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1]_派派小说-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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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格登先生站着向他的手心凝视了一会，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大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款计数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不是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总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第二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给我忘怀了。
　　我六七岁时，我的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方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5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天气的下午，有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哥哥陪同进店。他们大概五六岁。我正在忙着洗涤水箱。那两个孩子站着，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澄澈的碧水中美丽得像宝石似的鱼类。“啊呀！”那男孩子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注视那些鱼类好一会之后，便要我给他们好几对不同的鱼，一面在水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把他们选定的鱼用网捞起来，先放在一只让他们带回去的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地提着。”我指点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他说。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间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有什么下文，而且连那小女孩会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了。她张开拳头把3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悟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给我的教益。到了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那位老人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把这个难题应付得多么得体。
　　我看着手里的那几枚硬币，似乎自己又站在那个小糖果店的里面。我体会到这两个小孩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抑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胸，使我的喉咙也有点酸。那个小女孩以期待的心情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这样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才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小孩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正站在一张踏脚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30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无已，“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于是把魏格登老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矮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伟大的平凡

　　　　汽车停在从巴黎去科龙贝—双教堂路上一家花店门前，我们下车选购了一盆洁白的菊花，捧上车，继续这往返千里的旅程。
　　车在田野间平坦的公路上疾驶。10月中旬的这一天，秋阳朗照，法国的农村，恬静美丽。地里庄稼已经收割，不时看见猎人携枪漫步搜索，一条小狗前后欢奔。庄稼地里和边缘上的丘陵丛林中，不知哪里会窜出一只野兔来哩。
　　然而，我的思绪不太能够使我欣赏田野风光。上了年纪、生于忧患的人，看见这种安适景象，反而容易勾起往事，产生对比。更何况我们此去是专程瞻仰戴高乐将军的墓地。
　　初次知道戴高乐将军的名字，早在抗战时期，在四川重庆。那时我在报馆工作，天天接触到国内外战局的发展。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前方节节败退，后方物价飞涨，谣传蜂起，人心浮动。只有西北、华北，人民抗战的烽火遍地燃烧，越烧越旺，鼓舞全国人民打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在欧洲，希特勒侵占波兰，在积极准备后，突然发动西线战事，以强大的机械化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突入法国。法国军方昏庸无能，指挥失当，兵败如山倒。巴黎的政府惊惶失措，屈膝求和，在维琪成立贝当政府。半个法国被纳粹占领，另外半个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法国人民奋起反抗，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戴高乐。他当时不过是个陆军部的副部长，毅然决然，挺身而出，高举民族抗战大旗，发动“自由法国”的抵抗运动。
　　这是战火纷飞、风雨晦冥的日子啊！
　　车窗前，远处是一座树木葱茏的小山头。翠绿之中，一个棕色的双十字架高耸入云，那是“自由法国”的徽号。戴高乐将军之墓快到了。
　　司机没有在小山脚下停车，而是绕向前去，直驶附近一个小村落，停在一座教堂前的小小空地上。教堂可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建筑物，屋顶墙壁，饱经风雨，有一点败落景象。一道半圆形的短垣，拱绕着教堂。教堂周围是一个个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墓，一个挨一个，稍稍隆起地面，是石头砌的，上面竖着或者浮雕着一个十字架，墓碑上写者死者的姓名。戴高乐将军的墓在哪里呢？我们捧着菊花，沿着墓丛中的小径，缓步寻觅。　
　　真使我惊呆了。戴高乐将军的墓，就在小径尽头，也是以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长方形，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分线，分线左侧的石面上写着：“安妮·戴高乐，1928——1948”。右侧的石面上写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墓首有一个以同样的石头琢成的十字架。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前一个花瓶，插着杂色的花朵，大概是从本村中采撷来的。那白色稍带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头，多半是用来镶马路边的。就在这小小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头看那朴素、简单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觉得面前是一个新的境界：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达的
　　！说惊呆了，是由于我对戴高乐将军安葬的情况略有所知。他在1970年11月9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全法国一片悲声。将军生前遗言葬在他女儿身边。女儿生来有病，20岁夭折，作为父亲，是十分痛心的。将军的葬礼俭朴，不吹号，也没有乐队奏哀乐，教堂举行弥撒时，没有讲话。将军的棺木，由一辆战车运到教堂前，是本村青年抬往墓穴的。棺木是350法郎（当时约合63美元）买的。……我真没有想到，将军之薄葬，到了如此地步。但是，法国人民深深铭记着将军对法兰西民族的丰功伟绩。就在科龙贝——双教堂举行葬礼的同时，巴黎50多万群众冒着秋雨，自发涌上街头，在雄壮的《马赛曲》乐声中，迈着沉重的步伐，汇集到爱丽舍田园大街近旁的凯旋门广场，表示深切的哀悼。
　　教堂周围是几十户人家的村落，古树旧屋，没有任何修饰。这地方，离开最近的火车站有十多公里，也没有直达这里的公共汽车。谁要来，只能开车。就在我们徘徊沉思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法国人来到墓前，默默注视着墓石，没有人谈笑，说话声音都低低的，生怕惊动了父女的安眠。这时还开来了两辆大旅游车，那显然是外国的游客。他们走路，脚步也特别轻。
　　离开墓地，我们驶往小山之麓，登上山顶。那双十字架，立在一片草坪上，由许多石块垒成，护以钢筋，有十多层楼高，拔地而起，直指青天，昂然独立，睥睨四野。周围林木森森，纵目远眺，田野和森林，交织着伸向天际。这当然是为纪念戴高乐将军而立的，然而代表了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光荣。
　　戴高乐将军是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他为法国政治带来了稳定。政治上的稳定导致了经济上的发展。他排除万难，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本人的政治生活是波涛起伏的，最后一次参加公民投票后，就不当总统了，退居科龙贝—双教堂。政府按规定对退职总统提供的费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给他的宅邸，他拒绝迁居；他靠自己的稿费度日，还为了纪念夭折的女儿，把自己大部分的钱捐做儿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后，戴高乐夫人住进天主教基金会办的养老院，不要政府津贴，不要儿女供养（除早亡的女儿外，戴高乐夫妇还有一子一女），不与外界往来。她已79岁高龄。当我们离开巴黎时，她因病入医院，旋即去世。
　　“每当历史最恶劣的时候，我的义务就是把法国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是戴高乐将军的名言。他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然而他还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一个严格按照国家宪法办事的人，一个不要特权的人，一个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杰出政治家、法兰西民族的伟大战士，他来得光明，去得清白，丰功伟绩，皎皎晚节，永远是法国的骄傲。
　　暮色苍茫中，我们驶返巴黎。我们惦记着那盆洁白的菊花。在戴高乐将军父女墓前，除了那一瓶，别的花是不让放的。但是在他墓的斜对面，有一大如圆桌面的平台，上面放着几块戴高乐将军的战友和其他人送的大理石纪念牌。我们的菊花就放在一块镌有将军姓名的石牌前。




　　　　　　　　　　　　　　　　　　　　　　　　　　　　　妈妈的银行存宽
…
　　　每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分成好几摞。“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1摞银币。
　　“凯瑞恩的鞋要打个掌子。”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我们孩子当中有人提出。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5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乎乎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
　　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那盒子是西格里姨妈有一年圣诞节时从挪威寄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的大银行不同之点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要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
　　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
　　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还不够；”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之后，说道：“我戒烟。”
　　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
　　我说：“我每星期�