这点钱都出不起?结果还是不让去。无奈范书鸿只得向上面有关部门越级交涉,反反复复总算可以去了,但所领导都有些悻悻然。
车在雨夜的街道上疾驰着。
白贵德打着手势感叹道:“出国交流学术,是很光荣的事情。”白贵德高颧骨,凸额头,凹眼窝,他说话时,那双大眼睛并不看对方,“所里总该来领导送送,别人都说没时间,那就不勉强他们了。我和小刘说了,不要张扬了,到时车拐到我家一下就行了。”他点着烟吐出烟气来,“范老,现在的工作不好做,到处是官僚主义啊,你看你的房子问题拖了多长时间。不能再拖了。等你出国回来,一定立刻解决。”
范书鸿感动着,直到上飞机仍然感动着。
…………
当他中午提着一个沉重的大皮箱踏进白贵德家客厅时,白贵德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又是招呼就座,又是沏茶递烟,又是让儿女从各自的房间出来见见范伯伯,热情地问长问短。范书鸿昨天刚从德国回来,今天上午原打算到所里汇报工作,白贵德让他别急,休息休息,“中午有时间先来家里坐坐”。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客厅里宽敞舒适,铺着红地毯,吊着莲花灯,很富丽堂皇。
一切德国见闻都谈到了。
“怎么样,这次出国,收获不小吧?我这不是指学术方面,是指物质上,啊?”白贵德风趣地笑着,“买了点什么好东西啊?”
“没买什么。”
“没买什么?”
“我只是给自己和所里买了些书籍。这不是,这一箱书,我等会儿就带到所里去。”
“噢……”白贵德意外地怔了怔,眼睛不自然地闪烁了一下,“除了书呢?”
“除了书我没买什么。我节约了九千马克外汇带回来了。”
“九千马克?”白贵德眼睛一亮。
“我准备上缴国家。”
“上缴?”
“是啊。您看,这笔外汇应该上缴哪儿啊?”
“这个,再研究吧。”
两人还在谈着。白贵德脸上还浮着笑容,但显得勉强,而且渐渐冷淡下来,最后完全消逝了。
“我出了门才突然发觉:他最后的态度完全是冷淡的、敷衍的,和他一开始的亲热判若两人。是怎么变过来的,我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我仔细地回忆了整个谈话,回来又和家人从头到尾研究了一遍,才算明白了个中奥妙。”范书鸿说。
“那您的九千马克呢?”林虹问。
“缴了。为缴这笔外汇,跑来跑去跑了好几天,没地方收。最后总算缴到外汇局了。丹林、丹妮他们都说我傻。”
“那您的房子问题更解决不了啦。”
“大概是。”范书鸿苦笑了一下,“难度更大了。隔壁邻居老王是所里的锅炉管道工,原来说一间换一间不往外搬,要一间半。现在又提价了,非要两室一厅的单元不可。”
半导体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京剧《群英会》。
“咱们搬不搬哪?”王满成坐在竹椅上品着茶,慢声慢语地问。两个上小学的儿子已经睡下。屋子里狭窄拥挤。
“搬什么,就东三楼那一间半?”老婆张海花正低头在缝纫机上做活儿,叭地放下剪刀,人胖气粗,“两室一厅,没这就不搬。”
“你没看,范老他们一家挤着也怪可怜的。”
“你可怜他们,谁可怜你啊。你一个烂工人,现在是最不值钱的。照顾谁也照顾不上你。反正他们现在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咱们占着这一间,不给两室一厅就不搬。”
“咱们先搬过去,往后再慢慢找着所里要两室一厅呗。”
“我告诉你,一旦搬出去了,就没人管你了。现在可是重视知识分子,挤兑工人。你没听人说: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边。他们有啥可怜的?又出国,又有钱,工资是你三四倍,划拉一篇文章就是多少钱。咱们也不是和他们过不去,‘文化革命’那会儿范老挨斗,咱们没可怜过他?我这是和你们所当官的过不去呢。我要是你,不给房子,冬天就让你们机关暖气全不通。”
“那这邻居也太不讲理了。”林虹说。
“他们的考虑也能理解,将心比心吧。”范书鸿不无感叹地说。
“您在这样的条件下搞历史研究也真不容易。”
“我算什么研究啊。”范书鸿摇了摇头,“这不是,明天,”他翻了一下台历,“有个法国历史学家,是法籍华人,叫邓秋白,我要请他和太太吃饭。他是我,噢,还是你爸爸,四十年代一块儿去欧洲留学的同学。明天你也一块儿去吧,你看,”他轻轻拍了拍写字台上堆放的四大摞硬皮精装书(大概有几十本,码成一个立方体),“这是他送我的著作,加起来有一人高吧,著作等身。可我,想回送他一本书,却几乎找不出来。”老历史学家拉亮红纱罩台灯,使屋里再增加一些亮度,然后,在拥挤中挪开椅子费劲地站起来,拉开身后紧贴着书柜的玻璃,从里边抽出一本顶多有三百页的平装书:《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他轻轻拍掸了一下书上的尘土。
“回国几十年了,我只出过这一本书。”他翻了翻,书中夹着很多纸条,他拿出一张看了看,朝林虹抖了抖,“就这一本书,还要对许多地方修改后才拿得出去。……这就是我一生的‘成就’啊。”他把书慢慢放到写字台上,用右手抚摸着,左手下意识地摩挲着那堆码成一个硕大正方体的四摞书。
他自己的书,薄薄的一本,薄得几乎没有厚度,手指透过书似乎便直接感到了桌面的硬度。质地低劣的封皮,软沓沓的,没有一点张力。
老同学的书,厚厚实实的一垛,堂皇气派,精装封皮硬挺挺的,烫金字赫赫然的。沉甸甸的一垛书压得写字台要翻倾过来似的。他右手不由自主地用力再用力压住自己那本薄书,好像这样才能维持这个大天平的平衡。
书的对比大概使他回想起一生走过的道路。
“当时我回国了,他没回国。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范书鸿感叹道。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大概是为着打破这不该有的静默,范书鸿又从书柜里抽出两本大学的历史教科书:“还有,就是这教科书了。我只是十几个编委之一。也不能算我的著作。”
又是两三秒钟沉默。听见窗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呻吟。
“您现在后悔吗——当初回国?”林虹轻声问。
范书鸿看了看林虹,摇摇头:“已经走过的路,有什么后悔的?”
“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一次呢?”
“还是要选择回国的吧。”
“为什么,这三十年不是把您的学术事业都耽误了?”
“我主要是为了孩子。他们应该回到中国来。”
林虹刚要说什么宽解的话,范丹林回来了。他冲她笑笑,转向父亲:“爸爸,您这左手一大垛,右手一薄本,可真是个蒙太奇对比。这充分证明前些年,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是多么可悲。”
范书鸿不满地瞥了儿子一眼。
“爸爸,您明天就准备把这么一本佛教史回送邓伯伯?”
“还有这两本教科书,集体编的,不一定合适吧?”范书鸿看着儿子,犹豫不决。
“这哪能送出去啊?”
“那,就只有这本佛教史了。”老历史学家显出了可怜。
“这本也别送了。”
“怎么?”
“这本书是什么年头写的?那种理论模式下写的东西,一点学术价值都没有。”
“起码有点资料意义吧?”范书鸿小心地说。
“有什么资料意义?这本书现在看,没什么信息含量。趁早别送人。拿出去还不够丢脸败兴的呢。”
“你……”范书鸿一下恼了,嘴唇有些发抖。
“爸爸,您不要生气,我不是想伤您自尊心。您看邓伯伯的书——”他啪啪啪把书一本本从书垛上拿下来,又一本本在桌上打开着,哗哗啦啦展露出装潢精美的封面、扉页,雪白发亮的纸张,华美的插图,“一本是一本。这是1957的,那一年您干啥来了?差点当右派。这是1958年的,1959年的,1960年的,人家年年出书。看,这本是1966年的,您那时正住牛棚呢。这一本,还有这一本,您看,这一本是1982年3月出的,刚出三四个月。爸爸,要我说,您这样的书不如不送,孤零零一薄本,也没什么新内容,送了反而让人小看。”
“有什么小看的,他是我老同学,对中国这些年情况也不是不理解。”
“你不是要修改再版吗?等那时候再送不也行吗?”
“不修改了,就这样送人。我一辈子没写什么,就写了这本连资料意义也没有的劣等书。”
“爸爸……”
“你怕爸爸让人小看,爸爸可不怕让人小看。”
范丹林看着父亲想说什么,又闭住了嘴。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爸爸,书你送吧,送还是对的。”
“你说送,我不送了。”范书鸿大声说。因为激动,他的手神经质地抖动着,摸索着抓起那本书,哗嚓嚓,从中间把书撕成了两半。
范丹林怔怔地看着父亲,林虹也不知该如何劝慰了。
突然,外屋阳台上传来惊惶的喊叫,那是在范丹林之后刚刚回来的保姆的声音:“你们快来呀。阿姨晕倒了。”
三个人一惊,急忙来到阳台上。吴凤珠正呻吟着瘫倒在黑暗中。
“我刚回来,要在阳台上放点东西,就发现阿姨……”
保姆是个四十来岁的安徽妇女,她蹲在吴凤珠身边,对范书鸿解释着。
“妈妈,你怎么了?”
“凤珠,凤珠。”
父子俩抱起吴凤珠,要往屋里抬。
“我……不要进屋……我……要……翻,翻……”吴凤珠有气无力地挣扎着。
“你还翻什么?本子,本子,连命都不要了?”范书鸿冒火地说。
在众人的协助下,吴凤珠被抬进房间。铺床,安置,拿药,家里乱成一团。
这时,门厅又响起陌生的敲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